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民族文化植根于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是各民族生活场景的缩影，均有自己文化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同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文化存在差异，都在不断的互动和变迁中，当不同民族彼此接触时，自然会发生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现象。红河流域同样如此，土司制度建立后，汉族开始迁徙到少数民族地区，族际交往加深，民族间文化的互动与融合越来越明显。纵观红河流域少数民族发展的历史，有诸多外部因素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向前发展，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汉人的到来。迁移到红河流域的汉族把中原地区先进的观念、思想、制度等软文化，以各种手段或方式，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辐射和传播。对于动态的族际交往和文化互动，我们无法判断当下汉族对少数民族产生的具体影响，就目前而言，我们只能对已有的历史遗存―土司制度加以判断。本文通过回顾土司制度在红河流域的发展历程，探讨土司制度在族际交往与文化互动中的影响。
土司制度的缘起
土司制度是建立在奴隶制和领主制经济基础上的一种特殊政权形式。土司制度源于秦、汉、宋、隋、唐等推行的羁縻政策，《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汉宫仪》说：“羁，马络头也；縻，牛也”。
忽必烈建元后，中央政权得以重新确立，元王朝拥有一个疆域广阔，民族繁多的国家。元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在总结唐、宋“羁縻政策”基础上，创立了“蒙夷参治”法。但是，地理位置、交通、战乱等因素影响，西南地区各民族发展不均衡，所属的社会制度也不一样，白族、傣族、哈尼族、彝族等已进入封建社会，瑶族、苗族等处在奴隶社会，拉祜族、布朗族等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当时生产力水平决定了这些众多民族不可能同时跨入封建社会，加之各民族生活习俗的差异，要构建一个比较稳定的西南民族地区，特需拉拢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其服务。
元朝统治者深谋远虑，为了巩固西南民族地区的统治地位，用“土官参政，土流共治”的土司制度讨好和管控少数民族首领，并把土司制度作为一项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公开颁布。在当时背景下，土司制度既考虑了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不均衡的情况，又可以起到流官和土官互相牵制，消除或减少地方势力割据的可能。从根本上杜绝了再次出现大理、南诏、自杞等少数民族地方割据的局面。
红河流域的土司制度
从元朝土司制度建立，明代土司制度的兴盛，清代土司制度开始逐渐衰落，民国土司制度残延，到新中国成立土司制度彻底终结700余年间，红河流域土司制度存亡形式多样，有一个大的土司分解成几个小的土司，三五个小的土司吞并成一个大的土司，有的昙花一现。据记载，红河流域地区，元朝时共有哈尼族、彝族、傣族10余个土司，笔者收集了部分土司的资料，具体情况如下（见表1）：
表格1：元朝红河流域部分土司情况一览表
土司一旦受封，世守本土时代相传。其承袭法规定长子继承，无子也许弟袭。即父死子袭，先嫡后庶，嫡系无子，庶系继承，庶系无后，近支继承，嫡系年幼，由母亲或伯叔代办。土司的职能部门称为司署或土司衙门，最高长官称土司，集军、政、财于一身，统辖司署。红河流域的哈尼族、彝族、傣族、壮族等少数民族首领，若被中央王朝选中委任为“土司”，他们就会主动积极地学习和吸纳外来文化，打破“自给自足”、“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状态，将视野投向当时最为先进的中原文化，以开放的姿态重塑本民族文化。同时，文化具有民族性和差异性，任何一个文化都在不断互动中调适自己，而文化的互动是双向的，在追求先进文化的同时，相对落后的文化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要素。代表先进文化的外来汉族，长期与少数民族生活在一起，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少数民族诸多文化要素，产生了一系列的文化新现象。
