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赵志明的小说，总有一种走进万花筒般的世界的感觉。在这个世界中，既能看到悠忽之间出现又逃逸的幻影人物，也能看到乡风乡土里捕鱼耕种的勤劳农人们，以及疲于奔命的青年人和他们略显龌龊又不知如何安放青春的生活。与此同时，在这些绚烂又沉静的文字背后，隐约流淌着一条思想的溪流――在荒诞不经的故事背后，埋藏着关于命运的思索，对人生处境的冥想，和来自于灵魂的痛苦挣扎与嘶叫；那些平淡叙述的波澜不惊的故事，也常常让人掩卷深思，领悟到最是不经意间的一瞥，更能带来的精神和心灵上的震颤。赵志明的拿手好戏或许不是修饰或经营文字，但作为一个操持着文字的幻术师、乡恋者，甚至是实录人，他总能以多变的姿态和形式，给小说带来新鲜的质感，仿若转动的多面柱镜，虽不是春夏秋冬的流年光景，却能看到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和柴米油盐中的隐秘与领悟。
一、志怪、笔记或小说
稍具文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唐宋传奇以前，中国文学史上生产了一批极富盛名的“志怪小说”，它们源远流长的发展历程，其阵势、丰富性和叙述的精巧，足以构成中国小说传统的半壁江山。如果说《山海经》还算是初期稚嫩的文字的话，那么此后的《搜神记》《博物志》《拾遗记》《幽明录》《玄怪录》等皆是文学史上璀璨的明珠。到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和宣鼎的《夜雨秋灯录》时期，不仅志怪小说达到鼎盛，且佳作频出，与世情小说可谓同分天地。但这一小说传统进入新文学时期之后，便逐渐式微，被更多样化的小说书写样式所取代――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直至当下的玄幻小说，都在“志怪”的基础上往前推演，写出特征更为鲜明的类型体裁。虽也能让人略感志怪小说的传统不至于湮灭圆寂，但只能守住“通俗文学”的大众路子，作为畅销的一途，瞬间绚烂又急速下坠，不禁让人扼腕于当年的繁荣和盛况的不再。
梳理志怪小说的这么一个小小传统，其意不在为探讨它写法的奇特而铺设历史的进程，而是要强调赵志明小说在当下文学发展格局中所占有的一方天地。在志怪小说流入“通俗文学”大潮之中的同时，赵志明却坚持秉承“纯文学”的传统，给予志怪小说在当下文学写作中应有的继承和地位。他曾坦言：“我平时喜欢看传奇志怪类的小说，久而久之受其影响形成顽疾。”正是这种志怪小说的“顽疾”，一俟流入到小说创作中，就会无形中主宰着他的创作，让他有意无意间写出的一批志怪类小说，显示着他创作的鹤立鸡群的独特来，也更彰显着他文学的别样的用心和别样的追求。在这些志怪小说中，《无影人》⑹鲆桓鍪樯颠倒书简无意中念出了“王壬士土开升”的咒语，从而解放了他影子的自由，变成一个无影人，并把这个秘诀告诉了村人，引起骚乱――村人们奴役他们的影子无休止地劳作以换取金钱。在影子的指示下，书生寻找到第一个念出这个咒语的王士开，希望能够恢复正常。结果，被影子封在石头中的王士开却告诉他，影子的企图是要将实体的人变成影子的影子，从而获得完全的自由。倍感孤独的书生，早已生无可恋，纵身跳入影子中，成为影子的影子，他自己影子的附属。志怪意味十足，读来令人唏嘘不已。《石中蜈蚣》同样如此，无头山鸡寻找到避居寺庙苦读的书生，恳求他帮助取回冻结在石头中的头。书生赶到一块石头前，见石中蜈蚣如魔幻的琥珀中游动的实体，伸手帮助山鸡取出了头，却将自己的手冻在其中，无奈只得断其两指而挣脱回去。