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年谱长编》第364页记有“按：1922年初，俄国涅瓦河两岸发生了重大旱灾，熊希龄、李大钊、蔡元培、黎元洪、胡适、高一涵等173人为此发起组织俄国灾荒赈济会（熊希龄为董事长）。随后，该会给北京大学总务处送去了赈济捐册，嘱为代募，总务处遂在《北京大学日刊》刊载此信。”这是该书对1922年2月28日《北京大学日刊》刊载《俄国灾荒赈济会来函》所作的简短说明。重读李曙新先生发表在《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1期的《新发现的李大钊赈济俄灾活动史料》考证文章和陆续发布的相关资料，引发我们对“李大钊与俄国灾荒赈济会”问题的探究与思考。
俄国灾荒赈济会成立于1921年10月26日
2016年第7期《炎黄春秋》中，闻一先生发表《乌克兰的三次大饥荒》一文，对1920D1923年席卷伏尔加河沿岸、乌克兰南部和克里米亚的大饥荒有着详细的描述：“这次饥荒是从1920年夏天开始，1921年大旱大灾，22%的粮田绝收，1921年的粮食产量只有1913年的43%。1922年，虽然在乌克兰第聂伯河右岸丰收，但伏尔加河流域的饥荒却持续发展，并且一直持续到1923年夏天。1921年秋到1922年春，有4000万居民处于饥荒之中。”
依闻一先生的分析：1920年并不是饥荒年，但是由于这一年苏俄执行的余粮征集制并且征集数量大幅度增加。据统计：1918年7月流通的货币量437.12亿卢布，至1920年7月猛增到5118.16亿卢布，而在1921年6月已达到11685.97亿卢布。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卢布的流通量增加了20余倍。如此，国家按规定价格付给粮食交售者是贬了值的纸币，征集范围开始是粮食，后来扩大到肉类、油脂、马铃薯、麻、毛等农副产品。产粮地区的农民抗议此政策而减少播种面积，从而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使农村处于破产的状态。1921年的大灾荒发展和深化了1920年的人为的粮食短缺现象，演变成了席卷俄国中部地区的大灾荒。当时，我国驻莫斯科记者瞿秋白也报道：“一堆一堆饥疲不堪的老人幼童倒卧道旁，呻吟转侧。竟有饥饿难堪的农家，宁可举室自焚。还有吃死人肉的呢。”
1921年10月26日，俄国灾荒赈济会成立。对此，北京《晨报》在1921年10月27日以《国人筹赈俄灾第一声》进行报道。1921年10月29日《申报》的报道犹为详细：
“俄国灾荒情形，迭见于中外各报，欧美人士群起组织救灾团体、募集巨资、致俄施放。而我国人则寂然无闻，近者张英华、王景春、刘芳三人，集合同志组织俄国灾荒赈济会，连日奔走联络己得各方面之赞同。二十六日午后六时，在西城毛家湾潘宅开成立会。到者凡二十二人，由张英华起立演述开会旨趣。略谓此次俄国灾情奇重为・君所共知，吾人为敦睦邻邦之友情，发扬国际人道之主义，似应筹资赈济云云。次由王景春报告连日筹备赈济会之经过，并推王葆真将所拟之临时简章对众宣读。简章计十三条，会名定为“俄国灾荒赈济会”，内分总务、文书、会计、庶务、游艺、募捐、妇女募捐七股，各股置干事若干人。干事之外尚有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四人、董事若干人、及名誉会长、副会长等职员。简章通过后，当即由众推举熊希龄为董事长、蔡元培等四人为副董事长、冯耿光等七人为董事、又推在座之张、王、刘及格林、艾德敷五人为董事。至会所亦已决定暂设在大方家胡同国际救灾会内。”
俄国灾荒赈济会提出“敝会为此恳求：诸公大发慈悲，一面对于本国的灾荒，急谋救济，一面对于俄人的痛苦，更当加以援助。须知恤邻，即为爱国，济人之急，正是为自己造福。”
1922年2月17日，北洋政府拨款2万元赈济俄国灾荒，并向全国各省发出号召开展为俄国灾荒捐款的电文。俄国灾荒赈济会为募集捐款，采用印制赈济灾民的慈善纪念票、发行欧俄赈灾有奖证券等多种方式方法，共计收入捐款：大洋约8万多元；小洋92角；铜元9100多枚；日币61元；俄币1000元。并先后派出赈灾调查队，赴赤塔、伊尔库茨克等地慰问灾民。募捐结束后，上海部派职员携带善款与北京代表汇合后，前往黑龙江省采办小米、高粱及各种杂粮分装90节火车车厢，约9万普特（合147.5万公斤）分别于1922年7月、10月，1923年2月分三批运往俄国。
俄国灾荒赈济会1921年10月26日成立，v时四个年头，至1924年初，完成使命而宣布解散。
李大钊曾任俄国灾荒赈济会文书股副主任
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有俄国灾荒赈济会1922年、1923年编印的《救灾恤邻》档案汇刊（档号J181-018-15729）。这两册《救灾恤邻》中多处提到李大钊参与俄国灾荒赈济活动的史事，可以补充对李大钊与1921年俄国灾荒赈济会叙述的不足。
