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目前，江西正在掀起二次学习“浙江经验”的热潮。江西与浙江相邻，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江南鱼米之乡”的美 誉，但现在仍是我国的经济欠发达省份。
浙江资源贫瘠，经济基础薄弱，却在改革开放后的短短20多年时间里迅速崛 起为居全国前列的加工型“经济强省”。为探究其中的原因，本文通过选取江西与浙江区域经济的主要指标进行实证 分析比较，研究表明：自然资源曾经是国家或地区财富积累的重要源泉，但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当今自然资源在 构成国家或地区竞争力因素中的地位正日益下降，新理念的构建、创业文化培植、产业组织结构优化、市场机制的发 挥、人力资本开发、技术与管理及制度创新等软实力因素正逐步提升，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资源型省份要实现 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快速发展，就必须更多地在增强上述软实力方面进行新的突破。 【论文关键词】 资源型；加工型；江西；浙江经验；经济增长；比较
一、引言 自然资源是国家或地区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引领经济的高速增长。当今，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或地区在国民财富积累的“初始阶段”都曾获益于自然资源的贡献。
然而，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数量的硬约束使得人们可利用的实际资源在逐渐减少，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们逐渐认识到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是呈负相关。
Korhonen等人的研究认为，当一个地方的天赋资源过剩时，人就会缺乏创新、增长的动力，特别是意外财富更容易使人变懒。自然资源丰富型国家或地区的资源优势往往阻碍了政府的制度创新。
正如16世纪法国哲学家Jean Badin所说：那些土地肥沃国家或地区的人们往往过于娇气、懒惰和懦弱；相比之下，那些生活在荒芜国土上的人们则出于生存的需要而表现得更为稳健、勤奋和执着。进入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资源丰裕的国家或地区陷入了增长陷阱。
经验数据显示：在全球65个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中，只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博茨瓦纳4个国家人均GNP年增速达到4%(1970-1998年)，而东亚一些资源稀缺的国家或地区如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及中国香港经济增长却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世界银行，2000)。对此，国际上许多研究表明，自然禀赋与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由此形成“资源诅咒”效应。
总体而言，我国是一个自然资源相对富裕的国家，自然资本占国民财富的比超过5%。事实上，我国已从一个早期自然资源依赖性国家转变成非依赖性国家，逃离了“资源的诅咒”。
然而，基于国内不同区域的研究结论却显示“资源诅咒”在我国内部的地区层面上成立。自然资源富裕的山西、陕西、黑龙江等省经济增长明显落后于广东、江苏、福建等资源贫乏的加工型省份。
本文通过选取中度丰裕的资源型省份江西与资源贫乏的加工型省份浙江进行实证比较，旨在分析区域增长差异的深层原因，以期为避免江西产生“资源诅咒”效应，探寻资源型省份经济社会可持续快速发展规律提供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江西浙江区域经济增长比较 具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誉称的江西位于我国中部、长江中下游南岸，东邻浙江、福建，南连广东，西接湖南，北毗湖北、安徽，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区的共同腹地。与中部其他欠发达省份相比，江西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全省土地总面积16.6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74%，居华东各省市之首。全省总人口为4311万人。
素有“江南鱼米之乡”的江西，自然资源也极其丰富。由于亚热带湿润气候，绝大部分地方的农作物可以1年3熟。
森林覆盖率达59.7%，居全国第2位。地下矿藏资源充裕，是我国矿产资源配套程度较高的省份之一，尤其是在有色、稀有、稀土矿产资源上具有明显优势，已探明的矿藏储量绝对数和人均数都在全国省份中占有领先的地位。
目前，江西已建成亚洲最大的铜矿和全国最大的铜冶炼基地。江西作为一个较丰裕的“资源大省”，在历史上经济发展有过灿烂的辉煌，计划经济时代也曾为国家作出过巨大的贡献。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江西经济总量尽管在不断跨上新台阶，社会发展后劲在日益增强，但与其他发达省份比较，特别是与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近邻浙江省相比，差距依然存在。2005年江西GDP总值4056.76亿元，居全国第18位；人均收入8619.66元，居全国第21位。