岂料山中只一日，世上已千年，他重回家园的行为成了寻觅过去的生活，无奈之中只好再去寺庙寄居。原来，命运注定他在缺少了两根指头后要做那个寺庙的住持，他的奇幻经历只不过是命运的一个小小把戏罢了。《昔人已乘鲤鱼去》可谓是这一组志怪小说中的第三篇，写的是作为坐骑的鲤鱼和他主人的成仙故事。这些故事基本上都充满了玄幻的色彩，不切实际，天马行空，读来让人颇觉清爽――毕竟游戏文字，徜徉其间也有一种解放的松弛感。另外三篇可以算作志怪小说的别一种路子――《你的木匠活呵天下无双》一篇，杂取了明建文帝被叔叔朱棣推翻统治的遭遇，和明熹宗迷醉于木匠活的历史事实，糅合在一起，叙述了一个不愿意当皇帝的人如何在木匠活中另造了一个虚幻的空间，从而不知所终的故事。《匠人即墨》把历史时间推向秦朝统一六国后，赵国匠人即墨为寻找梦中幻象而去往河套地区的荒漠之地，经历了那里牧人们的生活，却依旧和梦中美人擦肩而过，空留黯然神伤。《凤凰炮》是这一组的第三篇，时间定位在南北朝时期的北齐，讲述的是皇后胡媚娘的性爱故事。她嫁给时为王爷的高湛，两个人沉迷在性爱之中。做了皇帝的高湛很快审美疲劳，移情别恋，胡媚娘便借助权势淫乱后宫。等到北周灭了北齐之后，胡媚娘被弃置于大众之中，无以谋生的她怂恿儿媳妇和她一起前往青楼卖淫，并感叹：“我现在才明白，做皇后还不如做妓女。”两组志怪小说，一组诉诸玄幻和怪谈，一组诉诸历史和传说，相得益彰。逸出这两组的是《渔夫和酒鬼的故事》，写的是赵志明的故乡溧阳，渔夫和酒鬼猎人打赌，最终喝醉了酒的猎人淹死在水中的故事――但关于死因的猜测则落实在了鲶鱼精的身上。虽然作为志怪小说略有牵强，然而赵志明写来却是浑然一种志怪小说的笔记手法。
倘若赵志明只是一味地迷醉于志怪小说的传奇性、玄幻性，那么他的小说极有可能会流落到一般读物的境地，作为阅读者茶余饭后的谈资。但赵志明高明就高明在，他总是在志怪小说的外表下，包裹着探索生命存在境遇的永恒命题――束缚与自由的问题。不管是哪一组志怪小说，都在其叙述文字的背后纠缠着“人如何获得自由”的求索。《无影人》自不必说，影子千方百计要摆脱从属的地位而获得自由，拥有自由的人为了摆脱孤独而宁愿重新跳入被束缚的境地。《石中蜈蚣》则几乎是一个关于束缚和自由的寓言。困在石头中的蜈蚣要获得自由，从而欺骗山鸡解救自己，山鸡丧失了头颅之后用了另外一个自由者的手指，解放了自己。最终，蜈蚣仍难逃被束缚在石头中的命运。《昔人已乘鲤鱼去》中的鲤鱼，千方百计要从天庭逃脱而人人间，又想方设法试图挣脱主人琴高坐骑的身份，但最终命运仍旧捆绑着它驮着主人飞升上天成仙。历史故事演化而来的志怪小说，更是处处充满了这种反抗束缚、追求自由的意志。《你的木匠活呵天下无双》明证着生于帝王家的无奈，同时试图从木匠活中重造一个世界，在那里享受充分的自由，最终竟然消失于一重又一重的虚假空间中而不知所终。戴允常到底是获得了绝对的自由，还是消失于自己对自由的幻象之中？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匠人即墨》困于梦境的幻象，终究走不出对美人的思念，但那虚假的存在究竟在哪一种程度上是对自由的隐喻，却始终是一个不解的谜。《凤凰炮》换成了女性的角色，从性别的角度来思考与生俱来的身份对人的束缚。从为人妇的角色束缚中解放出来，作为一个妓女却成全了一个妇人的自由，然而却依旧困于她性别的束缚中――作为妇人，她怎么能摆脱得了性别加诸于她身上的对于男人的牵扯？自由不可得，生活于一个充满了束缚的世界中，生命本能的进发或许只是一时的幻想，赵志明给这些志怪小说装入了思想的机关，只要轻微伸手触碰一下，便能开启一扇哲思的门窗，窥见生命存在的诸种奥秘。
