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解放思想反思思想的不解放
3月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开始了一场就“解放思想”的大讨论。“解放思想”作为一个当今中国执政理念的一个重要部分被再次强调，最先是由胡锦涛在2007年6月25日的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及，并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继续解放思想予以结合。可以认为，“解放思想”与“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都是并行一致的，更与中国建设以民生为主体的和谐社会目标有着紧密的关联。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整个社会总的特征是“左”的保守思想在起着价值观的主导作用，传统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许多人脑子里还根深蒂固，并成为衡量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标准。当时还发生过清除“精神污染”的小运动，凡是穿牛仔裤、跳迪斯科、留长发、唱邓丽君歌曲等都叫“精神污染”，一些学校，还专门派人站在校门口，专剪学生穿的牛仔裤、喇叭裤的裤管，因为学校认为这些都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缘故。
许多在当时看起来颇为严肃的事情，现在听起来已经显得可笑甚至是“无厘头”了，而极“左”思想所造成的社会严重失衡，社会心理严重变异，是值得认真反思的，一个以人为本、健康发展与和谐进步的社会，更应是中国在当今与未来新一轮发展的共同理想。
在这里，摘录一段当年引动“真理标准大讨论”与开启中国改革开放变革思想之门的这一篇文章的内容，可以作一个历史的简单回顾，同时也可以对今天再度兴起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提供启发：
“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统一的观点就是任何思想、任何理论必须无例外地、永远地、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的观点,也就是真理发展的观点。”
从今天来看，改革开放30年，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成果初具，然而，中国仍然面临着许多的问题，更多的，是改革开放之际所没有设想到的种种新的问题。全球化、互联网、全球自由贸易、文化软实力、创意新经济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关系等等，中国社会与政府都面临着传统的解构与新思想和新观念的再构，这一趋势下，新一轮的“解放思想”则变得十分必要，甚至是十分紧要，有着与30年前那场“真理大讨论”的同等历史意义。
而从“解放思想大讨论”的这一话题作一个反思，则会发现，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年，我们却仍然还存在着诸多“思想不解放”的领域，传统的、“左”的残存意识还在社会的诸多领域和政府的许多部门中流布，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履迟缓，文化思想领域的禁忌，政府权力的过大与社会寻租，既得利益者对深化改革的掣肘，社会对不平等现象的冷漠，种种这些都有着“思想不解放”的因素存在，而如果不能清除这些思想，势必对中国新一轮科学发展实践产生阻碍，因此，对比全球发展趋势与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反思“思想不解放”要比讨论“思想解放”更有意义。
二解放思想就是从以政治为本回归到以人为本
长期以来，中国是作为一个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国家而存在，这一点，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世界各国，对此都有所认识。而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进一步探索中国社会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意义，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全新纲领，其根本就是对中国这一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统领社会整体的单一发展模式提出的观点置疑和科学纠正。
在新一届中国政府的领导新思想中，科学发展观所依托的理论基础是科学，要义是发展，根本在以人为本，三者之间相辅相成，互为印证。一切的决策，依据为科学，而决策的目标，皆是为发展，而发展的宗旨，就是造就人的发展和人的幸福。在这里，传统的政治挂帅，或者是政治独大的“潜规则”都换变成为了一个“以人为本并获得发展”的科学大规则了。作为一个执政党，从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中，通过探索、实践并结合理想的追求，终于迈开了人本社会和谐进步与发展的步子，可以说，这正是通过实践检验而获得真理的一则政治史创新变革的生动写照，同时从更大的意义层面上说，则是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在哲学社会科学上的一次重大的理论进步。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可谓是率先在省域经济和文化政治领域中发出“解放思想”的号召者。他不惮广东因循保守的思想，直接指出广东打着“以人为本”的幌子大力践行“以物为本”的发展现实，直接揭短，指出广东的文化竞争力和人才资源与可持续发展的短板，号令广东再一次以“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来推动新一轮发展。