据《救灾恤邻》档案汇刊记载：1921年10月27日，俄国灾荒赈济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主要议题是干事部职员分配问题。赈济会共设立总务股、文书股、会计股、交际股、游艺股、募捐股、新闻股7个办事机构。其中，“文书股主任张庸池，副主任李大钊、王冷斋、陆少游、胥性荃、耿匡（耿济之）、贺云厦、吴厚培、张晋、邵景雍。”文书股随即在1921年11月10日，召开工作会议，议决了办事规则：“一、办公时间：每日下午一时至三时。二、轮流办公日期：星期一、四陆少游、贺云厦、王冷斋；星期二、五张庸池、吴厚培；星期三、六耿济之、胥性荃、李守常（李大钊）。”即是说，李大钊在每周的三、六下午，必须到俄国灾荒赈济会从事赈济会的日常工作。加之，主任张庸池在1921年及1922年初，为开展工作需要去天津、山西、河南、湖北等地洽谈赈务，主持文书股工作就落在了第一名副主任李大钊的身上。李大钊作为俄国灾荒赈济会发起人之一，从俄国灾荒赈济会成立就被推举为文书股副主任，一直不间断地参与俄国灾荒赈济会的日常工作，参与轮流办公，拟写函件，回复来函和电文。此时，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教授、还有多项社会任职，且正处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工作异常繁忙，能够坚持参加轮流办公，实属不易。对此，在李大钊生平史事的记述中不应有所忽略。 据李曙新先生著《新发现的李大钊赈济俄灾活动史料》考证，现留存在俄国灾荒赈济会《救灾恤邻》上的诸多文稿，其中数篇很有可能是出自李大钊的文笔：
《本会致全国各机关通电稿》
“救灾恤邻，古有明训。此次俄国大旱，灾民至数千万人，饥饿待毙，惨不忍闻。各国输捐巨款力与赈济，载于报章。我国南北，近虽连年大旱，自顾为艰，然以英美日法各国，对于上年大灾，捐助赈款，至二千余万元之巨。我之受于人者，如此其厚，无论如何艰窘，亦应节衣缩食竭力救援，庶合亲仁善邻，彼此互助之义。同人等，特发起俄国灾荒赈济会于北京，设法筹募捐款，购办赈物，运济俄国，夙仰我公仁慈在抱，胞与为怀，高瞻远瞩，尤具眼光。敬恳鼎力提倡，赐捐巨款，俾得追随各国之后，同布义声，永铭慈谊，不胜感祷之至。”
《致各处分送捐册函》
“敬启者： 久仰。仁风远播，钦肌溺之关怀； 德泽宏施，引]于在抱。顷因欧俄旱灾，日益惨烈，沿窝瓦河两岸，灾民三千五百万人，每日冻饿而死者，平均达七百人以上，较之年来国内灾情，倍极凄酸。被灾以来，欧美各国，早已派员赍送粮款，前往救济，可见慈善事业，无分畛域，民族互助，国际攸关。上年我国华北旱灾，受领外人赈款，致二千余万之巨。今值邻邦岁饥，岂能作秦越之视，况旅俄华侨，因灾失业者，待赈尤急，救人即所以救己。敝会倡办俄赈，不敢自辞绵薄，众擎易举，端赖鼎力匡襄。除另派代表趋聆教益外，兹先奉上捐册本。尚祈查收，赞助捐募。庶期集腋成裘，运粮济俄，本亲仁善邻之主义，以发扬国际大同之精神，功德无量，曷胜盼祷。专此顺颂善祺。”
《致太原转张庸池先生电》
“太原阎督军鉴： 张代表赴晋接洽筹赈事宜，谅已晤面。敝会同人才力绵薄，端赖大力提倡，荩筹所及，务请临时赐教。刻因鄂豫代表急待出发，张君事竣，盼速归京同往，并乞转达。俄国灾荒赈济会叩。”
《谢总统夫人捐款并收戏券启》
“敬启者： 人道互助，可剂生存竞择之平； 国际大同，实肇中外和平之福。本会抱兹志愿，拯彼俄灾。仰赖夫人，慨解义囊，盼来度牒。洒功德勺波之水，都是甘霖； 分菩提万树之荫，遍成福地。前荷收受剧券，并助义捐，流激楚于阳阿。法说现在，散天花于劫海，福造无量。挟纩皆温，慈航普渡。周急是]之流露，巾帼不让须眉； 恤邻即亲睦之胜因，坤化当远闻寰宇。专伸谢悃，虔颂懿绥。俄国灾荒赈济会谨启。”
引荐高君宇、彭泽湘等参与俄国灾荒赈济会
俄国灾荒赈济会成立和开展活动，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不久。俄国灾荒赈济活动增加了一条加强了解和联系俄国的渠道，多了一个输送进步青年前往苏联学习的机会，这是李大钊分外关注的事情。为此，他引荐高尚德（高君宇）、彭泽湘等参与俄国灾荒赈济会活动，谋求更多进步青年前往苏俄的机遇。1921年10月27日赈济会第一次会议议决“干事部职员分配问题”时，高尚德被推举为募捐股副主任，彭泽湘被推举为总务股的干事。