二、乡土惦恋者的梦和他的日常生活叙事如果说志怪小说的书写旨在承载思想探索的某些隐微命题的话，那么对故乡人和事的关注则表现了赵志明对乡土的惦念和眷恋，更是久久无法平息的乡愁所凝结出的文字菁华。对于这一类故事的书写，赵志明的文字中充满了温情，一种难以诉说和莫名的感伤充盈其间，带着几分凭吊的气息，还有些许岁月不再的唏嘘。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而言，乡村与城市的迁徙路线图，促发着农裔身份的城市居住者们的怀乡病，此地与彼地的两相对比显示的城乡差距，与进不去的城市和回不去的乡村的尴尬，正日日啄蚀着荒芜灵魂中生命的卑贱和低下；同样地，承载着家园记忆、成长经历和岁月流逝三重面相的故园，安放委顿颓唐的游子心的同时，也如荆棘般刺扎着年时不再的伤春悲秋之魂，此时与彼时的对照更加重了这种岁月流逝的感伤。家乡不在，故园不再，维系生命的情感依托和灵魂栖居之地，轰然倒塌于现代化转型之际，赵志明的文字到底还是残忍地剥离了覆盖于乡土之上的脉脉温情，呈现出赤裸裸的凋敝、坍圮和衰败景象，让人不禁发出感叹：此地唯从天上寻，人间难留故乡在。
以诗意的笔调叙述乡村往昔的景象，而在这笔调之下所摹写的，又不仅仅只是景观、山水，还包括传统的道德观念、人情世故、婚丧嫁娶，以及本来便如此的乡村生活，是赵志明小说中点画乡愁的最典型的形式。在这种小说中，空间距离的拉开使得审美具有了眷恋的性质，而时间上往旧日的推移又增加了好景不长的惆怅，统一着空间和时间双重意义上的乡愁，读来更显浓情蜜意背后的苍凉与温情脉脉内流淌的悲恸。《晚稻禾歌》写的是从村庄搬出去租地的野猫头，因焦虑耽误农时而召集乡村的妇女老人们帮忙插秧的故事。但赵志明的用意显然不在插秧故事本身，而是在故事中流淌着的乡里乡亲的礼尚往来和理解体谅。野猫头找的都是上了年纪的村人，因担心他们累着而减少劳动量，拉长插秧的时间却不少一分钱的报酬。这种礼敬如宾的待遇反而加重那些试图挣钱的村人们的羞愧感，他们宁愿起早摸黑帮着干活，也不愿意道德上、心理上有所亏欠――“食君之禄，担君之忧”，正是这种礼尚往来的最好注脚。老人们插秧的时候希望听孝戏《五女拜寿》，野猫头宁愿牺牲儿子上学的时间也要让老人们得所愿。相敬如宾的乡里人情，与插秧的稻田诗意，融合为一，映照出一幅《乡村古风图》，读来令人生出不少“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慨叹。与《晚稻禾歌》类似，《雪地白菜》也展现乡村温情的一面――王荣林和兄弟之间闹别捏，原因是侄子欺辱了自己的媳妇，但他却并不怀恨在心地报仇，而是取了宽容的态度从道德上饶恕了犯错的侄子和兄长。赵志明却宕开一笔，从他下乡去婶娘家讨几棵白菜回家过年着笔，写婶娘与侄子之间的和谐、温馨又动人的关系，恰好映衬了王荣林妻子和侄子之间的龌蹉龃龉，也同样是叹惋上辈人保持的脉脉乡土温情，到了下一代人则发生着天壤之别的变动。
如果说这种诗意的笔调将赵志明作为一个乡土的歌者的形象烘托无疑的话，那么当他的文字触及乡村日常生活的叙事之时，他就展现了“乡土别样的诗意”，亦即以一种“现象学式的写作方式”，将存在的万物意象化之后，重新把握现象之为现象、世界之为世界的哲学奥秘。或许称之为“现象学式的写作”太过深奥，称之为“日常生活叙事”大概更为恰当。《夜雨蛤蟆》是最为典型的――几乎是无故事的故事，也几乎是无形象的人物，就那么一个横断面截取在眼前，却写得隽永而值得琢磨。小说以一个孩子害怕蛤蟆为由，写父亲的朋友偏偏捉了蛤蟆后，一院子的蛤蟆对孩子造成的恐惧。《小德的假期》也是如此，写一个初中生暑假的生活――放钩钓团鱼。整个故事写来，便是小德如何学着钓团鱼，如何与人合伙走向更远的地方钓团鱼。