继广东率先“解放思想”之后，中国各地政府都纷纷举起了“解放思想”的大旗，推出“解放思想”的大讨论。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刚刚下发的文件，赫然列出《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大讨论的意见》明文标题，并以285份之数发向市级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大型企业和高等院校，布署全年，同时明确要求党政机关的“一把手”率先带头。
这份《意见》中，直接指出了目前集中存在于党员干部中“不敢”解放思想、“不愿”解放思想和“不会”解放思想三大问题，同时提出大胆试、大胆闯、大胆创新和敢于突破“惯例”的要求。这一直面问题的态度，令人再次想到了历史上所曾经发生过的这种思想大转变和观念大腾挪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而“解放思想”在国际国内风云际会之际以如此巨大的力度推出，可谓为中国社会以及世界给出一个明确的信号，预示着中国在治国理念中从政治为本到以人为本的一场意识形态的根本变革时代已经到来。
三解放思想是一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民主科学建设
中国从30年前以改革促开放的市场经济变革，进而上升到今天以开放再促改革的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解放，究其根本，正是中国社会依循科学发展观的一条客观发展轨迹，也是社会进步规则的真理显现。
30年前，全中国上上下下讨论真理的检验标准，使中国整个国家意识形态开始触及到“真理”这一定义，也使民众认识到一切理论、一切实践、一切权威都离不开“真理”的客观规则，这个客观规则，就是科学的检验。经过30年波澜壮阔同时也艰辛无比的改革开放实践，不仅是中国的大众还是执政党，都切身感验了这一实践所带来的发展成果，同时也看到了实践所发现的全新问题，并将实践与真理、科学与人本、社会与和谐等等哲学社会科学的命题作出了更加系统的归纳与整理，而达成这一社会发展的巨大课题的逻辑根本，就是真理与科学的相互验证，这种作为衡量这一共同验证的根本指标，就是人本。
法国人本主义社会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在1979年提出的《新发展观》中特别指出社会的发展应强调以人为本。他认为，“以人为本”意示着人类社会只有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理念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与核心价值趋向，而所有的经济物化过程只能是人的发展的手段。佩鲁强调发展要以人为中心，市场要为人而设而非相反，社会资源的分配也应以人为中心，同时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理论则必须从“人的活动以及能力”的角度来研究发展问题，同时实现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
佩鲁指出，“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要求人类必须在价值观念方式上作出相应变动，将社会与国家发展的标尺集中到“个人的发展，个人的自由，是所有发展形式的主要动力之一”这一全新宗旨上来。他认为，只有把人的尊重与自身的价值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才具有意义，而且只有使社会各方面获得协调发展，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才能得到发展。
因此，佩鲁还在这一社会新发展观下的技术理论中强调了“结构”对于发展的重要作用，他提出“发展在于结构上的改变”，同时强调必须对组成发展过程的各个方面与各个部门进行相互关系的充分协调，以使各种结构均朝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变化。在这一“结构改变”技术理论下，佩鲁在社会增长与发展的关系上得出一个公式性结论，他指出，发展等于经济增长加社会进步，用公式则可以概括为“发展 = 经济增长 + 社会变革。”佩鲁强调说，经济的增长如果仅仅表现为物质的扩大是不够甚至是有害的，除非在增长的基础上能够减少社会的不平等、失业与贫困。而“发展”则应被理解为经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全面的协调发展，因此“发展”既要充分利用人、社会与自然的各种资源，同时也应当为人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他还指出，发展与否的衡量标准应依据包括经济、社会、人与环境在内的一系列指标，不能仅仅追求局部与暂时的效益，而要追求系统的、整体的、全局与长远和未来社会的持续效益。
值得关注和重视的是，佩鲁在“新发展观”中还特别强调了文化对于发展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新发展观”充分协调并消解了传统观念中经济利益与文化价值的潜在冲突，同时阐明了经济对于文化的“依赖性”。他直接指出：社会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大背景之中，现实的人和任何经济单位都是历史形成的文化环境的产物，一个社会的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存在依赖于文化价值，文化价值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并决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在这里，佩鲁强调的文化价值，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本价值。
纵观今天兴起的“解放思想”，可以理解为是21世纪政府与民众对“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理念的一个重要的理解与认识手段，同时也是实现中国社会“结构改变”与“发展”的具体方法。回顾中国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