土司制度视阈下族际交往与文化互动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模式，时至今日，不同民族在价值理念、日常习俗、节日仪式等方面依然保持着相对独立的个性，如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哈尼族的长街宴。这些不同的民族文化模式在统一的中央王朝统治下，互动交融，取长补短。土司制度建立之前，红河流域少数民族受中央王朝的影响小，与汉族社会交往也不多。土司制度建立之后，少数民族与汉族有了密切的往来，并带来了一系列影响。
族际交往与文化互动，消除了民族偏见。民族偏见是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或由于战争、利益冲突、宗教、文化的因素在族群间产生的排斥或敌意的一种态度。主要表现为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有某种怀恨、戒备和神经过敏的倾向。红河流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民族偏见会影响该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土司制度建立后，中原汉族文化开始在红河流域传播，文化交流与族际互动，加深了相互了解，取得互相信任，终结了“石头不能做枕头，汉人不能交朋友”的隔阂时代。生活在红河流域族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就像邻里关系一样，不敏感、不特别。差别只是体现在不同语言、服饰，而不是民族情感。 族际交往与文化互动，丰富民族文化内容。土司制度建立后，中原地区汉族先进价值理念、生活习俗等文化陆续传入红河流域少数民族地区，这极大地促进了民族间的相互沟通、交流和发展，也丰富了少数民族文化生活，推动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例如汉族许多故事和寓意传入少数民族地区，唤醒了少数民族对艺术作用的认知，鼓舞了人们对艺术美感的追求。文学艺术成为少数民族表达“喜怒哀乐”思想感情的一个重要载体。如红河流域少数民族文献典籍《灶君神》、《灶神家神》、《申仲妮》、《仲依妹》、《土地神》等就是根据汉文化思想创造而成的故事。又如，红河流域少数民族婚礼中，虽然新人还住在蘑菇房，身着哈尼族服饰，但小桌上摆满了汉族地区传进来的糖果、饼干，燃放鞭炮，这里面已经吸纳了许多汉族的习俗，显示着汉族生活的某些元素。
族际交往与文化互动，传播了先进知识。红河流域地区，原始的知识文化传授者为族内长者或当地的“毕摩”、“贝玛”。随着土司制度的建立，自销自产的族长、贝玛、毕摩无法担当汉族先进知识的传授职能。少数民族首领急需聘用熟悉管理和外交事务的汉族师爷，协助其治理辖区内的各个民族，制定或颁布各种法规典章，仿造中原汉族模式建造土司署、私塾、办案大堂、监狱、军队等。汉族知识分子借助土司制度的创建，将一系列的汉族文化潜移默化地注入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少数民族首领自然接受汉族文化的不断渗透。同时，代表了当时先进文化的土司衙门，受到了辖区内少数民族的纷纷效仿，外来的汉文化开始在红河流域民族地区生根发芽。
族际交往与文化互动，消弭身份的差异，有利于调适民族关系。传统的少数民族社会里，男性在日常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为了巩固男性的统治权利，通过“父子连名”的取名方式延续家庭财产的继承权，如……→溪处→处遂→遂配→配束→束克→……。但是，这种取名方式，所有的家庭成员只有名没有姓。土司制度的传入，深刻影响了少数民族的取名方式，少数民族首领为了显示自己的进步，与汉族官员平起平坐，各自小名前加了一个汉姓，如：（马）黑奴、（番）普也、（李）阿则、（普）服远等。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微不足道的，然而个体的认同意识，尤其是族群中的精英的行为往往对群体意识起着导向性的作用。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土司开了取汉姓的先河，使用汉姓成为了一种进步的标志，一种荣誉的象征。于是，少数民族群体间开始效仿启用汉姓，如朱、李、高、王、曹等汉姓在红河流域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大力普及。