但赵志明要在这种日常琐事中表达的，并非是小德的钓团鱼，而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如何经历了青春的逐渐消逝。和他合作的虎扣即将步入婚姻殿堂，之后又与他合作的勇哥作为有妇之夫，却在丈母娘家公然勾引小姨子――渐渐步入青春期的小德或许不能体会男女间的性爱欢愉，但身边充斥的男欢女爱的戏码却把他拖人成长过程中，必然遭遇的因性而来的哀怨情绪与略显感伤的茫然无措。小德的假期也同样是小德的成长岁月里，充满叹息和无奈的人生之途。《小镇兄弟》和《头上长角的人》更像是直书乡村生活的实录，其中没有震撼人心、曲折动人的故事，写来就是日常里的琐碎和乡村的道德生活。《头上长角的人》或许还牵涉到思考乡民们的劣根性问题，但这种沉重的话题在赵志明轻巧的笔端下，被温柔地解构――与其说他是要谴责什么，不如说他是要表现什么，原滋原味地呈现日常，比怒目金刚的批判来的更加彻底而剔透。《乡关何处》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所写也可以纳入到这种乡村日常的书写中，可以简单地称之为“乡下土豪遇害记”，且杀害他的是本家兄弟。
但到了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赵志明作为一个乡恋者的书写，就呈现出他乡土小说的第三个面相――如何留住乡村，如何寄寓乡愁？鸭司令被害之后，因担忧继续而来的对于下一代的迫害，他的妻子选择隐忍。若干年之后，当了警察的儿子却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带领着“小说家”的“我”重回故乡。但故乡已经变得凌乱而充斥着垃圾，在拆迁的时代命运遭际之下，村庄的田地、河流、小桥等都将消失不见，寄寓乡愁的载体将永远淹没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之中，莫名而来的乡愁更为浓郁而无法疗治。赵志明也会在这样的时候追问，假如时光可以静止不动，或许一切都将照旧。于是有了《当万物停止生长时》这一篇颇令人意外又在情理之中的小说。老实厚道的毛倌和玉英，生下了一个先天性脑瘫的儿子喜庆，岁月流逝而喜庆不再生长，停留在婴儿的状态。他们又生了一个儿子喜欢，却如庄稼般茁壮成长――若干年之后，喜欢因闹事而坐牢，喜庆因被人拐走而沦落为乞讨者。当喜欢动用黑社会的力量，找到了哥哥喜庆之时，喜庆仍旧一如婴儿。长不大的喜庆与其说是一个先天性脑瘫的婴孩，不如说是对充满了诗意的乡村的一个隐喻，而他停止的生长则是赵志明乡愁的抒发，是乡恋者做的白日美梦。但正如《乡关何处》中所谕指的一样，再美好的乡村也终将会成为拆迁的废墟，愈发无法扼止的乡恋者的愁绪，便泼墨一样地散撒在字里行间，是欷欺感慨，也是无声祭奠。
三、新伤痕时代的男女
在我的感觉中，赵志明的小说作品里，书写“新伤痕时代的男女”的故事是他较为失败的笔墨。但好在他能用创作的多样性来弥补这种刻板的印象，反而从另一方面映衬了这类故事的不可或缺一能秉笔直书历史和乡愁的人，亦能做一个直面时代的实录者。一俟落入实录时代的写作漩涡之中，现代性的统一模式便会让小说写作者走上类同化的道路，我更愿意将这些故事称为是“新伤痕时代的男女”故事。青年批评家杨庆祥提出“新伤痕时代”之后，关于这个概念的阐发还有待深入，因为它背后所指向的并非仅仅是“伤痕”，更是这个“时代”，是这个时代的“众生相”和“世纪病”。不管这样的伤痕是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也不管这样的伤痕是致命的还是无关痛痒的，总之，它所指认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心灵中一抹一闪而过的无奈，也是我日常生活中不经意间叹出的一口气所镌刻的悲凉。在赵志明的笔下，“新伤痕时代”的故事几乎都是围绕着男女和他们的性故事展开，是无处安放的青春肆意的挥洒，也是无聊岁月里借以安慰灵魂的身体密码。
