游国恩的楚辞学思想吸收了古代学术思想的精华，借用了中国思想史上“天道”、“人事”、“天算”等概念，并在楚辞学语境中使用，来构建其楚辞学体系，阐明其学术思想。游国恩继承了中国楚辞学的传统，中国学术的传统特征，如经世思想和批判精神潜隐于他的楚辞学研究中。
【关键词】游国恩 楚辞学 思想
游国恩是现代楚辞学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从学术史的发展角度来说，其楚辞学包容、吸纳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精华，这使游国恩的楚辞学具备了思想的品格，形成了完整的楚辞学体系；二是中国楚辞学的传统观念，使游国恩的学术研究成为中国楚辞学史上的一个丰碑，他不但延续了中国楚辞学的学术思想，而且为它增添了新的血液。
道家观念的渗入
“天”、“道”是道家哲学的重要概念。“天”具有形而上的本体的意义，是自然界的总体或者整体，有时也指“道德定命”、“理性”。“道”，是一切事物生成、演变的根源，“道”蕴含着生命的体验理论，带有东方神秘主义的成分。游国恩在楚辞学研究中借鉴了这两个重要的道家哲学概念。
天事―自然界之现象。“屈子以天问题篇，意若曰，宇宙间一切事物之繁之不可推者，欲从而究其理耳。故篇内首问两仪未分，洪荒未辟之事，次问天地既行，阴阳变化之理，以及造物化神功，八柱九天，日月星辰之位，四时昼夜开合晦明之原；乃至河海川谷之深广，地形四方之径度，昆仑增城之高，冬暖夏寒之所，皆天事也。”①游国恩把道家哲学意义的“天”与“事”组合，统指自然界之一切现象。
天道―理乱兴衰之故。游国恩在《天问题解》中说：“天问者举凡天地间一切现象实力以为问，犹今人曰自然界一切之问题云尔。”②、“天事之外，旁及动珍怪之产，往古圣贤凶顽之事，理乱兴衰之故，又天道也。盖天统万物，凡一切人事之纷纭错综，变幻无端者，皆得摄于天道之中，而与夫天体、天象、天算等广大精微，不可思议者，同其问焉。”③道家哲学的观念，“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老子》第47章）“天道”在道家的哲学中是关于世界总体性的理论，“天道”是关于世界最高的、总体的规定，是不可违抗的，如果违背天道，必然要遭到惩罚。
游国恩以“天道”解释《天问》所涉及的自然界与人事之问题，这里的“天道”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或者说是一种规律，自然界无法违背，社会兴衰变化也要遵循其，即“天统万物，凡一切人事之纷纭错综，变幻无端者，皆得摄于天道之中。”
天体、天象、天算―事物运行之法则。“在他的《天问》里面那些关于天体、天象、天算和地理上许多极有价值的问题。”④这里游国恩涉及到了三个关于“天”字的词语，“天体”、“天象”、“天算”。天体，可以理解为宇宙间的物质形体，天体的集聚，从而形成了各种天文状态的研究对象。
天象，是古代人对天空发生的各种自然现象的统称，现代通常指发生在地球大气层外的现象。当然，在古人看来，天空的各种自然现象是有表意形的，古人常用以占吉凶。如《易・系辞上》：“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书・胤征》：“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唐刘知几《史通・书志》：“必为志而论天象也，但载其时彗孛氛，薄食晦明，裨灶、梓慎之所占，京房、李A之所候。”这些都是道家哲学的观念。在老子《道德经》中“象”字出现了5次，在第4章、14章、21章、35章、41章。这里的象，有“似乎”之意；还有的是“症候”之意；还有“景象”之意。游国恩在《屈赋考源》和《天问题解》中，借用道家“象”的概念来论述屈原在《天问》中提到的各种自然奇观。这些景象不是无端存在于自然界，它们与人类社会存在着某种联系，甚至与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有关。
天算，犹言天数，亦作“天g”。《后汉书・张纯传论》：“孝章永言前王，明发兴作，专命礼臣，撰定国宪，洋洋乎盛德之事焉。而业绝天g，议黜异端，斯道竟复坠矣。”⑤李贤注：“业绝天g谓章帝晏驾也。”⑥天算在游国恩看来是人类无法了解的超自然的力量在控制人类社会，也就遵循了道家所谓的“天道”。
儒家思想的传承
游国恩生长于江西临川一个普通家庭，从小接受了儒家的正统教育，祖父是一位前清的秀才，古文功底很深，他担当了游国恩的启蒙老师。在祖父严厉的旧式教育下，游国恩修完了全部课程，对《四书》、《五经》熟记于心。在其多年的楚辞学研究中，无不渗透着儒家的思想观念。
天道、人事―天意向背的指针。游国恩认为“儒家的天道观，完全建筑在人事的基础上。换言之，就是建筑在人们的行为上，德与不德，善与不善，就是天意向背的指针。”⑦他研究屈原的学术思想部分使用了“天道”与“人事”的概念。在儒家看来天道是一种道德的形上学，道德是内在心性的基础，天道、命与人的本心是相通的。也就是说，自然和人类社会存在吉凶福祸的关系。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⑧游国恩引用了《孟子・万章上》：“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周书》：“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为善不同，之归与治；为恶不同，之归于乱。”他以这一系列的儒家关于“天道”、与“人事”的理论为支点探求屈原的学术思想之源。在游国恩看来，屈原强调的“天道和人事的关系”绝对是儒家的口吻。民德与圣德是心性的基础，这导致人的行为即“人事”的善或者不善，直接成为天意向背的指针。
