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12日“读，《资本论》”网站刊登了大卫·哈维题为《为什么美国的刺激方案一定会失败?》的文章，比较分析了美国和中国实行凯恩斯主义刺激方案的可行性，认为美国贸易和财政赤字过高、国内利益集团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阻碍、美国去工业化已久等因素将使美国刺激计划失败。而中国有大量外汇储备、历史和现实中较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经济正处于大发展阶段等因素将使中国刺激经济方案更可能成功。
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在美国，任何诉诸凯恩斯方案的尝试注定会在一开始就遭遇诸多几乎无法克服的经济和政治障碍。
一个完整的凯恩斯方案，要想成功，规模庞大且历时长久的赤字财政是必不可少的。可以说，罗斯福1937-1938年恢复预算平衡的尝试使美国重新陷入衰退，因此是“二战”而非罗斯福“新政”过于缩手缩脚的预算赤字才扭转了形势。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政”本身对解决美国危机是无能为力的，尽管变革制度和推进平等政策确实为战后经济复兴奠定了基础。 2008-2009年美国所面临的问题始自美国长期以来对世界其他地区所欠的债务(在过去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美国以每天超过20亿美元的速度到处借钱)，这从经济上限制了今日美国可以额外负担的赤字的规模(这对罗斯福而言问题并不严重，因为他当时面对的预算大致平衡)。
如今还有一个地缘政治上的限制：额外的赤字取决于其他大国，主要是东亚和海湾国家，是否有出借的意愿。考虑到这两方面，对美国而言，似乎不太可能出现任何可行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些计划既能规模足够庞大，又能持续足够长久以复兴经济。
此外鉴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中都有对必要的大规模赤字财政的意识形态抵触，这个问题只会进一步恶化。很讽刺的是，这部分源于之前共和党政府奉行切尼的原则——“里根教导我们赤字财政无关紧要”。
正如保罗·克鲁格曼这位凯恩斯方案最突出的公共倡导者所言，2009年国会勉强通过的8000亿美元，虽然聊胜于无，却是远远不够的。刺激经济可能需要两万亿美元，这相对于美国现在的赤字水平来说实在是笔过分庞大的债务。
眼下惟一可能的经济选择是用向社会项目拨款的强势凯恩斯主义取代向超额军事支出注资的弱势凯恩斯主义。然而，对任何提议缩减一半美国国防预算(使之在GDP中的份额与欧洲的相接近)的人来说，这在技术上或许是可行的，但考虑到共和党以及许多民主党人的立场，这在政治上无疑是自绝生路。
相对来说第二个障碍是纯政治性的。经济刺激计划要想切实复苏经济，必须致力于确保其用于商品和服务的支出。
这意味着任何救市方案必须以有可能消费的人，即低收入阶层为导向。因为即使是中产阶级，虽然也消费，但更有可能把钱投入到抬高资产价格上，例如购买银行拍卖的抵押房屋，而非用于增加商品和服务的消费。
在经济萧条时期，多数人倾向于将闲余的收入用来还债或储蓄(这恰恰正是2008年初夏布什政府给每个纳税人退还600美元时所发生的)。 家庭谨慎而理性的决策对整体经济而言却是十分不利的，这正如银行会理性地将公众存款储藏起来或购买资产而非发放贷款。
在美国，对“均贫富”观念或任何减税以外的行政决定的普遍敌对情绪根深蒂固地来自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教条“个人最清楚”。这些教条，经过三十多年新自由主义政治的灌输，已经被美国公众奉为金科玉律。
正如我在别的文章中所提到的，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现在人人都是新自由主义者”。例如，“工资压抑”这一当前问题的核心组成部分在美国已是“正常”状态。
凯恩斯方案的三大支柱之一，工人拥有更大的权力、工资增长以及向低收入阶层倾斜的重新分配政策在今日美国，从政治上看都是不可能的。对这些项目是“社会主义”的指控会通过政治操纵散布恐慌。
三十年来在政治势力的打压下，工人力量已经太过弱小，也没有可见的大范围社会运动足以迫使政府出台倾向工人阶级的重新分配政策。 另一种达到凯恩斯主义目标的方法是提供公共物品。
在传统上，这意味着需要在社会的公共设施和基础建设领域进行投资(20世纪30年代的公共事业振兴署是这方面的先例)。正是以此为依据，现在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才加入了重建或者扩大交通运输、电力和其他的公共基础设施等项目，同时也增加了对医疗保险、教育、市政以及类似领域的投入。
这些公共物品的确具有生成就业乘数的潜力，并且可以扩大对更多商品和服务的有效需求。但是我们的假设是，这些公共物品在某些特定时刻会变成“生产性的国家支出”(比如刺激更多的增长)，而不是变成一堆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