《我们的懦弱我们的性》是这一类小说中的代表。一群毕业大学生，在即将离开校园的前夜诉说着各自的性经历，他们开口闭口是男女的性器官，日常生活的指向也对准了做爱、精液的排泄和床上缱绻的故事。但可悲的是，他们经历过性行为的次数屈指可数，居多还都是以处男之身宣告着他们的懦弱。终于，毕业后的日子里，阿干以自己的处男身而自觉卑贱，多次尝试性爱而终告失败，甚至在做爱的最简单的形式――嫖娼面前，都畏畏缩缩、萎顿不前。这是一个懦弱的时代，必然会产生懦弱的性。而在懦弱的性面前，则只有猥琐而又肮脏的灵魂。这之外，《告别》写的仍旧是男人的无能，在女朋友即将嫁人的前夜在她和未婚夫家里吃了顿颇为窝火的晚餐作为告别；《楼上楼下的爱情》更是整日看黄色录像的男人们渴求租住楼下的一群女性，却又无可奈何不敢伸手去触碰她们的身体的无能表现；《连襟》以可笑又荒诞的形式，嘲讽了和同一个女孩子谈恋爱却又都没有得逞性爱的两个男人，重聚之后妄想通过嫖妓的形式来做一次“连襟”，最后却惨淡收场的故事。在这些“新伤痕时代的男女”身上，与其将他们的遭遇指认为是“性爱的惨淡”，不如界定为是人生中“永恒的伤痕”，这伤痕便是面对人生的无奈，也是对处境的无力，或许还隐隐地带着对生活的无能。
无能者的性爱故事，几乎都属于患上“性爱阉割”的男性。非独此，这些“性爱无能的男人们”还要争风吃醋，把他们的痴傻、愚笨和癫狂，一股脑地抛洒出来，成为十足可笑的玩偶。《两只鸭子，一公一母》中，女生爱上了语文老师，男生选择了默默陪伴，仿佛恋爱中的一对，殊不知女生只是借助他来表达对真正爱恋对象的一种求偶行为，男生只得以谋害两只无辜的小鸭子的方式来“腰斩”不存在的“性爱幻想”，发出“最毒妇人心”的诅咒。《午餐之后是晚餐》写的是与“朋友妻不可欺”相反的故事，老板朋友明知道“我”爱上了姜春天，却捷足先登抢走了她。为老板朋友打工的“我”午餐陪着心仪的女人吃饭，聆听她的恋爱圣经，晚餐则陪着朋友吃饭，编造了一个子虚乌有的堕胎故事，恶意中伤心仪的女人。《四件套》可谓是“新伤痕时代”的典型――穷小子爱上独生女，但异地恋的爱情只能在旅馆的床上，任性爱欲望翻滚身体的冲撞，最终不得不寿终正寝。爱情对于穷小子而言，无异于是天方夜谭的神仙故事，期许中从不曾带有现实的许诺。他唯一能做的便是买了四件套，覆盖在滴上了别人精液的旅馆的床单上，以最后的性爱仪式，埋葬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和无法承受的屈辱。痛及灵魂的伤痕，或许不会要命，但经年累月的痛彻心扉，则让一代人成为可笑的存在，荒谬地经营着自己的尊严、脸面和荣誉。
叙述至此，对于诠释赵志明小说的深层内涵来说，或许显得不够，但好在梳理了他小说创作的几个侧面，以此来窥见其创作的丰富性，未免不是一条恰当的路径。以志怪的方式书写荒诞不经的故事，来传达独特的思考；用乡恋者的口吻，追忆往昔乡村的道德风尚，试图挽留住它的颓败，浓浓的乡愁绵延不绝；把无能作为伤痕的标尺，用性爱揭露时代的疤痕，虽然痛苦中还带着羞耻和难以启齿的懦弱，但用来警醒此时此地的人们，无异乎一剂良药。这就是赵志明的小说，丰富而又独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