修身、律己―家齐国治天下平。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历史贡献就是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国家形态提供了一个成熟的政治伦理。“家国同构”是其宗法制的一个核心内容，这个理论的起点就是个人的修身与律己。国家的管理、政策的实施、家庭的和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领导者和家庭成员的个人素质。修身与律己这两条原则在管理国家事务、调节家庭成员的关系上与儒家的“仁”与“礼”的心理基础是一致的。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⑨
游国恩把修身与律己的儒学观融入楚辞学研究中，他以此来衡量屈原的思想。他认为屈原的行为符合儒家的修身与律己观：至于对他对于修身和律己方面，也很有儒家朝乾夕惕，欲寡其过而未能的态度。例如说：“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o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离骚》）又说：“毕心自慎，不终失过，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橘颂》）而其修身所系的目标，也离不了儒家常说的仁义；所以又说：“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怀沙》）⑩这与儒家所说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是一样的道理。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明道德之广崇。“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儒家的重要主张。游国恩在分析屈原的学术思想时，认为屈原心目中的尧舜禹汤文武，甚至於一切的古先圣王，都认为是真善美的最高标准，应该取以为法。所以在屈原的作品中频频出现尧舜、文武、重华等古之圣贤就不足为怪了。在游国恩看来屈原所企慕的尧舜与孔子的祖述、孟子的称道没有区别，都是儒家精神的显现。
游国恩认为：“屈子所以必须举出那些古先圣王的行事者，就是为了要‘明道德之广崇’和‘治乱之条贯’了。”与之相反的荒淫暴虐之君自然是要引以为戒的。在《天问》中，屈原也提到了大量乱亡借鉴的例子，如羿淫游、浞作乱、桀违常等，游国恩认为自古国家治乱兴亡，有其必然的因素，那就是是否能用德治，“循之则治而兴，违之则乱而亡。”在儒家看来是有德之君对于国家存亡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儒家的“礼”的根本出发点就是以“德”本，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归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的“大同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秩序的稳定与否。这种具有法的意味的儒家之“礼”，一旦违反了，就必然遭到“天”之惩罚。
游国恩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中撷取养分应用于楚辞学研究中，作为文学的研究主体，他在楚辞学研究中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找到了一个结合点。从哲学与文学的角度看，游国恩的楚辞学是以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为基础的，是中国思想文化在楚辞学领域的延伸。
游国恩楚辞学所具备的中国传统学术特征
中国的学术传统已经积淀两千多年，作为一个学者，游国恩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传承。中国学术传统的特征经世思想和批判精神潜隐于他的楚辞学研究中。
经世思想―以天下为己任之情怀。经世思想是儒家学说的一部分，就是所谓的“入世哲学”。经世思想就是关注社会现实，并用所学知识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这实为知识分子的一种“忧患意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吸收了这种经世精神，作为自己的重要责任，自觉地担负起关心时政、针砭时弊、救国于危难之中的使命。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陷之弊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信而见疑，忠而被毁，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生怨也。”作为游国恩研究对象，屈原的这种忧患意识与经世精神无疑会直接影响了游国恩。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游国恩把爱国主义思想融汇到在楚辞的教学中。他回忆在青岛大学教学的日子这样写道：