显然，江西是一个“资源大省”，又是一个“经济小省”。 浙江地处我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东临东海，南接福建，西与江西、安徽相连，北与上海、江苏接壤。
全省土地面积10.18万平方公里，总人口4898万人，居全国第10位。人多地少，“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均耕地仅0.56亩，位居全国末位。
浙江资源贫乏，是一个“缺铁、少煤、无油”的资源小省，全省一次能源自给率只有5%，人均资源拥有量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1.5%，居全国倒数第三位。浙江不仅是一个典型的“资源小省”，而且也是建国以来国家财政投入最少的省份，人均投入仅410元，经济基础十分薄弱。
然而，一个自然资源如此贫乏、计划经济时代发展缓慢的省份，在改革开放后却迅速崛起为一个名符其实的“经济大省”及“经济强省”，经济增速列全国之冠，GDP年均增长13.2%，高出全国平均增幅约3个百分点。2005年浙江省经济总量居全国第4位，各项经济指标名列前茅，成就了今天的“浙江现象”。
这里仅列举四大方面将浙江与江西进行比较，以揭示资源型省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的差异及问题。 1.经济总量比较。
2005年，江西省GDP为4056.76亿元，比上年增长17.4%。浙江GDP为1.34万亿元，增长速度为15.4%，江西经济总量仅是浙江的30%。
从GDP占全国的份额来看，江西为2.2%，浙江为7.3%，江西比浙江低5.1个百分点。两省经济总量相差大。
但可喜的是，江西的增速略高于浙江2个百分点，如果依然能保持这种态势，两者经济增长的差异将会逐步缩小。 2.所有制类型比较。
江西省公有制比重明显大于浙江省。在全部企业法人中，2005年江西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804家，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18.3%；浙江省811家，占其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2.0%。
这主要由于江西在计划经济时期曾是三线老工业基地，还有一些大型的国营军工企业。浙江省的私营工业企业在全省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中所占比重较大，其私营工业企业发展态势很好，综合经济效益居全国第一。
从私营工业企业数量来看，2005年江西省共有2079家，浙江省有私营工业企业2.42万家，是江西省的11.67倍；从私营工业企业总产值看，2005年浙江省私营工业企业的总产值8250.03亿元，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到35.7%，是江西省的11倍。从“三资”工业企业投资来看，浙江也明显高于江西。
2005年浙江省共有“三资”工业企业6807家，创造工业总产值5644.38亿元；同年，江西省“三资”工业企业497家，相当于浙江省的7.3%，创造工业总产值447.45亿元，仅相当于浙江省的7.9%，这主要源于浙江地处东部沿海、港口和毗邻上海等独特的地理条件。 3.固定资产投资比较。
2005年江西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92.5亿元，比上年增长26.0%；而浙江达到6524.2亿元，比上年增长12.9%，江西投资规模只及浙江的35.1%。两省投资的巨大差异是：江西固定资产来源的主导力量是靠政府招商引资的推动，而浙江利用外资与广东、江苏相比，规模仍小，其投资渠道主要是民营自筹资金渠道。
2005年江西非国有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为60.4%，而浙江非国有投资比例高达73.3%，并且势头十分强劲，这表明浙江民间资本发展十分活跃。 4.消费品市场比较。
2005年江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36.2亿元，比上年增长16.6%；浙江为4631.7亿元，比上年增长14.2%。江西市场规模在全国居第21位，浙江为第4位，江西市场规模仅及浙江的26.7%。
浙江省市场成交总额已连续数十年排名上述位次，成为超亿元、超十亿元、超百亿元市场个数等指标均居全国前列的市场大省。江西工业品市场一度曾不够稳定，而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主要行业中，纺织、服装、皮革、木材加工、家具制造、印刷、文教体育用品、医药、化学纤维、塑料、金属制品、普通机械、专用设备等15个行业的市场占有率均居全国前3位，江西除有色金属等产品占有一定市场外，大量轻工消费品主要从外省调入，产品在区际市场、国际市场占比太小。
在城乡消费品市场中，江西不平衡程度比浙江要大，这主要在于浙江省乡镇个私经济的蓬勃发展程度远远超越了江西。
三、浙江经济增长的经验总结 浙江以近乎“零资源”的禀赋条件取得如此优异的发展成果，堪称“经济奇迹”。总结浙江改革发展的宝贵经验，主要有如下几条： 1.倡导全民创业，锐意观念创新。
透析浙江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是其发展的内动力，而创业文化又是“浙江精神”的核心。浙江资源匮乏，人多地少，人口密度大，致使剩余劳动力产生了流动。