高尚德（高君宇）是北京大学学生，在李大钊引导下最早加入北京共产党组织。1921年11月12日，在苏俄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会议，作为团体代表出席过会议，对苏联有所了解。彭泽湘是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学生，李大钊引荐他参加俄国灾荒赈济会活动，具语言专长有前往苏俄机遇。果然，1922年秋，俄国灾荒赈济会赈粮筹齐之后，组织赴俄运送赈粮的代表团，组成人员“代表五人：彭昭贤、张四维、刘绍周、吴鸿猷、施景仁；办事员五人：杨寿镛、吕汉杰、彭泽湘、吴克、杨贤椿。”负责运粮到苏联的古比雪夫省和乌发省。彭泽湘赴苏俄前，李大钊帮助他得到优林的介绍，与共产国际东方部取得联系，彭泽湘在那里见到维经斯基。维经斯基说：你最好在这里学习一个时期，再回国去干革命工作。彭泽湘赴苏联学习的愿望得以实现了。彭泽湘在他的《自述》中说：“1922年秋，我以中国国民俄灾赈济会运粮赴俄代表的身份到苏联。把粮食运到古比雪夫省和乌发省交割后，就到莫斯科……当时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共旅莫支部书记罗亦农和在东大（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当翻译的瞿秋白来找我谈话，谈了两次，结果是决定我去东大学习，并把在北京的与我有关系的可靠的革命学生介绍给他们。这样，我就脱离了赈灾代表团，进了东大。12月，由罗亦农、瞿秋白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李大钊年谱长编》中相关按语需订正
由于史料的匮乏，李大钊参与俄国灾荒赈济会工作，时间长达四年之久，工作内容繁多等史实，在诸多李大钊生平史事的叙述中少有提及。现在已经出版的朱成甲：《李大钊传》（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版），朱志敏：《李大钊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朱文通：《李大钊传》（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这些传记所述李大钊一生，对上述史实均没有记录。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的《李大钊文集》（5卷本）（1999年版）中没有相关记录；1999年10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50-52页中，以“‘俄国灾荒赈济会’来函”为题，全文刊发了1922年2月28日《北京大学日刊》刊载的俄国灾荒赈济会呼吁为俄国灾荒捐款的启事，并在文末详列了俄国灾荒赈济会173人的名单。
现在依据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救灾恤邻》相关史料的比对分析，《李大钊年谱长编》中，对1922年2月28日《北京大学日刊》刊载《俄国灾荒赈济会来函》所作的按语出现了明显需要订正的地方。
一是俄国灾荒赈济会成立于1921年10月26日而不是如按语所讲的1922年初。依据是1921年10月27日北京《晨报》报道“俄国灾荒赈济会昨已成立”，“推王葆真将所拟之临时简章对众宣读。……简章通过后，当即由众推举熊希龄为董事长，蔡元培等四人为副董事长，冯耿光等七人为董事。”王葆真的《赈济俄灾商榷书》写道：“今岁俄国，雨量缺乏，田禾歉收，粮食不敷供给，煮野草以为食，和木屑以代食，啼饥号寒，父母子女不相保，遗弃流离，死亡满目，其影响及于旅俄华侨。”落款是“10年10月21日。”
二是熊希龄、李大钊、蔡元培、黎元洪、胡适、高一涵等173人发起组织俄国灾荒赈济会，人民出版社2016版《李大钊全集》收入了河北教育出版社《李大钊全集》第4卷的《俄国灾荒赈济会来函》，改题为《“俄国灾荒赈济会”启事》，但省略了全部签名人名单。而在《蔡元培全集》（第4卷）收入此函时，是题为《俄灾荒赈济会募捐启事》。
三是1921年俄国的灾荒重点地区是“窝瓦河（Волга）流域”，“窝瓦河”不是“涅瓦河”。俄国灾荒赈济会董事长熊希龄写有：“民国10年，俄国沿窝瓦河修改流域，大旱奇灾，赤地千里。”也说灾情是发生“窝瓦河流域”。“窝瓦河（Волга）现译为“伏尔加河”。2011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重新修订的《中华民国人物传》中，收录的张小曼写的《张西曼传》中也有：“当1921年伏尔加河流域发生大旱灾时，张西曼联络友人成立‘俄国灾荒赈济会’，熊希龄任董事长，张西曼任总务股副主任，李大钊任文书股副主任，发动全国民众募捐，自总统以下重要官吏和各界民众纷纷捐款，为灾荒中的苏俄灾民送去救济物资和粮食。”
随着更多的历史资料被挖掘出来，李大钊与俄国灾荒赈济会的史实，必将日臻完善和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