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的《用实践检验“真理”，用什么来检验“实践”？》一文在总结“过去三十取得巨大成绩的主要原因”是“大多数答案都离不开经济改革”。中国之所以会有经济改革，那是因为“三十年前的那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也就是“以邓小平、叶剑英老一辈否定“两个凡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政治运动为开始。”
接着，杨桓均又说，“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当初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如果不从思想领域拨乱反正，如果没有确立判断真理的新标准，三十年改革开放不是能否取得如此大成绩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会有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我觉得这个问题似是而非。如果当初邓小平没有当政，中国的执政党领袖不否定“两个凡是”。中国的那个时候会是怎样，现在又会怎样？其实我们并没有答案。我们只是相当然的想，今天的中国比昨天的中国，富裕了一百倍一千倍，我们把这功劳都推在了邓小平一个人身上。可是，我们又怎么能知道，如果邓小平不执政，另一个中国人掌领中国的政权，它带给中国人的，就一定是比现在更坏的局面而不是更阳光灿烂的光景呢？所以，我们的思维是很成问题的，中国只有了这么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经济成绩，而经济腐败和官场腐败，已经在世界上最黑暗国家排行榜中“名列前矛”。可是，大多数的中国人，总是陶醉于自己国家当前的欣欣向荣，而忌讳于自己的国家曾经的污点和现在的混乱。
在“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规模的总结成绩展望未来的活动相继登场”中，种种歌功颂德的声音占尽了主流；很少有人愿意反省，中国的福利制度，卫生环境，人口问题，贫富悬殊。他们就看到了经济成绩。更没有人去研究，去探寻，在中国成为妇孺皆知的“改革开放”这个名词，为什么叫做“改革开放”；大清被般坚炮厉的洋人强行打开，不是一直在“拥抱世界”吗？当初是谁闭关锁国的呢?如果在新中国建立之际，中国就与“国际接轨”那也没有现在每一个中国人都感激涕零的“改革开放”行为了。假如在那时，中国人就与世界融为一体，中国人现在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比“后改革开放时代”的现在是好几十倍还是一百倍呢？这都是“有迹可寻”的。可是，在我们的媒体和网络上，却鲜有这样追究的声音。中国的经济和文明，已经“人为地”倒退了几十年。难道这也有值得大唱赞歌的地方吗？
为什么，我们只看到自己的成绩，却看不到自己的不足呢？为什么我们只看到我们的光，却看不到我们的暗呢？虽然当初是邓小平否定了“两个凡是”。那也是他应该做的，因为他否定的只是他们党内曾经共同拥戴的一个错误决定。他们党内做错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后来某个人“纠正”过来。我觉得，这不能算是功劳，依然应该作为错误，编成问责的经典案例。
当然，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的政治局面也许是更坏，而中国人依然在贫穷和暴政中度日如年。也许会走向黑暗的另一面，更好。因为当制度坏到一定的时候，它就会腐朽，就会分崩离析。一个新的有秩序的世界就会在罪恶的制度废墟上重新建立。
所以，我绝不赞成，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开各种各样无耻的庆功会；实际上，我们应该开的是抗议中国闭关锁国××周年追债会。只有这种的追债会能在中国大地上明目张胆地召开，那么，中国人才不会在政治上犯错误。更不会因为某一个权力人物犯错误了，另一个权力人物纠正过来了，我们就要一生一世都要对后一个权力人物感恩戴德。我们应该记住，在公民社会中，那都是他们应该做的。一个党派，因为本身的决策原因，导致了中国经济和政治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现在是亡羊补牢，可是，对这种亡羊补牢的行为，我们为何只剩下单一的感恩，而忘了正是他们的团体“站错了队”，才有了曾经不堪回首的中国历史，也有了今天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在我们纪念或吹嘘某个伟大的，改革总设计师时，别忘了，他只是带头亡羊补牢的人；更别忘了，如果没有过去的与资本国家划清界限的愚蠢行为，我们的生活，真的是“原来可以更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