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经济增长特征对行业收入分配差异的影响分析
相关理论及现行研究
很多早期的经济学家都对工资问题作过研究，如亚当·斯密、李嘉图、穆勒、克拉克、马歇尔、希克斯等。后来，研究者进行了更为细微的研究，如刚性工资的研究、工资差别的研究等，产生了很多理论。单工资差异理论就有人力资本理论、效率工资理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理论、制度理论等。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开辟了人类关于人的生产能力分析的新思路。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
克鲁格和萨莫斯提出了效率工资理论，认为企业都面临这样的现实：第一劳动需要监督，才会提高效率；第二一些行业比其他行业需要更多的特殊技能；第三员工会有辞职现象；第四员工总是认为企业独享利润，而且想方设法提高利润，从而与企业形成对立。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企业提高员工工资，一方面激励员工努力工作，另一方面增加怠工成本，因为工人偷懒时被发现并被解雇，他将失去一份高工资的工作，高工资构成工人偷懒被抓住从而被开除的机会成本。这就是效率工资理论。效率工资有一个前提条件：社会上存在非自愿失业。这样，怠工才有成本，工人很珍惜较高工资的工作。企业用提高工资来减少过程成本，但提高工资能降低多少成本或者增加多少效益，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结果，因此就形成了不同的行业工资结构。
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在竞争条件下，由于存在一些影响因素，如不同工作副效用、生产率差异、某些劳动工种供给有限、信息不完全导致劳动缺少流动性、歧视等，产生了补偿性工资，生产率工资，产业工资等多种多样的工资差异。
制度理论认为工会力量和劳动力市场分割是行业间收入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工会通过控制劳动力供给，达到提升工资的目的，工会力量强的行业会有更高的行业工资，工会力量弱或者没有工会的行业则工资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导致一些处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行业支付高于市场水平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保障（如低失业风险）。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则低于市场水平，工作保障也低。 现行的研究多从微观的角度认识劳动力报酬差异问题，认为收入分配差异是由劳动力自身因素引起的，或者与劳动力自身因素有紧密关系。认为劳动力这个群体个体差异大，而岗位的差异也很大，劳动力集合和岗位集合很难一对一地匹配起来，为了建立平衡关系，必须利用工资这个调节工具，因此，产生了收入差异。而宏观方面，如行业经济增长方式，对行业劳动力报酬差异的影响，他们都没有对它进行过研究。其实，从宏观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差异化的今天，由于行业之间的资源禀赋或技术条件不同，行业在国际或国内发展的优势可能不一样，经济增长路径选择就不同，这些都必然要反映到收入分配上。
行业收入分配差异的现状及命题假设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每年公开发布收入分配相关数据，2004年我国进行了全国工业普查，公开发布了我国大中类行业全面经济状况数据，本文就是基于这两方面的数据对收入分配差异进行时间序列和截面分析，本文主要研究行业门类和大类内部收入分配差异。 从行业大类上看，收入分配差距比门类大。2007年，最高收入分配行业为证券业140501元，最低收入分配行业为畜牧业9616元，高低之比为14.61。从2007年我国行业收入分配分布特征看，偏度不为0，峰度大于3， 2007年行业收入分配呈右偏分布（见表1）。图2中算术平均数大于中位数，说明有偏离值把平均值拉高，偏离值也拉大了行业收入分配差异。
从行业经济增长特征角度归纳影响行业收入分配可能因素，结合我国经济转型期特殊背景，本文提出如下供检验命题：
命题一：行业收入分配差异与行业增长方式有关，粗放型增长行业收入分配低，集约型增长行业收入分配高，由此形成行业收入分配差异。
命题二：我国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致使各行业被推向市场时间先后不一，至今仍是国有经济占比大的行业在与已经市场化的行业竞争时占有明显的优势，并造成了行业收入分配差异。
行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考察指标设计
很多学者研究经济粗放型增长时选择指标比较主观，往往用虚拟变量表示，结果出现失真现象。本文将从粗放度、市场集中率、行业规模三指标中选择设计行业经济增长方式考察指标。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如果经济增长率大部分是由要素贡献的，则为粗放型增长，否则就是集约型增长。根据我国学者高志英（2000）设计粗放度计算方法，利用《中国统计年鉴》和2004年工业普查资料计算了各行业的粗放度，粗放度低于0.5行业如表2所示（其它的行业的粗放度都在0.5以上）。由于数据不全，第一产业不能计算粗放度，第二产业的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只能计算门类粗放度。