为了在流动中求生存求发展，浙江人很早练就了外出谋生的技能，形成了“义利并重”和“工商皆本”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孕育了浙江人精明的商业头脑和求真务实的品质，造就了以个体为主的“群众性创业文化”。浙江老百姓是致富、创业的主体，每个人都是活跃的市场经济细胞，每个细胞都能释放出巨大能量，蕴含丰富的企业家资源。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民基于生存的客观环境，解放思想，率先冲破僵化观念的束缚，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探索和创新。例如，在创办专业市场、发展个体私营经济、集资建设小城镇、首倡股份合作制、实行土地有偿转包以及农田规模经营等方面都创造了成功的经验。
浙江各级政府则充分尊重群众的创业权利和自主选择，较早地打破了“惟成份论”，提出“不论成份重发展，不限比例看效益”，让个体私营企业经营者“经济上有实惠、社会上有地位、政治上有荣誉”。昨天的农民成了今天的企业家、明天的跨国公司总裁。
浙江的发展是全民创业的丰硕成果。 2.开拓市场化特色模式，力促民营经济大发展。
市场经济有不同的模式，但不管哪一种模式都要适应当地经济的发展。浙江经济一开始就不以一个模式求发展。
在农村工业化起步阶段，浙江东北地区从原来农业和集体经济基础较好而国有经济相当薄弱的实际出发，凭借毗邻上海等大城市的区位优势，选择以乡镇集体企业为主的发展道路；温(州)台(州)地区发挥能工巧匠众多和农民善于务工经商的优势，充分利用民间资金，走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的发展道路；浙中的金华等地区则由“鸡毛换糖”到兴办专业市场，从市场化带动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最终达到经济发展、全民增收的目的。民营经济在浙江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综观浙江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政府引导下的市场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制度配给，也就是在转轨经济的背景下，在局部地区首先尝试完全市场化的模式。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制度要素的配给是左右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3.发挥规模竞争优势，打造“块状经济”。浙江耕地面积小，资源贫乏，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在此没有大型工业项目投资，是典型的农业经济，这是其劣势。
但对浙江人来讲，这又是优势。缺少了依赖，在市场经济中思想醒悟得早，行动得快，当这种观念与政策机遇、传统优势结合起来后便迸发出巨大的活力。
长期小农经济的束缚和“资源小省”的客观现实，决定了浙江人不可能贪大求远。他们在起步阶段，仅抓住传统优势，瞄准国内中低档市场空间，从关系民生民计的轻工产品做起，从“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突破，以小做大，以大做强，最终形成产业集群规模，创造出“小商品大市场、小配件大配套、小产品大行业、小企业大协作、小资本大聚集”的区域经济和专业化分工的发展模式。
其定位不高但市场大，科技含量不高但规模大，产品不大却链条长，打造了特色鲜明、最具生产力和竞争力的“块状经济”。这些“块状经济”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而且加快了浙江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前进步伐。
4.求真务实，注重人力资本效能的开发利用。许多学者认为，对人力资本的培育和开发的忽视是造成“资源诅咒”效应的关键因素。
资源产业的强劲发展使得政府有意或无意地轻视和忽视对人力资本的培育和开发，这就必然影响了资源型省份经济质的提升和长久发展。在此方面，浙江恰恰是培育和开发人力资本的区域典范。
浙江的人力资源基础素质较低，特别是创业者接受学校正规教育不够充分。据统计，按不同学业完成情况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排位，浙江排在全国第22位，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6.803年，比全国平均水平低近0.5个百分点。
然而，浙江人并不气馁，倡导在干中学的思想，在经济转型期甩开只有念大学才能创业的教育弊端，不惟学历惟能力适时创业，走出了一条高效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本特色之路。浙江经济是“老百姓经济”，为保证人力资本存量的充分发挥，浙江成千上万的小企业聚集而成专业化产业集群，分工极细，集群中一个甚至多个小企业只生产一种零部件，变复杂劳动为简单劳动，从而降低了人力资源就业和创业的门槛。
四、“浙江经验”对实现江西崛起新跨越的启示 江西拥有得天独厚的丰富自然资源，但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发展，江西经济仍处于一种与其资源禀赋极不相称的欠发达状态。2002年7月，江西省委、省政府在博采众长、虚心学习各兄弟省市经验的同时，提出了要重点研究“浙江经验”，并制定了“关于学习‘浙江经验’，进一步提高改革开放水平，加快经济发展的意见”。
