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得以逐步建立和完善，借助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筹资模式，我国基本解决了现阶段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发放问题。但是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预计到2050年，中国65周岁以上人口与20 - 64岁之间劳动力人口的比例将达到45.4%，不仅超出亚洲平均水平30.7%，而且超过美国39. 5%和英国44.1 %，成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我国养老金账户存在严重缺口，2012年己有19个省份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收不抵支个人账户缺口扩大到5602亿元，基本养老金己不能完全保障我国老龄人口的养老需求，并且单靠财政补助来进行弥补的做法，未来难以为继。因此，如何实现养老保险的可持续性发展成为政府长期需要面对的问题。
企业年金作为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二支柱，可以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减轻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的压力和财政负担，是一项低成本的长效社会稳定机制。但是我国从1991年建立补充养老金制度以来，企业年金至今发展缓慢:我国企业参与率仅为23%，远低于发达国家40%以上的水平;职工参与率仅有1. 5%左右，与发达国家接近60%的水平相去甚远;企业年金平均替代率持续不到1%，远远落后于美国的40% , DECD成员国平均9%的水平;截至2011年底，企业年金资产占GDP的比重仅为0. 76%，与全球平均38%及DECD平均78. 9%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甚至低于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市场。
从国际经验来看，企业年金的发展和政府税收支持是密不可分的。税收优惠政策可以推动企业年金发展的观点在很多针对发达国家的研究中得到支持。国内学者也纷纷结合中国情况阐述税收优惠政策在企业年金发展过程中的必要性，但多集中于对单个国家或单一税收模式相关政策经验的描述性分析，缺乏对政策效果的系统和量化研究，特别是对影响发生机制方面缺乏具体实证支持，因此本文力图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采取国别比较方法，通过计量统计模型，针对企业年金缴费环节的税收减免政策，探究其对企业年金规模成长的具体影响程度，以实现我国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及完善提供实证支持。
二、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年金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实证模型设定利用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企业年金发展的国际经验
通过对DECD国家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整理来看，目前最流行的税收优惠模式为EET模式，我们重点关注对第一环节的减免税优惠，企业年金制度建立的初衷为补充基本养老保障，而企业也将其视为提高员工福利待遇、激励员工努力工作的一种手段。如果国家又用税收优惠政策来加以鼓励，则大大增强了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制度的动因，有效地降低企业激励员工的成本。对企业来说，用同样的钱取得了不一样的激励效果，对于员工而言，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允许员工缴费在税前列支对员工缴费也会产生很大激励作用。因为缴费能够在税前列支无疑有助于降低员工工作当期的边际税率。即使员工退休后领取的企业年金待遇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由于职工在退体期的整体收入水平下降，适用的边际税率也会大大降低。
(二)实证模型设定
本文从企业年金市场需求层面考察政府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和个人缴纳企业年金的激励效应，结合其他影响企业年金缴费的其他因素，建立本文的基准回归模型:
1.支付能力的解释变量
模型中，income为人均国民总收入，同样按消费者价格指数平减为2001年末的货币单位。企业年金作为个体进行收入支配时的一种选择，个体收入的提高必然会给企业年金的增长带来一种正向的收入效应。模型中收入变量取对数不仅缓解异方差的影响，其系数也可以直接体现年金缴费的收入弹性，预期其回归系数为正。tax为税收变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税收是直接影响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因素。从而间接的对企业年金缴费产生冲击，这里用一国居民整体收入项税收占GDP的比重表示一国税收水平，取对数也可直接反映年金缴费对税收变化的反应程度，本文将其定义为年金缴费的交叉税收弹性，预期其回归系数为负。
2.收益能力的解释变量
模型中return;为企业年金收益率，收益率反映企业年金账户保值增值的运行状况，这里用企业年金账户变化情况，并减去当年缴费支出差额进行测算。企业年金作为一种补充养老保险同时也是一种投资储蓄，其保值增值作用尤为重要，较高的收益率会刺激企业和个人加入企业年金计划，从而增加个体缴费。所以预期其回归系数为正。变量stock为股票市场运行状况指标，这里取SP全球股票指数年变化率。理论上来说，股票市场越景气，相应的会引发个体对投资股市等资本市场的偏向，从而对年金储蓄产生一定的负向替代效应，但基于成熟的企业年金制度是允许年金账户自由进入资本市场的，股票市场的利好也可以为年金带来更高的收益。所以股票市场运行状况对企业年金的缴费影响方向不能确定，这取决于个体的风险偏好等一系列因素。
3.国家养老体系影响的解释变量
模型中变量public为衡量国家的养老金第一支柱即社会公共养老情况的指标，作为一国养老保障体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养老金第一支柱与企业年金之间会存在一种替代关系，一旦政府提供的养老金可以达到个体需求，将会大大削弱个人参加企业年金计划的动机。所以预期其回归系数为负。由于公共养老金支付情况连续时间数据的限制，而且国家社会公共养老政策在短时间内变化不大，本文采用一个虚拟变量，衡量标准为人均养老金公共支出，在样本中大于样本国家平均值的国家取1，小于平均值的国家取0.
