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全国两会，各界聚焦改革。今年的中国改革面临哪些新形势、新变化？下一步改革如何突破？日前，本报记者再次赴沪，专访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改革陷入徘徊时，曾起过重要推动作用的政论家周瑞金，听他讲讲对今年改革形势的看法。这是自2006年起，本报连续第四年在全国两会期间与周瑞金先生对话。
今年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共克时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新京报：又到了全国两会，今年的改革与往年相比，最大的变化，应该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作为中国改革长期观察者，您怎么看当下改革所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
周瑞金：我们走过30年改革开放历程之后，突然遇到了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主要表现在：出口下滑，企业经营困难，投资信心不足，消费需求不振，两千万农民工、上百万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支撑中国30年经济繁荣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遭到颠覆性的影响。这就是当前我们国家面临的最主要问题。
所以，今年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共克时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有的改革，都要有利于实现这个目标，这一点上下已经形成共识。
新京报：这场危机对中国改革，是促进还是延迟甚至阻碍？北大周其仁教授认为，“中国的改革是被逼出来的，这次危机是推动中国改革有实质性进步的契机”。有没有化危为机的可能？
周瑞金：我基本同意周其仁的观点。因为改革都是危机之下的改革，30年前能进行改革，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这场大浩劫，使我国经济走向崩溃边缘，政治冤案遍域中，民怨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老一代领导有强烈的执政危机感，不改革死路一条。后来不断碰到问题，不断靠改革推动。
这次危机如果对改革有影响，首先是一种推动作用，克服危机本身就是改革的机遇。
危机之下，三个方面的改革有可能取得突破
新京报：化危为机，在这场危机的冲击之下，哪些领域的改革，有可能获得突破？
周瑞金：三个方面的改革有可能取得突破，第一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下决心把出口导向型经济转为内需拉动型，突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本还有亚洲四小龙，都曾经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在实行二十年以后都遇到问题，最后需要转型。今天，这个转型对我们更加迫切。
第二，从政治上说，这场危机将推动政府更加注意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接受民众监督，也能进一步推动民主政治。因为要度过这场危机，必须上下合力，让民众广泛参与，共克时艰靠的是上下一心锐意改革，在克服危机中端正党纪政风，抑制腐败。
第三，这场危机能推动民生问题的解决，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今天碰到的最大困难，是几千万人遭遇了失业，这种状况下民生问题就突出了。当然，这些问题，不全是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而是过去30年积累下来的，比如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问题。危机中要通过改革，推动这些问题的真正解决。国家要大力投入，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国家财政预算要向民生倾斜，向增加消费方面倾斜，增加老百姓收入。
但也要警惕这场危机对改革的负面影响。现在有一种错误的看法，好像危机是市场过度发展带来的，有人提出反对市场自由；有的以我国金融体系没有受到冲击，说明我们的金融体制没有必要深化改革；也有的认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模式完全不需要再做任何改革了。
这种种议论对改革起消极作用。问题出在，我们没有弄清楚这场危机的深刻根源是什么。
这场危机是新经济时代的产物，不表明自由市场不行了
新京报：这场危机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您去年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美国人怎么看待经济危机的根源？
周瑞金：危机期间，我在美国观察了一下，也找一些专家交流探索。我感觉，这场金融危机，很多人同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相提并论，我认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本次美国次贷引发的危机，是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引发的危机。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繁荣，世界信息的地球村推动经济全球化。美国由于发展信息新产业，产生新经济形态，推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这20年时间，经济全球化正是依赖于信息革命。中国等新生经济体所以有后发优势，就在于以信息化推动了工业化。
而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来说，新技术革命推动了虚拟经济的蓬勃发展。借助网络发展虚拟经济，使得金融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金融，大量崭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出来了。对这种金融创新产品的大量涌现，监管手段一时跟不上。美国这一次爆发危机的根源，就在于此。因为新经济支持的金融发展失控了，失去了监管。
用一句老话说，就是经济基础变化了，上层建筑却没有跟着变。
新京报：应对的思路也与上次不同？
周瑞金：要有新的手段、新的办法。美国人通过研究，提出在加强对金融创新监管的同时，需要以新的技术革命来应对危机，他们着重在研究以新能源革命作为振兴经济的途径。
以科学技术和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这是美国的特点。布热津斯基、基辛格他们都持这样的看法。
我认为这样看就比较正确了。我们要从这个层面认识危机的根源，不能认为是自由市场不行了，更不能认为要走计划经济的回头路了，那样会走上错误的道路。
即便金融危机不来，中国经济早晚也会出问题
新京报：关于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有几种观点，有的坚持是国际因素造成的，有的坚持是中国经济结构自身存在问题，国际的影响并不大。您的观点呢？
周瑞金：我认为，世界金融危机对我们有影响，但不是主要的，即便这场金融危机不来，我们的经济也会出现问题，内生因素是大于外生因素的。
第一，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结构、分配不合理，过分依赖投资、出口，在国家财富分配方面，国民收入占的比例过低，投资比例过大，导致消费萎缩。对外依存度畸高也是我国经济的一个病症，这些年一直没能实现很好的转型，加上这几年的国进民退，大量资源向政府和大型垄断企业集中，市场化开始走回头路。
第二，这两年实行“防过热、防通胀、防资产泡沫化”的“三防”政策，这个方针是否符合实际，当时就有不同看法，结果这个政策出来不久，就赶紧调整了。更严重的是，当时大家把“三防”的重点放在民营经济，打击的都是民营企业，导致资源、资本向政府、国企垄断，民间活力丧失。
结果，国际金融危机一来，订单减少，一部分外资撤退，珠三角、长三角中小型出口企业大幅度萎缩，大量工人失去了工作。
而且，我在美国切身感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是华尔街白领阶层，这些人早已赚饱钱了，危机来了，他们没有生活之虞，不少出去环球旅游，或到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就业，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相反，在中国金融界的白领阶层受到的冲击很小，主要是外向型企业的农民工大量丢掉饭碗，这就直接影响到民生问题。
所以，我们应对金融危机，和美国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美国要研究怎么监控金融衍生产品，我们中国呢？金融还不发达，体制问题多多，我们是要提倡金融创新，进一步开放，在创新、开放中研究管理、监督的制度和措施。
4万亿投向民生、社保、中小型民营企业，鼓励创业，才是治本之道
新京报：这几年，中央将推动4万亿投资来刺激经济，拉动内需，解决就业。您对投资的方向有什么看法？
周瑞金：我国政府财力十分雄厚，投资积极性空前高涨，这是改革开放使我国国力大大提高的结果，令人鼓舞。
然而，投资比重畸高、消费比重畸低、对外依存度畸高，是我国经济的一个病症。在这种弊端明显的经济发展模式下，财富大部分集中在政府手里，今天应对危机依然以增加本来就畸高的投资来刺激经济，这就难免让人担忧：这场投资虽然能收取保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的短期效益，但是会不会带来我国经济结构更加畸形、产能更加过剩的结果呢？
“这场危机对改革也有负面影响。现在有一种错误的看法，好像危机是市场过度发展带来的，有人提出反对市场自由；也有的认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模式完全不需要再做任何改革了。这种种议论对改革起消极作用。
过去的一年，在还权于民上，是有进展的，比如决策层越来越重视网民的意见，包括官员出国、抽名烟等事件被网络曝光后，都很快得到了解决，说明网民的监督权得到了重视。还有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思维有了进步。
当前，迫切需要把互联网舆情研究提上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组织传播学、社会学方面的专家，开展网络舆情研究，摸索建立网络舆情的汇总分析和应对化解机制。要关心爱护“新意见阶层”，满腔热情支持他们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