族际交往与文化互动，开创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自由联姻。一直以来，红河流域少数民族严格遵循族内婚姻，违反者会遭到众人唾弃，并一律按照族规惩罚。但是，随着土司制度的建立，汉人大量迁入并相互交错居住，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婚姻也经历了从最初的反对、默许到公开认可。现在，在汉族与少数民族聚居区，二者通婚已成为一种常态。通婚圈简单概述就是择偶距离，通婚圈的变迁是文化互动的晴雨表，不同的通婚圈，既是族群认同的一种表现形式，又是社会资源获取的一个途径，还是民族文化得以传承的载体②。只有当不同族群的大多数成员存在广泛的社会交往，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彼此间相近或高度和谐时，两族间才可能出现较多数量的通婚。
族际交往与文化互动，导致了族际间生计趋同。一个民族要生存，必须发展出一套能从生存环境中谋取食物的方法。人没有了食物，就要死亡，文化也就不存在。霍华德（Michael C.Howard）认为，文化本身是一种习俗性态度，按照这种态度，人类群体学习如何协调其行为、思想及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③。红河流域特殊的地理环境，客观上促使汉族调整以前的生计方式，效仿少数民族谋生方法，依山伴水开垦梯田种植水稻，培育高寒耐温的茶叶、玉米、烟叶等经济作物。同时，人类之所以比其他动物更能适应环境，是因为他们能够在文化互动中自我调适。红河流域山高路陡交通极为不便，马帮成为了对外交往的“丝绸之路”，担负着日常用品、物资流通、信息传递的职能。“山间铃响马帮来”这一古老的运输方式，不仅充当商品流通的市场，改变了少数民族的经济观念，而且把神秘的少数民族文化带到了中原，丰富了汉族文化。
结语
学者庄孔韶指出，族界标志是指一个民族决定或表达成员身份的方式，用来证明或者指明群体成员身份的明显因素④。民族之间的界线本身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不同民族间因接触而产生彼此认同与区分，而一层层的边界就是人们进行相互区分与认同的社会场域。土司制度在红河流域的创立，较之其他少数民族地区而言，红河流域少数民族的社会关系网络与汉族的关系非常密切，红河流域族群的社会交往与交际网络显示出延展性特点，族际交往与文化互动十分频繁，个体融入社会的能力很强，对汉文化的接受程度较高，民族交往整体上具有开放型、拓展型取向。具体有如下的表现：
土司制度改善了民族关系，增强了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土司制度在红河流域建立，移居于红河流域的汉族形成了零星分散，大小不一的自然村落，它们分布在哈尼族、彝族、傣族等少数民族村寨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殊格局，打破了民族的界限，加深了感情，消弭了族际间的文化差异，有利于民族的和睦与边疆稳定。
土司制度冲破了禁闭和禁锢，增强了开放意识。红河流域山高、路远，深谷地势极为复杂，交通闭塞，形成了封闭的社会环境，长期处于“种田为吃饭，养牛为耕田，养鸡生蛋点盐巴钱”的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生活。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傅友德、蓝玉、沐英等率领大军平定云南，据史载，当时驻滇明朝军户就高达30余万⑤，与军队一同迁居云南哀牢山和无量山之间红河流域的汉族及其他工匠、商人等不计其数。他们开始在红河流域投资建商店，设摊点、餐馆、诊所、典当等等，这种状况很快打破了红河流域自然经济状况，不仅方便了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也开阔了他们的视野，看到了山外的世界，刺激了少数民族生产商品的欲望，并在与汉族的交往中逐步学会了开发带有商品性质的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等。开放意识、商品观念日渐增强，打破昔日封闭、半封闭状况。
土司制度确保了自治权，提高了民族与国家双重认同。“土官参政，土流共治”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少数民族首领享有地方自治权，为了世袭“土司”的特权，他们对自己所属的中央王朝存在着高度的认同，同时，少数民族首领对本民族同样存在坚定认同。两者和谐共生，互不矛盾，这一状况与当时土司制度促进了族际交往与文化互动有着直接的联系，反映了当时历史条件下土司制度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包容性。
总之，土司制度视阈下，红河流域少数民族与其他群体（主要是汉族）在社会交往中充分显示出多元文化认同的发展趋势，族际交往与文化互动呈现出流动性、包容性、开放性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