(三)数据信息
基于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在发达国家应用较早且机制较为成熟，本文的实证样本选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本文实证检验所用数据主要来自于DECD数据库，代表股票市场运行状况的SP全球股票指数年变化率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基于一些国家中企业年金缴费和税收等数据的缺失，将爱沙尼亚、法国、爱尔兰、日本、瑞典、希腊、土耳其、斯洛伐克共和国7个国家剔除，最后将样本确定为 26个DECD国家，样本期间为2001 -2011年。根据税收优惠政策的界定标准，这里只有澳大利亚、智利、捷克、匈牙利、以色列、卢森堡、新西兰、斯洛文尼亚7个国家没有年金缴费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政策虚拟变量取值为0，其余19个国家取值为1。
(四)模型估计与实证结果分析
采用上述模型与数据，对税收优惠政策和企业年金缴费规模的相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使用的计量软件为statal 1.0。在回归方法上，基于模型中包含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和企业年金收益率等等内生变量，不能直接利用OLS进行估计，因而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
估计模型的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基本符合预期，截面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没有通过联合显著性检验，也即此模型适合随机效应模型。两个回归模型中因变量人均年金缴费的一阶滞后项，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反映了年金缴费稳定的时间趋势特征。人均总收入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表示收入的提高可以产生对企业年金的引致需求增加，模型2中，没有税收优惠政策的国家的年金缴费的收入弹性为0. 1920，即收入提高1%，将会引致年金缴费提高0. 192%;人均总收入变量与税收优惠政策虚拟变量乘积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也即在有税收优惠政策的国家企业年金缴费的收入弹性为0.2064%，较之没有优惠政策的国家收入弹性提高7. 5 %，即收入提高1%，将会引致年金缴费提高0. 2064 %。税收变量系数显著为负，在没有税收优惠政策的国家，负向的交叉税收弹性为-0. 2468税收提高1%，将会引致年金缴费下降0. 2468 %;我们看到税收变量与税收优惠政策乘积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即在有税收优惠政策的国家其交叉税收弹性为- 0. 203，当税收提高1%时，企业年金缴费将会有0. 203%的下降，税收交叉弹性较之没有税收优惠政策的国家下降17.7 %。即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综合税负的增加对企业年金缴费的抑制作用。
年金收益率returns的回归系数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收益率的提高对企业年金缴费有正向的激励倾向，但基于企业年金投资的长期性，个体对短期收益可能反映不那么敏感。股票指数变化率的系数为负，同样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企业年金投资的长期性。社会公共养老人均支出变量的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现阶段生活成本的提高导致个体对未来生活能够完全依靠社会公共保障的信心不足，公共养老金有限的替代率并不能满足国民的需求。社会保障并没有对企业年金的缴费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表明有限的基本社会保障并不会明显减弱国民的养老储蓄动机，国民对于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保险这种补充养老保障制度有着刚性需求。
社会环境方面的影响因素就业率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就业率的提高不仅直接影响缴费人群规模的扩大，还可以体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两者共同作用促进企业年金的积累。老龄化程度变量回归系数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是由于一方面老龄化程度的上升会提高个体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预期，从而增加企业年金缴费以备将来之需，但老龄化程度上升也即意味着适龄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即缴费人群的减少，对人均年金缴费会有一个负向冲击，两方面效应综合体现为不显著的影响。
三、结论及启示
本文利用DECD国家的企业年金发展数据，实证分析了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年金发展的促进作用，结果表明缴费阶段的税收优惠政策可以增加企业年金资产的积累，促进一国补充养老制度的发展。一方面增大了年金的收入弹性，即当收入提高时，国民会把更高比例的收入用来进行企业年金的储蓄;另一方面减小了年金的交叉税收弹性，即当税收负担加重时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会缓解对企业年金积累的冲击，从而使一国的企业年金账户能够健康稳定的发展。这为中国制定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提供了现实依据。并且我们发现就业率提高是促进年金缴费增长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并不能自发的引致企业年金的增长，社保体系所提供的基本养老并不会对企业年金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而年金收益率等短期效益指标对企业年金缴费的影响不显著。这对我国未来发展企业年金提供了一些启示。
首先，要明确企业年金在我国主要是由企业主导，由企业自身决定是否要成立，而本次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是针对个人缴费部分实行税收减免，企业缴纳年金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仍受5%上限的制约，因此，在雇主层面并没有感觉到实际意义上的优惠，政策对企业的刺激有限。因此建议根据企业性质逐步提高在企业层面的年金缴费的税前扣除比例到10%-15%。对于年金领取阶段的税收缴纳，对实行按月领取方式的账户实施更低比例的税率，以鼓励按月领取的养老金合理利用方式，细水长流，从而真正达到补充养老的目的。
其次，要认清企业年金在我国极不均衡的发展现状，目前我国企业承担基本保险领域的缴费己经相当高，从而出现企业年金参与者大多是垄断性央企，外资和民营企业积极性不高的局面。因此，政府应制定相应政策，防止企业年金的发展过程中带来的收入分配的进一步恶化。可以考虑给予某些行业以及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更富有弹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同时对于一些垄断企业特别是某些垄断企业利用企业年金变相提高管理层待遇的做法予以适当的限制，提防高收入群体利用企业年金进行不合理的避税，防止企业年金的发展过程中带来的收入分配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应鼓励和推动金融保险业的发展，鼓励针对非稳定就业人群(失业者、非持续任职者)推出同样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职业年金产品，加强推动个人补充养老税收优惠政策的出台。最后，在建立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同时，政府对提高个人收入和解决就业等问题的关注和努力也会有利于企业年金的发展。个人收入的提高可以从根本上增加企业年金缴费的来源，个人当前生活水平的保障和提高才是居民重视未来生活、增强养老储备意识的基础。此外，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成熟健康的资本市场、正确导向的企业社会责任、公开透明的政府监管制度、公平公正的利益主体格局这些都是企业年金得以健康发展的必要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