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作为成熟的个体独立面对社会，常常会感觉到自己的渺小、无力和不安全，有一种“回归母腹”的冲动，而姐姐，就是一个“母腹”的人格化存在。
有人曾在读到海子的诗歌《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后，突然问道：“为什么姐姐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结构里有那么重要的位置？”
这是一个好问题。
确实，除了母亲、父亲，姐姐就是最经常出现在抒情类文艺作品中的家庭成员了。弟弟一般不会被作为抒情对象，而哥哥、妹妹一旦作为抒情对象，往往已是恋人的代称。
在平辈亲属中，只有姐姐会在角色的原始意义上成为抒情的最自然对象，这揭示着，“姐姐”这个词，在心理上具有某种特殊的功能。
“姐姐”的现代性
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暗示，好的歌手应该同时是一个诗人。
中国的摇滚歌手张楚，也是一个这样的诗人，上世纪80年代，他的那首《姐姐》，就是一首好诗。他写道：“我的衣服有些大了，你说我看起来挺嘎，我知道我站在人群里挺傻……姐姐，我想回家，牵着我的手，我有些困了。”
在这里，姐姐其实像一个母亲，这种身份贯通性，更容易引起共鸣。
歌里还有别的词：“我的爹他总在喝酒，是个混球，在死之前他不会再伤心，不再动拳头，他坐在楼梯上面已经苍老，已不是对手。”
没有疑问，在这首歌里，“姐姐”是与“爹”相对的角色，前者温暖、关怀、可以依靠，而后者暴戾、强权、不负责任。这是两种相反的力量，而且正在此消彼长。
好的诗人，一定是在表面的文字里有更大的世界。在一个变革正在发生的时代里，父权衰落，家庭角色里一些被压制的感情在迅速释放，在社会权力结构里，也在发生着同样的变化。
这非常重要，“姐姐”能够成为一种渺小个人的安全感寄托对象的基础。“姐姐”的精神位置，其实是一个现代问题。在古典抒情类文艺作品如诗词、音乐、绘画里，基本上找不到“姐姐”的身影，“姐姐”是在社会变迁之后异军突起的一个文艺对象。
中国的观念现代化进程，对父权的强烈攻击是开端之一，其逻辑结果之一是导向性别平等，相比父权解体，性别平等离现代社会更近一点，不过在中国，性别平等受政治的确认，因而在权利意义上比父权解体更早、更彻底地实现。而后者因为与社会控制模式相契合，逗留的时间更长。
传统社会里，姐姐的行为模式、感情承载也是和现在基本一致的，但因为地位太低，男性不会将之作为可流传的作品的感情抒发对象。一者不被主流接受，二者男人们也耻于展示自己内心的柔弱。
在当代，表达对姐姐之爱的一切社会掣肘都不再存在，对“姐姐”的被长期压制的感情就开始喷涌。
母亲的一部分
也许有点不好接受，但“姐姐”在古代中国曾是对母亲的称呼。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蜀谓母曰姐。”三国张揖在其训诂学著作《广雅》里说：“姐，母也。”北宋的《大宋重修广韵》写道：“姐，羌人呼母。”明代方以智编写的《通雅》记载：“江南呼母为姐。”
在当代福建省平和县、江西宁都县、山西临汾市等地，当地方言仍然以“姐”来称呼母亲。
文化是会传承的，除了姐姐在家庭里确实承担着部分母亲的功能之外，中国人潜意识里也把姐姐当做母亲的一部分。
确切地说，姐姐其实是母亲身上的工具性功能独立出来的个体。母亲最根本的功能，是传宗接代（在古代事实如此），而且这种功能还不能到自身为止，她还要积极考虑儿子的传宗接代问题，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孙子也会被纳入她的考虑范围。
这部分工具性的功能，被灌输给姐姐，甚至在实质上将姐姐本身作为一个工具。比如到了近现代，还有一些地方的贫穷百姓有“换亲”的做法：你女儿嫁给我儿子，我女儿也嫁给你儿子。“换亲”就像物物交换，买卖双方很难实现对接，它的另一种变体，是把已经成年的女儿先嫁出去，获得嫁妆，用这部分收益去为儿子娶媳妇。
这个被先嫁出去的女儿，一般都是姐姐，无论自愿不自愿，姐姐都是一个可以彻底牺牲的存在。
在新中国，姐姐的牺牲也在继续，不过形式上就没有那么极端和直白。我的母亲也是一个姐姐，她直到12岁才上小学，因为要在家带弟弟妹妹。她前面有3个哥哥，都不用承担这一责任。而我的一个姑妈出嫁非常晚，因为她主动表示要为她的两个弟弟――我的父亲和叔叔建好新房才会离开，如果没有新房，那么两个弟弟极有可能娶不到媳妇。
这些经验事实都告诉我们，人们对姐姐的感情，很大程度上是对母亲感情的一种转移形式。直接表达对姐姐的感情与思念的歌曲，除了张楚那一首，比较有名的还有徐若u的《姐，你睡了吗？》、胡苏的《姐姐，我想你了》、刘和刚的《姐姐》，从中都可以感受到一种对母性的依恋与颂扬。
刘和刚在《姐姐》里唱：“离开妈妈的怀就爬上你的背，有衣我先穿，有吃你就退，姐姐，下雨为我衣当伞，风雪你在身后随，啥是疼呀啥是爱，就是半块糖果也要送进我的嘴。”
姐姐是母亲的影子，或者说，是一个能够跟随人们时间更长的母亲。
“合法”的“孬种”
既然姐姐在精神结构里是母亲的一部分，那为何人们有时却不直接以母亲为抒情对象，而要转而选择姐姐呢？
对母亲的抒情，可说是在家庭成员中占据最大份额的，但这种抒情有限制。其限制性在于，可以写母亲的慈爱，也很方便表达内心的感激与爱戴，但它不方便诉苦。一个合格的孩子，都知道不让母亲担忧是一个为人的原则，既不能让母亲感受到你在遭受痛苦，也不能让母亲悲哀于自己的孩子是个软弱、无能的“孬种”。
当然，即便不考虑上述因素，代沟也会阻碍母子之间除表达感情以外的其他内容的交流。
而姐姐不一样，她既有母亲的对象性，又有从母亲身上剥离出来的工具性，而且没有互相理解上的代际困难。这就让姐姐在已经脱离原有家庭（比如嫁人、远行）位置之后，仍然是弟弟或妹妹心理情绪上的“垃圾桶”。在姐姐面前，你可以“合法”地做一个“孬种”，因为在彼此认同的关系特性里，你有资格永远长不大。
关于姐姐的抒情文艺作品还有一个特点――姐姐的出现几乎都是回忆性的，人们似乎总不能在共处的时候认识姐姐的价值。姐姐在人生中发挥最关键作用的时候，都是人的心智尚未长成的阶段，他在那个互动过程中感受温暖、感受关怀，但往往没有回馈意识，而是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
姐姐之于自身的意义，只是进入了人的潜意识中，直到心智成熟之后，遭遇精神上的困惑时才会被调动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作品里对于姐姐的一切真情实感，本质上都是功利性的。
在当代社会，姐姐作为从母亲体内独立出来的工具性个体，这种工具性日益表现为一种精神上的藏身之所。随着一个人作为成熟的个体独立面对社会，常常会感觉到自己的渺小、无力和不安全，有一种“回归母腹”的冲动，而姐姐，就是一个“母腹”的人格化存在。
（北北荐自《华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