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规划第一次将节约资源与计划生育等并列为“基本国策”。这是一项重大政策调整。
2006年第一次将降低能耗强度和污染物排放作为“约束性指标”列入年度规划。尽管有多种原因，但这项任务没有完成。
在盘点第十个五年计划辉煌业绩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增长速度、投资规模、进出口总额等“量”的扩张方面，都是以较大的比例超目标增长；而在结构优化、技术进步、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直至体制改革等改善经济质量方面的目标，很多却没有实现。种种迹象表明，现在还在重复“十五”计划的情景，即量的指标全面超额，而质的转变却比较迟缓。
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 中国长期维持资源密集、投资密集、劳动密集和高污染增长方式的重要原因，是生产要素低价格政策和环境监管不到位提供了“资源依赖型”发展环境。
能源低效率是这种发展模式最重要的特征。按照一般规律，资源需求增加，资源价格上升，各个市场主体要么提高资源效率，要么寻找替代资源，要么放弃资源消耗量大的产业或生产方式，使过量的资源需求受到抑制。
同样，有效的环境监管迫使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越来越高的环境成本迫使企业要么投资治理污染，要么采用新工艺实现清洁生产，要么退出高污染行业，使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伴随这一过程，就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现在，资源环境的压力已经变得十分强劲。例如土地资源稀缺的压力、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压力、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水和矿产资源税费价上调的压力、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以及人民币升值、国际反倾销等的压力都在迅速上升，能量在不断聚集。
但这些压力大多隔离在了政府层面，没有及时转变为价格信号向社会传递。当各地政府和企业依据扭曲的经济信号各自决策时，就不断地重复出现土地管理失控、投资过热、高耗能产业和产品快速增长、环境恶化等突出矛盾。
现在，企业可以轻易获得廉价生产要素，环境监管也不到位，利润还在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地方还是企业，谁也不会平白无故地“转变增长方式”，谁也不愿冒险技术创新。
在资源的低价政策下，谁多消耗了资源谁就多分享了经济利益；在环境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哪家企业认真治理污染，就会降低自己的竞争力。 实践“节约优先”、“环境友好”、“建设节约型社会”等这些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离不开政府的努力。
为实现“十一五”的能源环境目标，政府应以政策工具调控市场，以强大的市场力量“逼迫”市场主体选择节能环保的发展模式。就“经济政策节能”方面，至少有以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1、工业化、城市化是对能源需求最旺盛的时期。如果说这一发展时期能源需求高增长带有客观必然性，实际上发达国家都曾经历了这一过程的话，那么对能源的高需求与低效率相叠加则是不能容忍的。
不能以“重化工业阶段”掩盖能源的低效率。这是政策不到位、结构不合理和技术低级化三重作用的结果，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2、降低能耗强度的根本途径是改善产业结构和提高能源效率。实际上政府早已看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性，但多数市场主体依然沿着高消耗、低效率、重污染的道路前进。
实践证明，我们有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但不改变“资源依赖型”发展环境、速度导向型增长方式，就不能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机制。
3、“十一五”《规划纲要》第一次“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提出“从源头上防止污染和保护生态”、“实行有利于资源节约的价格和财税政策”、“实行燃油税”等。《纲要》还提出未来五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的目标，可见政府推进可持续能源战略的决心。
驱使国家下定决心的是能源的稀缺性和环境遭破坏的程度。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全社会的行动，但各个市场主体的行为主要受经济力量的驱动。
4、面对能源环境的严峻形势，通过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