粗放度数据显示，我国行业经济增长路径大部分属粗放型增长，第二产业48类产业中只有8类属集约型增长，第三类产业中只有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金融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为集约型增长。但由于数据口径不同，有些粗放度计算结果超过合理域值，存在失真现象。因此，粗放度只能作为控制变量，帮助分析其他指标。 行业规模是某一行业从业人员数量占全部样本行业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外向型经济模式基本确定，近年我国外贸依存度高达70%，但我国出口代理加工多，附加值低，出口量大的行业基本上是一种粗放型增长。由于精确度限制，行业规模也只能作为行业经济增长的内在特征考察控制变量。
我国行业经济增长的运行环 境考察指标设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仍在不断深化中，有些行业国有经济比例比较低，有些行业比较高。考察我国行业经济增长路径的环境特征—行业的行政垄断度，无疑使用行业国有企业比例指标最合适。由于数据的局限，国有企业比例用某一行业国有单位从业人员数量占全部样本行业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表示，比例越高表示行政垄断特征越明显，前二十个高国有企业比例行业如表4所示。
从行业收入分配与所有制结构关系（见表4）上看，收入分配高的行业，其国有企业比例确实比较高，具有行政垄断特征，如烟草制品业、管道运输业、新闻出版业等。同时，我们注意到，林业、畜牧业、渔业、农林牧渔服务业的国有企业比例都很高，但它们的收入分配排名却排在最后，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国有企业比例低，其收入分配也低。
汇总上面设计的指标，得到表5。
行业经济增长路径对收入分配增长效应估计
（一）基于行业门类
以行业门类的收入分配为因变量，以市场集中度、行政垄断度为自变量，以粗放度、行业规模为控制变量，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 2004年全国工业普查资料的基础上，采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系数估计，Views6.0计算结果见表6。
回归结果表明行业门类收入分配与市场集中度关联紧密，能通过T检验，但与行政垄断度指标关系不密切，回归系数不能通过相关检验。结果说明行业收入分配与行业经济增长方式相关，但这种关系的详细特征没有体现，可能因为资料分类较粗，估计方法不适当，因为最小二乘法要求较高，如对样本分布要求无偏、正态性，对时间序列要求具有平稳性，对解释变量之间要求不具有自相关性等。为此，本文需要对细分行业—大类进行分位数回归。
（二）基于行业大类
Koenker 和Bassett （1978） 提出分位数回归，其目的是观察分布中不同分位点上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不同边际效应，其基本模型为：
其中：Yi为被解释变量，Xi是第θ个分位点所有解释变量观察值，βθi表示对应于被解释变量第θi个分位数的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εθi是随机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
对于每一个分位点，分位数回归的参数估计一般采用加权绝对离差最小（WEighted Least Absolute，WLA）方法，权数确定规则为在回归线上方的点（残差为正），赋予其权重为ω；对于在回归线下方的点（残差为负），赋予其权重为（1-ω），然后求误差绝对值的加权和，使这一个加权和最小的系数即为参数的样本估计值。上面βθi的估计值表达式为：
（1）
与普通线性回归最小二乘法相比，分位数回归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分位数回归对回归关系进行更详细的特征描述，不仅仅是均值分析，其估计的参数值βθi将随θi值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反映同样的影响因素对处在不同水平的研究对象作用大小，更全面地体现影响因素的作用规律，而普通线性回归最小二乘法对整体回归信息汇总，样本分布的局部信息被隐藏了。第二，分位数回归模型是对总体按分布逐段分割再回归，异常值变得不很异常，因为异常值是对总体均值而言的，对分段均值的影响减小了，因此，其意义更加具体、重要。第三，分位数回归系数估计稳健性约束条件（如回归残差项呈正态分布等）大大减少。因此，分位数回归模型已发展成为描述样本分布细部特征的有力工具。第四，分位数回归是使残差的绝对值的一个表达式最小，这个表达式不可微，传统求导方法不适用，需要借用线性规划方法或单纯型算法。
Armstrong、Frome 和Kung（1979） 等提出的线性规划技术迭代求解，也可以在广义矩方法的框架下求解。Views6.0 提供的QREG-Quantile Regression（Including LAD）功能，可以对分位数回归具体求解。本文以行业劳动报酬为因变量，以市场集中度、行政垄断度为自变量，以粗放度、行业规模为控制变量，建立分位数回归模型，检验回归关系的稳定性。
以2004年全国工业普查资料基础上整理、计算以上指标，建立三个模型。Views6.0计算结果如表7所示。
三个回归模型回归结果显示：行业经济增长特征变量回归系数合理，符合相关原理；市场集中度、国有比例、常数项回归系数T检验值及显著性从低分位数到高分位数不断提高，表现出明显的关联关系。
行业经济增长特征对行业收入分配增长效应分析
回归结果显示，行业经济增长特征对行业收入分配增长影响显著。
（一）行业入职薪酬对行业收入分配差异形成起了基础作用
从三个回归模型看，随着分位数的提高，常数项基本呈上升趋势，最高入职薪酬是最低入职薪酬的1.5倍左右，即行业入职薪酬对行业收入分配差异的形成起了一个基础作用，但不是主要决定性作用。行业制定不同入职薪酬的可能原因：一是某些行业为了吸引优秀人才，提供较好待遇条件；二是行业发展要求有较高素质的职工，自然提供较高的底薪。