5年来，全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走出了一条以科学发展、和谐创业为主题的加快崛起、富民兴赣的新路子。目前，江西的发展已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为实现江西崛起新跨越的奋斗目标，既需要全省上下不断探索，加倍努力，也需要进一步开阔视野，继续学习借鉴兄弟省市的新鲜经验。因此，江西省委、省政府提出二次学习“浙江经验”，正是由于浙江本是一个无资源优势、无国家扶持、无政策优惠的“三无”省份，如今却神奇般地跃升为加工型“经济强省”，创造了一个奇迹。
浙江省有许多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丰富经验，并激发江西不断进行各种模式的探索，开创和谐发展新路，推进经济社会在新的起点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1.培育本土的创业文化环境，激活民本经济主体。
由于创业文化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各地的创业文化必然具有其差异性，试图移植和复制创业文化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可以在借鉴发达地区创业文化的基础上，培植有利于本土创业文化形成的环境，使江西的创业文化得到有效提升。
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过程，作为一个有为的政府只能通过宣传和倡导促进这一形成过程。要使江西形成全民创业的文化，就要打破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状态，增强危机意识。
首先，要促使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鼓励农民迁移到发达城镇周围，给予他们一定的住房和资金补偿，并在税收政策和完善中介服务体系等方面给予足够的支持，激发他们自主创业。其次，要加快部分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步伐，形成国企核心、民企外围的大型混合所有制集团。
再次，要增强开放程度，鼓励江西的剩余劳动力走出去，通过政府、劳务公司、媒体等各种途径为剩余劳动力的输出创建一个平台。在外务工的剩余劳动力返回后，带回来的不只是资金，还有先进的技术、信息和当地的创业文化及管理经验。
2.努力发挥资源配置的市场化作用，全面提高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市场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表明，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市场总是按照效用性标准，将资源配置给最能充分发挥资源效用的市场主体。
因此，通过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且，作为资源相对富集但资本稀缺的江西，要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就要尽快把资源转化为资本，把潜在的资源优势转变为现实的经济优势。
因此，资源要转化为资本，必须要让市场成为资源的基础配置者，通过市场流通环节完成质的飞跃，从而实现资源的保值增值。与此同时，还要通过推进区际贸易发展来提高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
江西地处内陆，没有自己的出关港口，出海条件差。加上现在一些产品技术含量低，发展国际贸易难度比沿海地区要大。
当然并非说国际贸易不重要，只是强调江西同样亟待拓展区际贸易，因国内市场潜力十分巨大。当前，沿海传统产业正加速向中西部转移，而且浙江很多资源全面紧缺，正进入“腾笼换鸟”的调整期。
江西资源丰富，但缺乏资本及产业集聚能力。两者可以为此展开合作，在互补中必将开拓产业各自的发展空间，而发展区际贸易则更有利于提升资源型省份的产业发展水平。
3.推进产业集聚和优化升级，不断增强区域竞争优势。
(1)积极鼓励江西大型企业走专业化协作生产之路。大型企业管理层要树立现代经营理念，集中精力进行核心资源的经营，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将那些生产技术要求低、批量小、专业化分工高的各种零辅件、半成品的生产制造环节、售后服务甚至商品设计等外包出去，吸引更多的中小企业为其提供配套生产和服务。
这些中小企业群聚在大企业周围，使大、小企业的发展都取得共赢的效果。政府应建立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的协作关系，完善与之相配的大专业市场。
引导大型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和规模扩展围绕核心资源来展开，而一般的零部件及半成品等的生产由小企业来完成。
(2)着力培育和发展“块状经济”。在江西省域内，除配套型国有及民营大企业外，还有众多的中小民营企业，他们一般比较零散，没有形成集群形式，缺乏竞争力。
因此，政府应扶持、培育和发展中小企业集群。第一，地方政府应根据本地的历史文化、地理位置、资源条件、传统产业选择最适合本地经济发展的产业，例如景德镇陶瓷、资溪面包、文港笔业、中童眼镜等民营企业集群等。
