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出版业正快速步入以媒介融合为基本特征的数字时代。新兴的网络媒介和数字技术在出版业内的广泛渗透和应用，直接推动了传统出版业态的转型、出版机制的转变、出版理念的更新和出版产业的集聚。出版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挑战，出版高等教育也未能置身事外，如何培养适应数字时代的出版人才提上了议事日程。目前来看，本应是在数字化出版浪潮中如鱼得水的编辑出版专业学生，却在现实中屡遭就业尴尬。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去社会、市场等外部因素，就编辑出版学教育来说最根本还是课程设计、教学环节等出了问题。课堂教学是专业的基础，是学生获得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源泉。所谓纲举目张，教学就是教育体系中的“纲”，抓好了教学，是解决其他相关问题的关键。
一、编辑出版学教育实行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在媒体融合时代，中国出版业正向数字化、产业化、多元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努力实现由文化事业向文化企业、由图书生产向多种媒体出版物生产、由单一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发展的三个转变，这对出版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具有传统出版流程策划选题、编辑校对、营销管理的能力，还要有熟练的数字化能力和国际化视野，如信息检索、网络应用、新媒体营销、跨国版权贸易等。这种对人才的高层次要求，都对出版教育界提出了新的挑战，旧有的教学模式和培养方式必须进行改变，才能紧跟数字化时代出版业发展的新动向。
纵观我国的出版学硕士教育，虽然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不乏亮点，但依然存在着不少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理论与实践脱节，学生缺乏基本编辑实务和出版技能方面的职业训练。理论知识传授比例偏重，实践能力锻炼不足，知识型和能力型课程的结构不平衡。老师的讲授普遍着重于基础知识和专业理论，很少涉及技能、方法，较少运用案例分析指导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更没有把案例教学形成固定的教学模式、教学体系。
众所周知，出版学不同于数学、物理、哲学、文学、史学等基础专业，它是一门专业性、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型学科，培养的人才主要不是在专业研究领域而是在应用领域发挥才能。出版学教育无论本科还是研究生层面均重在实践能力的培养。在教学过程中，应着眼于提高实践能力的环节。美国著名出版家小赫伯特・贝利就认为出版不是数学、政治、经典著作研究那样的理论性学科，而是一种活动和加工处理过程。这种观点虽有偏颇之处，但确实道出了出版教育的实质。目前国外如美国的出版研究生教育的教学与实践密切结合，非常注重直观教学、模拟教学和实习等。而我国现有的教学模式不论是课程设置还是教学方法，基本还停留在传统的理论型模式上，知识传授居于主导地位。这让出版专业等同于其他纯理论的基础学科，淡化了出版的专业特色，培养出来的学生不具有出版行业的职业能力，不仅达不到解决出版业高层次人才匮乏的专业设置目的，还加剧了出版业人才的“结构性短缺与结构性过剩”，妨碍了出版业的进一步发展，并最终导致出版学科的“空心化”。
二、编辑出版学教育实施案例教学的可行性
案例教学最初是哈佛大学法学院以法院判例为教学内容，让学生参与讨论的一种课堂教学模式。后来被哈佛医学院引入，采用临床实践和临床病理学会议两种案例教学的形式实行教学。法学院和医学院的成功实践推动了哈佛商学院的介入，并于1921年正式启动了案例教学。
所谓案例教学是指以案例为基本教学内容、以师生互动为基础、以全面提升学生的管理能力为目标，是不同于课堂讲授的新型教学方法。教学流程分三个环节：案例阅读、小组讨论和最后的案例课堂讨论。前两步由学生自己完成，关键的课堂讨论由教师作为主持人和点评人，学生成为课堂主角，通过置身于特定的案例情境中，体现自己独立思考、合作沟通、分析、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在教学、考核方式上有高度的自由性，所以案例教学从一开始就定位于研究生教育，并不涉足本科层面，且在偏应用型学科中教学效果更好。自案例教学创建以来，先后在美国、欧洲等地高校得到广泛应用，在高层次人才培养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贴近专业实践，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学生融汇理论知识、掌握专业技能、提高职业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案例教学在应用型学科教育中越来越受到欢迎和关注。