三个回归模型常数项的T检验显著性稳步提高，都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入职薪酬的影响是明显的，且不受控制因素影响，否定零假设。
（二）行业经济增长方式对收入分配增长具有正向递增边际效应
从三个回归模型看，市场集中度是影响收入分配增长的第一要素。虽然市场集中度与行业国有企业比例对行业收入分配增长的边际效应接近，但是市场集中度的贡献稳定，并且相关关系明显，命题一成立。
第一，随着分位数的提高，市场集中度的回归系数不断增大，即边际效应不断加强。市场集中度小的行业是中小企业占比大的行业，它们的收入分配增长慢，市场集中度大的行业是大中型企业占比大的行业，它们的收入分配增长快，从而拉开了行业收入分配差异。
第二，正向作用。因为无论粗放型增长还是集约型增长，企业都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发展，物价的上升、生活水平的提高引起的消费结构变化，收入分配都要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企业都要获得社会平均资金回报率，否则企业就不可能持续经营下去，因此，企业应该具备增长收入分配的能力。从粗放到集约的过程是效率提高、企业经济状况的改善、剩余增加的过程，相应地在收益分配中相应地增加收入分配，只是程度不一样。
第三，随分位数提高，系数检验值不断提高，逐渐通过更为严格的显著水平检验。高低效应系数相比约为3，显著水平从0.1提高到0.01，边际效应稳定。
（三）运行环境对行业收入分配增长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作用
第一，正向作用。三个模型显示，行业行政垄断度与行业收入分配增长有正向相关关系。可能的原因：一是工资存在刚性，消费具有棘轮效应，甚至工资还需要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否则影响员工工作积极性。所以对行政垄断度较低的行业也必须保证一定工资的增长。二是在我国，行政垄断行业关联国家经济命脉，尤其是一些全国性的大型垄断企业履行着部分国家战略管理职能，操纵市场，利用其优势地位将规模扩大带来的成本压力转嫁出去，巩固和加强垄断地位，形成独立寡头，获取超额企业剩余。三是在国有企业中，国有产权表面明晰，实为不明晰，国有经济是一种“所有者缺位”经济，行政垄断企业管理者为了获取员工的支持，有更倾向于在收入分配决定中提高劳动的分享比例、在收益分配上侵蚀所有者利益现象。
行业经济增长的运行环境造成的行业收入分配差异在于不仅存在收入分配的差距，而且在效应上国有企业的工资更像是效率工资，因为我国基本上是劳动力供大于求，而提高工资对企业没有成本压力，不影响利润，企业通过转嫁成本，相应提高售价，从而消化了提升工资的成本。但它不一定产生了高效率。
第二，作用强度不同。除首尾两个分位点外，从低分位数到高分位数，行业行政垄断度对行业收入分配增长边际效应逐渐增强，强弱相比约为4倍。从各大类行业看，国有企业从参与竞争、影响价格和供给，到垄断价格和供给，其成本容忍空间和消化能力由小到大，获取利润由低到高。
第三，在模型一和模型二中，除低分位数外，随分位数提高，系数检验值不断提高，逐渐通过更为严格的显著水平检验，显著水平从10%提高到1%。
但是从上文中的三个模型上看，行业的行政垄断对行业收入分配增长边际效应不稳定，模型三中最高分位数的边际系数未能通过T检验。从数据上看，我国林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等行业国有经济比例都处最高之列，但是其行业收入分配最低，可能的原因是受行业产品属性和市场的影响，例如林业，为了保护我国极为稀缺的天然资源，国家对林业垄断经营，禁止乱砍乱伐，而且林业产品作为生产原料居多，作为直接消费品少，生产周期长，存储量有限，这些属性制约着企业剩余，无法与烟草制品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等行业相比。相反，通讯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行业，其行政垄断度并不高，不是行政垄断行业，但是这些行业可能是因为技术、资本等其他原因形成了对市场的自然垄断，
从而获取了超额利润。行业经济增长的运行环境对行业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说明命题二不成立，行政垄断造成了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结论不很贴切，不是所有国有企业都存在高收入分配。
结论及政策启示
（一）结论
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行业门类进行回归分析和利用分位数法对大类行业进行回归，发现行业收入分配形成与行业经济增长特征紧密相关，行业经济增长方式和运行环境是形成行业收入分配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行业经济增长方式是影响行业收入分配差异的第一要素，具有正向作用，随着集约增长强度的增加，边际效益逐渐增强。行业经济增长的运行环境对行业收入分配差异扩大也有正向影响，是第二大影响因素。一般地说，行政垄断强的行业，其收入分配会高，相反，收入分配就会低些。
本文发现影响行业收入分配差异的垄断因素不是行政（所有制）垄断，而是自然寡头垄断，形成垄断的原因可能是技术、资金等非所有制因素，行政垄断也要通过形成规模企业才能影响行业收入分配，因此，“行政垄断造成了行业收入差异过大”不贴切。
（二）政策启示
本文认为我国有些行业存在着过度竞争的情况，影响着我国收入分配水平提高，导致居民消费能力有限，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乏力，出口额大的行业是事实上的对西方国家的福利出口。因此，严格执行《劳动法》，在企业中实行最低工资保护、工作环境要求和工作时间限制，避免恶性市场竞争是很有必要的。经济运行体制转型后，一些行业经济可能会出现另一种形式的垄断，对此，我们也要有所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