第二，地方政府可根据交通运输条件、原材料的便利来考虑区位，建立产业园区，并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和招商引资吸引中小企业集聚。第三，地方政府也应建立与之相配套的专业市场，使市场与产业互为依托，联动发展。
第四，政府是基础设施的主要提供者，良好的基础设施对企业会产生一定的吸引力，各地政府应搞好基础建设，改善企业的发展环境，为当地企业提供便利，吸引更多的企业集聚。 4.以创新为突破口，促进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表明，在资源、能源等生产要素一定的条件下，要想获得更大的产出，将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推移，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就必须依靠创新。创新除了经济、科技之外，还涉及政治、文化、思想、制度等众多领域，包括理论创新、文化创新、管理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
因此，今后必须继承和发扬创业传统、创新精神，将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动力真正从资源要素的高投入转变到创新驱动上来。尤其要加强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这是江西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
为此，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以实施技术创新引导工程为重点，促进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加强研发机构建设，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实施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工程，引导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中，扶持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加快高新技术开发区、大学科技园、民营科技园等的建设和发展，使之成为高技术研发、孵化和产业化的重要载体。开展“科技入园”活动，帮助园区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引导工业园区向科技型园区发展。
把推进自主创新与大力培育自主品牌结合起来，制定和完善支持、鼓励企业创立名牌的政策措施，推动企业由无牌、贴牌向有牌和有名牌转变，支持企业形成科技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展示区域形象的知名品牌。 5.合理开发人力资本，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江西作为资源中度丰裕的欠发达省份，虽然人口数量较大，但人力资本开发积累与发达地区相比有较大的差距，甚至人力资本不断地被产业资本所“挤出”。原因在于人们对于人力资本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尚需要深化：
(1)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地区依然比较重视物质资本的投入，把人力资本开发方面的投入置于被动、从属的地位。
(2)在人力资本开发过程中，一些地区往往只重视教育方面的投入，而不注重人力资本建设其他方面的投入，如增强公共卫生保健方面的投入。
(3)在人才培养方面，各地往往只重视高级人才的培养，而不注重适用人才的培养；只重视普通教育，而不注重职业教育；只重视正规教育，而不重视各种形式的非正规教育。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深化对人力资本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系统的人力资本开发战略。
其次，加大区域的教育投入，改善不合理的教育投资体制，重点放在基础教育和对普通劳动者的再教育和培训上，吸引外来的技术人才和知识人才，积累宝贵的人力资本。再次，正确处理“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的关系，有效利用教育资源。
有关调查显示，江西既缺乏高层次的专门人才，更缺乏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层次的适用性人才。无疑，江西既要培养高、精、尖人才，又要培养具有一定劳动技能的普通劳动者；既要进行“精英教育”，又要进行大众教育。
现阶段，江西应将普及大众教育、培育适用技能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这更加符合实际，更能发挥教育资源的效能。
最后，加大对公共卫生系统建设的支持力度，实施公平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建立旨在实现基本医疗保险的合作医疗保障制度。通过增加教育投资，提高健康水平的人力资本开发，可以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提高，有助于实现人口、资源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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