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新华社记者有关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提问时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解放思想需要勇气、决心和献身精神”，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永不停止。当前,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三十年历程，中国现代化转型也已走到历史关口,继续前行，唯有继续解放思想，唯有再举改革开放初期“杀开一条血路”的义旗力闯新路。近期,南方周末报社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会聚广州，为推进中国新一轮思想解放集思广益。其中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的发言,更是让人读来一震: 中国的思想解放，经济领域没有太大障碍，讨论什么都可以。障碍是在政治领域。所以我认为，这次思想解放的重点，是要解决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第一，为什么要搞政治改革？为什么要民主？
从世界历史的经验来看，一个政府要把经济搞上去，三十年的时间足矣。“二战”时的欧洲，打得一塌糊涂；战后西方的重建，从1945年到1970年代，就三十年左右的时间；东南亚“四小龙”的崛起，也就三十年时间。三十年时间把经济搞上去，我认为这是容易的，只要政府不管得过死，不像三十年前那样干预经济，经济就一定能搞上去。
但经济搞上去不等于发展可持续。把经济搞上去，不需要民主。在强政府体制下，政府适当集权，可能更有利于把经济搞上去。但发展要持续，没有民主就万万不能了。去年谈“大国崛起”，大家有一点是比较有共识的。那么多大国崛起的路径可以很多，通过战争、掠夺、商业贸易、科技等等都可以，但是我们看剩下来的崛起国家，只有政治改革过关的国家，崛起了还站得住；那些政治改革不过关的国家，崛起之后又趴下去了。这不需要证明，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只是有些人看不清楚。
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改革是两场改革。以戊戌变法为界，此前的改革是经济改革，到甲午战败，国人才意识到，真正的强国要靠民主、法治、宪政、人权。但刚开始包括慈禧都不相信，就派五大臣出洋考察，五大臣考察的结论也是这样，所以才搞政治改革。即便清王朝那些最顽固的保守势力，最后都认可这点：搞政治改革才有出路。
改革应该包括四个层面才是完整的。经济改革、社会改革、行政改革、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不需要民主就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后面三个层面的改革，没有民主就行不通了。
政治必须改革。但能不能成功，关键就取决于改革时机。我们设想一下戊戌变法，如果慈禧太后当机立断，中国很可能搞成日本那样的君主立宪制。当时包括梁启超、康有为、孙中山，都支持君主立宪。但是她不搞，把责任留给了一个小孩和一个没有主见、没有能力的太后，清朝当然就要垮掉。历史经验证明，政治改革一定要在执政者有能力、有资源、有权威的时候搞，否则就会错过大好时机，这才是主要危险所在。
第二，政治改革要突破哪些思想误区？
政治改革的阻力，首先来自既得利益格局，其次就是思想不解放。搞民主会引起社会动乱，很多人包括很多精英，都有这个担心。我觉得，这是错误地总结了历史。很简单，民主是有利于稳定的，除非是在不适当的时机和条件下。所以，关键不在于要不要搞民主，关键只在于什么时机和什么条件下搞民主。
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印度，大家都把它当反面例子，很少从正面总结印度。印度本来就容易动乱，但1947年独立以后，十几届政府都是和平过渡。印度如果不搞民主会是什么状况？宗教矛盾、民族矛盾、人口资源矛盾，它哪一样都不比今天那些动乱国家少而只会更多，也更尖锐。可想而知，印度如果没有民主，就是灾难，就会比现在很多动乱国家更糟。但是因为民主，印度不管有多么大的问题，政治一直很稳定。而我们很少看到这一点。再一个例子是韩国。韩国在威权政治时期，学生抗议、政变、谋杀，可以说层出不穷。但民主化之后，韩国政治马上就稳定了。即便是1997年的金融危机，也没有引起社会动荡，老百姓反而把自己的金手镯都拿出来支援国家，使韩国很快从金融危机中得到恢复。这就是民主的力量啊！我们过去总认为民主会搞成动乱，但事实胜于雄辩。
第三点，政治改革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新一轮的政治改革，总的目标当然应该是宪政。什么是宪政呢？法学家有一个基本共识，宪政就是民主、法治加人权，就是这三者的结合。而这三者我们的宪法里都写得清清楚楚，为什么不能讲宪政，非要把宪政搞成一个敏感词不可？至于把宪政当作敌对势力颠覆我们的工具，这就更是对法律的无知了。
最后提一个建议。广东搞思想解放，是不是考虑把深圳作为一个“行政特区”来建设？可以在这里做一些包括财政、公共预算和选举等制度创新的实验，以垂范全国。 (本文来源：南方网 )
瓦拉评论:
蔡先生的文章，可谓说出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心声，政治改革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发展绕不过去的一道坎，而进一步地解放思想，则既是做好政治改革的前提，也是做好政治改革的必须。
这样的文章能够公然见诸大报，这本身就是解放思想的体现，我们从中见证了中国社会进步的脚步。
应该感谢《南方周末》，组织这样的会议，发表这样的文章，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众多力量中，有他们的辛劳与贡献！
蔡定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