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中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丹麦《政治报》主编萨顿法登先生说。他不久前对笔者说这话的时候，有点儿半是认真、半开玩笑的神气。他说，“预测中国这些年来成了一种时髦，但我们的预测总是出错，所以，现在干脆就不再预测中国了。”
其实，又何止是西方人士，不少中国学者在预测中国的发展时也有力不从心之感。道理并不复杂，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的一些有关现代化的理论，大体上都是照搬西方的，是西方学者根据西方的历史经验总结而出的。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用来解释中国现代化的许多概念，甚至连现代化这个概念本身都是出自于西方，我们实际上是在用西方的概念来解释中国。用西方的理论来观察中国、预测中国，最终得出的结论当然是不真实的、扭曲的，至少是落后于现实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通过解放思想来实现概念创新、理论创新，赋予中国模式一种“理论生命力”，为中国崛起的长远战略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 30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力不断增强，这主要是靠自己的力量而实现的。中国非但没有对外搞殖民掠夺，还带动了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世界上很多人对中国崛起难以理解，甚至感到忧虑、恐惧，而我们在与世界的沟通中，也无法清晰、准确地表达自己。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理论缺失造成了理解隔膜。比如，在中国人的概念中，崛起与和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但“崛起”这个字眼却会让西方人很快地联想到战争，因为在他们的历史观和社会发展理论中，似乎从未有过崛起与和平的携手共进。美国新保守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就十分明确地说过：“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崛起没有引发战争”。
理论是在社会发展的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反过来用于解释社会现象，指导社会发展，西方的理论是在西方的社会发展实践中产生的，如果不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就很难解释现在或未来中国的发展。这样的概念和理论既无法指导我们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战略，有时甚至还会加深西方对中国发展的误解。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GDP的概念。把这个西方创造的概念作为衡量中国实力的最主要指标，会陷入很多误区。比如，GDP很难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发展水平，特别是环境与生态的保护水平。更无法衡量公民的普遍幸福水平。中国GDP的迅速增加，在让许多中国人感到自豪的同时，却也让他们慢慢地发现GDP与自己的财富收入关系并不大。但却给许多西方人士带来了不少的担心。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恰恰是伴随着中国GDP的上升而上升的。
将这一现象推及更广泛的国际关系领域，就会发现，当我们用西方人设定的某种概念去解释国际关系时，也会很自然地走入西方理论的“牢笼”。比如，现在我们谈论中美关系，会常常使用“利益攸关方”这个概念。这是当年担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提出的，其主要意思是要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让中国更多地按照美国的意愿，成为美国为首的国际体系中的合作者，而不是挑战者。这个概念体现了美国的现实主义的战略思想。你不是想搞韬光养晦吗，那我就要拉着你，让你多出头、多露面，为我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显然，这个定义很难准确解读中美关系。过多使用这样的定义，或是借用这样的定义来描述中国与别的国家的关系，总会给人以相互利用的感觉，而无法体现出我们所倡导的富有建设性的合作原则。
既然中国崛起是对世界的贡献，那么，这个贡献之中就理应包括一整套能够指引中国崛起的新概念和新理论，有了这套理论，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也就会逐步取得世界的认同。等待西方人来总结中国改革开放这段历史的经验，提出新的能够解释中国崛起的理论，恐怕只能是一种幻想。这个工作主要还得靠中国人自己来完成。
30多年前，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这个高屋建瓴的概念准确地把握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建构，也奠定了近30多年来中国对外关系的政策基础，它甚至对今天的世界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许多西方学者至今仍在使用这一概念来解读一些现象。在全球化迅速扩展的今天，我们特别需要像毛泽东主席“三个世界”那样的伟大理论来引领我们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