从案例教学的内涵和优点可以发现，我国出版学硕士教育完全具备实施的可行性条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我国出版学科理论力量相对薄弱，滞后于业界实务的快速发展，长期存在“术先学后”的现象。一方面造成出版行业的人才需求与出版学科出现错位，导致出版学毕业生就业难。这种现状为学科研究者甚至学生敲响了警钟，产生了改变的动力。从教师到学生都有改变现有教学模式的愿望，为全新的案例教学模式的引入提供了良好的舆论环境。另一方面，领先的出版业实践经验为出版学科提供了大量的实践案例，这为出版教育实施案例教学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库。在整理、完善案例实施教学的同时，又给出版业界提供了难得的“回头看”的反思沉淀机会，从而使学界和业界缩短距离，实现双赢；第二，案例教学与出版学硕士教育存在深度而广泛的契合性。案例教学突出实践性，有利于克服我国出版研究生教育“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在课堂上重要的不是告诉学生“是什么”而是“如何做”，培养和锻炼学生的分析和决策技能。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学习的是如何应对和解决错综复杂、矛盾纠葛的现实问题。这种学习经验无疑是学生在日后的现实工作情境中最需要的一种经验。第三，相对而言，教学方法的改变是最为容易，也是产生效果最快的。没有好的教学方法，再好的课程体系也不能达到预期的人才培养效果。案例教学使学习方式发生了变化，由传统的被动听课变为主动参与，围绕案例进行讨论是课堂教学的主要形式。能否真正讨论起来，是关键所在。我国研究生教育相对还处于较为“精英化”的阶段，每个班级的人数较少，属于“小班授课”，有利于减少群体压力和羞涩心理，辅之以老师的精心引导和调控，还是可以形成较好的课堂讨论氛围的。在这种学习状态下，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就被激发出来了，他们会自觉地承担更重的学习任务和更大的学习责任。无论是课前准备、课堂讨论、课后总结都具有明确的目的性，需要阅读大量的资料，做精心准备，并且连接了课堂教学和自我学习，课堂时间和业余时间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这正是研究生教育阶段所追求的带有较强“探索”与“研究”色彩的学习模式。 三、编辑出版学教育实施案例教学的具体策略
以上分析了出版学教育实施案例教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接下来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如何实施，怎么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这就涉及实施策略的问题。必须指出的是，案例教学在编辑出版学教育特别是研究生硕士教育阶段的实施并不是专门针对某一门具体的课程，如常见的《媒介经营与管理》《书业营销》等，而是将案例教学的这种理念贯穿于整个教学活动中，覆盖所有的专业课程，用案例教学来统率整个硕士阶段的培养过程。从这点来说，主要涉及的是案例教学实施的宏观策略。
教学案例的选择、设计及案例库的建设、充实是案例教学顺利实施的前提。没有案例，案例教学就成了无源之水。实施案例教学，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案例教学资源的不足。特别是在出版教育这块，案例教学是一个新生事物，各类出版案例虽然很多，但大部分不典型、不综合、不新鲜，必须要经过改造、完善才能应用于教学。所以，任课教师首先要通过国内外教材、自身实践经验、出版业界人士经历等多种渠道搜集案例。同时教学管理部门还应利用寒暑假时间组织教师深入编辑部、印刷车间、实体书店、广告营销部、储书仓库等出版一线，经历调研、采访、撰写、修改、授权等过程，得到拥有自主版权的高质量案例。另外，应及时建立案例库，在教师间实现资源共享，学生也能方便地阅读和下载使用。努力实现校际学院间、不同高校间的紧密合作，在一定范围内实现资源开放。
2.做好教材建设是实施案例教学的必备条件。这一点与上述案例库建设紧密相关。我们知道，大学的基础是学科，学科的基础是专业，专业的基础是课程，而课程的基础是教材。出版学进行系统的、持久的、体系化的案例教学，没有精心编撰的教材是难以开展下去的。在当下，这种教材既包括传统的纸质版本，也包括数字化、立体化的教材及相关教学资源；教材中的案例既要强调经典，有典范性、代表性、相对稳定性，同时又要与时俱进，不断吐故纳新，补充新的案例、新的资料，实现动态发展，处理好常与变、旧与新、传统与现代的种种关系。
3.教师队伍的培训及优化是实施案例教学的关键。出版学教育培养的是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兼具的复合型人才，需要一支学历高、理论素养深厚且具备丰富业界经验的教师队伍。但现实却并不尽如人意。有的教师有理论知识但缺少业界经验，有的教师从业界进入高校，有多年的从业经历，但存在一些知识上的欠缺，教育理念跟不上，教学能力相对薄弱。案例教学如果要顺利实施，就必须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等方式展开各种形式的案例教学培训，鼓励教师到出版单位兼职，实地了解掌握出版现状。还可以在校内更多地组织案例教学交流会，让案例教学的先行者和优秀者传经送宝，共同进步。
4.制度保障是搞好案例教学的持久动力。为鼓励教师编写案例推动案例教学实施，应该改革现有的一些制度，探索建立关于案例教学的保障制度，这样才能将这一新鲜实用的教学模式持续推行下去。编写一个优秀的案例所花费的精力和时间不亚于写一篇科研论文，但按照目前“一切切”的科研考核方法，案例并不属于科研成果，对评奖评优和职称评定并无用处，这就会对案例教学的推广产生消极影响。所以出版学教育要全面实施案例教学，需要在制度方面做出创新，如相应提高案例教学的课酬，在教室配备、设施添加、网络平台等硬件方面政策上有所倾斜等。
哈佛商学院的案例教学是一个舶来品，较早运用到我国大学经济、管理类的研究生教育中，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应用于出版学本科生、硕士生教育还是零星、不成系统的，缺乏成功的经验借鉴，这决定了出版学教育应用案例教学必然会产生一些疑问，不可能一帆风顺，它需要一段引入、实验、运用的适应期。我们应以积极的心态、国际化的视野和创新的勇气去推进案例教学，努力改进、提高出版学教育的质量。而如何在出版学教育案例教学中体现中国出版特色、数字时代特色、专业学科特色，这些都是我国出版教育界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