“那时候正是日本加紧侵略华北的时候。平津不必说，我就亲眼看见日本浪人捣毁胶海关。他们公开的偷运白银和白面，种种不法行为，闹得不成样子。我真的在替国家担忧。我那时讲《楚辞》，的确是有意在做宣传工作，宣传三户亡秦”的民族主义。……在当时，我只深深感到国家民族前途之可虑”。
台湾学者徐复观曾经以“忧患意识”概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游国恩面对当时天下战乱、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心忧如焚，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读到一位知识分子的高尚人格和道德情怀。一介书生，他没有投笔从戎，却把讲台变成战场，以屈原的精神激发青年，以屈子之文感化学生，教室成了民族主义的宣传阵地。“凡亡人之国者，必亡其民之性。文字者，民性之所寄，其潜力终不可悔。”秦之所以灭六国文字，实为灭民之性。在抗战的硝烟与烽火中，游国恩没有在高校的象牙塔中陶醉，而是关注社会现实，以其倾注心血研究的楚辞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以求达到启发民性、国治民安的实效。游国恩这种价值观的实质是由文化学术价值向政治伦理价值的转换。
批判精神―楚辞学之新气象。中国的传统学术几千年来得以传承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学人具有重历史反思的批判精神。这表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总会有学者出来做学术思想史的总结、批判工作，同时中国的学术又及时的融入了富于时代特征的新观念、新思想、新视野和新方法。尤其是在历史转折时期，往往会有学者通过回顾和反思学术发展，一方面做学术思想的总结、批判工作，另一方面又开启新的学术时代。
游国恩的楚辞学研究就具备了历史的批判精神，他既是中国传统楚辞学的集大成者，又是现代楚辞学的开拓者。
陆侃如在《楚辞概论》序言中评价：“数万言的概论，可算是有《楚辞》以来一部空前的著作。不但可供文学史家的参考，且为了解楚辞的捷径了。”“这书最大的特点，是把《楚辞》当作一个有机体，不但研究他本身，还研究他的来源和去路。这种历史的眼光，是前任人所没有的。”这是此书的第一大贡献。《楚辞概论》的第二个贡献就是“考据的精神”。游国恩对屈原的事迹、作品的时代做出了详细的考证。罗庸在《楚辞纂义序》中说：“泽承此编，承近世学风之变，兼前人累世之长。其於左右采获，巨细靡遗，则远喻蒋氏：别白异论，独抒卓识，则度越考亭；至于校正文字，疏通训故，考订史实则又东原所未逮焉。”罗庸和陆侃如的评价说明了游国恩楚辞学研究的批判精神。他既有对传统楚辞学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的继承，综理旧说，对两千多年的楚辞学作了一个全面的总结；又开创了现代研究楚辞学的新气象，发明纂义体例，提出“女性中心说”。
综上所述，游国恩的楚辞研究既吸取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精华，尤其是儒学、道家中的概念应用于楚辞研究中，构建了完整的楚辞学体系，从而区别于零散的楚辞研究；又继承了中国楚辞学的传统学术的特征，并且为它增添了新的血液。
【注释】
①游国恩：《读骚论微初集・天问题解》，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36年，第176页。
②游国恩：《读骚论微初集・天问题解》，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36年，第176页。
③游国恩：《读骚论微初集・天问题解》，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36年，第176页。
④游国恩：《游国恩文选・屈赋考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页。
⑤（南朝・宋）范晔著：《后汉书・张曹郑列传》，李贤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809页。
⑥范晔著：《后汉书・张曹郑列传》，李贤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810页。
⑦游国恩：《屈原》，上海：胜利出版公司，民国35年，第110页。
⑧杨伯峻译注：《论语・公治长》，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46页。
⑨杨伯峻译注：《论语・子路》，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36页。
⑩游国恩：《屈原》，上海：胜利出版公司，民国35年，第111～112页。
游国恩：《屈原》，上海：胜利出版公司，民国35年，第104页。
游国恩：《屈原》，上海：胜利出版公司，民国35年，第108页。
游国恩：《屈原》，上海：胜利出版公司，民国35年，第110页。
（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999页。
游国恩：《屈原》，上海：胜利出版公司，民国35年，第4页。
游国恩：《楚辞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8年，第2页。
游国恩：《游国恩楚辞论著集》，游宝谅编，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