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进行了多次改革，相关的经济利益分配格局也随之不断的发生变化。收入的分配对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社会和谐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也与每个劳动者的利益直接相关联，因此，收入分配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有关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主要分为功能收入分配研究和规模收入分配研究两个部分。功能收入分配，又称要素收入分配，以各种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和劳动为主体，根据它们在产品生产中发挥的作用或做出的贡献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是以收入来源为研究视角对收入分配规律进行研究的。规模收入分配，也称个人收入分配或家庭收入分配，是以居民个人或家庭为主体对国民收入进行的分配，以某个阶层的人口或家庭的比重与其所得的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是否合理为视角展开研究。现有的研究中，主要是以规模收入分配研究为主，而对功能收入分配研究还很不充分，为了对现有的文献作有益的补充，本文即以功能收入分配为对象进行研究。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情况
劳动收入份额是指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主要反映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分配关系，是考察功能性收入分配的重要指标。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动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
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上文可知，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增长既有增长数量上的影响，也有增长质量上的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劳动收入水平是消费需求的基础，当劳动收入份额稳步上升时，由于劳动收入比利润性收入的具有更高的消费倾向，因此，在同样的社会收入条件下，消费需求将随之提高，于是社会总需求也随之提高，从而提高产能利用率。产能利用率提高后又会通过乘数效应和加速效应 进一步推动总需求增长。另一方面，劳动收入也是商品的成本，劳动收入份额上升会降低产品的边际利润，从而抑制社会的投资需求，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也会通过降低储蓄而对投资产生负面影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力资本水平和投入都明显偏低，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投入较低的问题更为突出，而这亦是造成该地区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能够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提高其受教育水平，增加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从而提升劳动力质量，为产业升级铺垫必要的基础。
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还会通过需求拉动效应和成本推动效应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产生积极的作用，有助于我国经济摆脱长期以来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初级低端制造加工局面。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还能提高企业进行产业升级的意愿，通过改善需求结构对产业结构构成积极的影响。
第一，由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主导的负债投资加深了产能过剩问题，通过产业结构效应又进一步阻碍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进一步导致了经济的内部需求不足，当世界经济发生危机导致外部需求突然下降，产能过剩的矛盾便集中显现出来。所以说，劳动收入份额过低引起的我国内部有效需求不足，是行业产能过剩、地方债务突出以及金融资本脱离实体经济而大量投入房地产的共同根源。
第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居民内部消费需求来推动经济增长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内容。而劳动者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直接导致了居民有效消费需求的不足，使得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经济增长方式不得不长期停留在依靠投资驱动的方式上，因此，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三，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阻碍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导致低收入阶层对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进而提供了大量的低成本劳动力，为长期依附于低成本人力资源禀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提供了必须的人力资源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往往缺乏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向高附加值行业升级的内在动力，进而阻碍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四，贫困化的贸易增长理论认为，一个以廉价劳动力成本为比较优势来刺激出口的国家，其出口数量越多所得收益反而会越少，越不利于其提高参与全球化竞争的能力。目前，我国企业在全球竞争中主要依赖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劳动者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并不利于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升级。
总而言之，在当前阶段，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不仅有利于总需求的扩张，还能减轻投资压力，进而缓解地方债务问题和产能过剩问题，是扩内需、稳增长、调结构的前提，是让发展成果惠及全民并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增长的目的与手段的统一。
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政策建议
稳步提高我国劳动收入份额, 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和工会这两大主体的监督和引导作用。
第一，要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制度。要形成市场化的劳动力价格机制，需要作为监管方的政府强制实施最低工资制度作为基础。特别是在我国，劳动力市场还存在着巨大的市场分割，劳动力还不能充分自由流动，市场还不能有效的自发形成合理的劳动力价格决定机制。如果交由劳动力市场自发决定劳动力价格，那么，在资本占据优势地位的情况下，劳动力价格往往会趋向生存工资，企业的成本竞争只会导致企业拼人力成本、拼环境污染成本，从而损害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
第二，要建立正常工资增长机制。要合理的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就必须要让劳动者享受到与劳动生产率相一致的劳动回报。从劳动报酬的绝对量来看，劳动报酬应该保持社会最低生活水平以上，这一生活水平应该能够使得一个劳动者及其家庭维持不断进步。为了使广大劳动者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劳动者报酬的增长趋势应该与GDP 增长大体一致。
第三，要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必须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短期内凭借政府和工会的力量完全可以实现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目标，但要使得劳动收入的提高有利于经济发展，就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提高经济效率。长期以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过低造成的内需不足，导致了我国经济对政府主导投资的依赖，而经济发展依赖于高积累、高投资的发展战略，使得劳动力与资本的竞争中处于下风，又进一步限制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导致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从而更强化了经济发展对投资的依赖。随着这一增长模式产生的问题积累越来越多，以往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政府必须抛弃以往追求GDP的政绩考核方式，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向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增长走入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