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规模(以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衡量)过度膨胀问题历来备受学界、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早期，学者们曾尝试从财政分权、经济发展等不同角度阐释背后隐含的逻辑关系，然而，对于政府支出规模的决定性因素，学界尚存在一定的理论分歧。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进入快速发展通道，贸易开放与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成为学者们研究的新焦点。就理论而言，贸易开放对政府规模的影响存在效率假说和补偿假说两种逻辑不同的机制。效率假说认为，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本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政府通常会倾向减少对经济的管制和干预，从而使得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下降;同时，为吸引外资流入辖区，政府间会竞相采取税收优惠等抑制财政收支规模的政策(Alesina和Perotti, 1997; Tanzi, 2002)。而补偿假说则认为，为应对贸易开放带来的外部风险冲击，政府会对弱质产业和开放受损者分别提供政策扶持和利益补偿，这将导致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张(Rodrik, 1998; Epifani和Uancia，2009)。
从实证文献来看，围绕补偿假说和效率假说进行的相关检验同样尚未获得一致结论。Cameron (1978)对贸易开放与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开创性研究。他采用18个OCED国家数据，回归后发现贸易开放水平的提升会导致政府规模的扩大。后来，Rodrik (1998)将分析样本增加到125个国家后研究发现，无论国家收入高低，政府规模和外贸依存度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Ram (2009)等的研究结论同样表明，贸易开放度较高的国家拥有较大的政府规模，支持补偿假说。然而，Uarret和Mitchell 02001)基于动态而板模型，采用跨国而板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会导致OECD国家政府总支出、消费支出及社保支出规模的缩减。Liberati (2007)以及Benarroch和Pandey(2008)等的研究结论同样支持效率假说，即贸易开放会减少政府支出规模。
以上文献均是国外学术界基于跨国样本的研究成果，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针对中国特征事实的研究逐渐引起国内学者的强烈兴趣，相关文献也日渐丰富。高凌云和毛日昇(2011)采用1995-2006年28个省份的数据，实证研究后发现，贸易开放有助于减少地方政府投资性及转移性支出规模，但对政府消费性支出影响不太明显。胡兵、陈少林和乔晶(2013)通过构建动态空间而板模型，采用系统UMM方法实证检验了贸易开放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开放有利于抑制地方政府支出规模膨胀，但开放存在滞后的补偿效应会导致未来政府支出规模及结构的调整。杨灿明和孙群力(2008)、蔡伟贤和踪家峰(2008)以及李建军和王德祥(2011)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模型、空间自回归(或空间误差固定效应)模型以及动态空间而板模型研究后均发现，贸易开放显著扩大了我国地方政府规模。此外，梅冬州和龚六堂(2012)基于跨国和中国省级而板数据，运用动态而板模型，分别检验了不同类型国家以及我国不同区域的贸易开放与政府规模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贸易开放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规模呈倒U型关系，而在发达国家则显著负相关;贸易开放会显著减少我国东部地区、扩大中西部地区的政府规模。
从上述文献的梳理中不难发现，贸易开放对政府规模的影响无论在理论分析还是在实证研究结论方而均存在较大争议，此外，基于下述研究方法上的原因，有必要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检验贸易开放对我国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从研究方法来看，现有大多数文献拘泥于在线性模型框架下展开分析。事实上，如果研究对象具有非线性特征的话，线性模型将因难以刻画变量间的非线性关系而不再适用。遵循此逻辑，若贸易开放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存在非线性影响时，采用线性模型进行研究将难以准确捕捉两者之间的真实关系。鉴于此，本文尝试构建而板门槛模型，基于1996- 2012年中国省级而板数据，实证检验贸易开放对我国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非线性影响，并分别采用贸易开放度及其滞后项作为门槛变量估计模型，以增强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通过构建而板门槛模型，基于1996 - 2012年中国省级而板数据，实证检验贸易开放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非线性影响，为增强结论稳健性，分别以贸易开放度及其滞后项作为门槛变量估计模型。实证结果发现:(1)贸易开放的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增加效应与开放度密切相关。如果忽视贸易开放对政府规模影响的非线性门槛特征，将会低估开放对我国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促增作用，即低估补偿机制的效用。(2)无论以贸易开放度还是以其滞后项为门槛变量估计模型，开放水平的提升均能显著增加我国地方政府的支出规模，且表现出高开放度区间比低开放区间政府财政支出增加更多的特点。(3)贸易开放会导致未来地方政府支出比当前增加的更多，即补偿机制的主导性作用未来会愈加明显。
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主张，对提升政府管理能力亦具启示意义。贸易开放对政府规模的影响是补偿机制和效率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目前，我国的开放水平正处于补偿机制起主导作用的阶段(倒U型曲线的上行阶段)，尚存较大提升的潜力和空间。因而，继续推进经济转型，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水平，是政府现实可行的政策选择，特别是当开放程度越过倒U型曲线拐点时，贸易开放将有利于约束政府行为并提升管理效率。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贸易开放的补偿效应未来一段时间内会更加凸显，这对政府的综合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而，政府应合理利用财政政策化解因开放而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另一方而，应谨防政府过多或过少干预经济，从而导致地方保护主义泛滥、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政府职能越位或缺位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