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是随人类社会而产生和存在的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对权利的保护体现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职业安全卫生权，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之一。这一权利区别于其他权利的本质之处在于，其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的生命和健康。对劳动者职业安全卫生权的保护，就是对人权中的首要权利生命权和健康权的保护。因此，努力保护劳动者的职业安全卫生权己成为世界各国劳动立法的首要目的。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但劳动者职业安全卫生权的保护现状却不容乐观，安全生产事故频发、职业病发病率居高不下。频发的职业安全卫生事件，己经引起了社会公众、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职业安全卫生法制的完善己被提上日程。
1我国职业安全卫生权法律保护的现状
职业安全卫生权是指劳动者在从事职业性劳动的过程中所应当享有的，其生命和健康理应获得法律上的保障，避免遭受工作场所中各种危险、有害因素的侵害，以及在遭受侵害之时或之后获得及时充分救济的一系列相关权利的集合体。其具有以下特征:权利主体须是从事职业活动的劳动者，那些非职业劳动者(如在自家从事家务劳动者)则不应享有该项权利，义务主体应不限于直接用工的用人单位，还应包括国家有关政府部门;客体为劳动者在作业时和受侵害后作为救助对象的人身安全与健康;内容包含从业劳动者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对人身安全与健康的预防、保护、控制和伤害救济而形成的一系列权利的集合体;目标是使劳动者不受工作环境中的危险、有害因素侵害，以及在遭受侵害后能够获得及时且充分的救济。
近年来，随着我国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劳动关系性质和利益关系的变化，追求利益最大化成为企业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的直接的经营目标，结果是劳动安全卫生工作被忽视和削弱。职业安全卫生事故频发，劳动者的生命健康权受到极大的侵害。当前职业安全卫生权保护不力的具体表现为各类安全生产事故频发和职业病发病率居高不下。仅在2010年全国工矿商贸企业事故总量和死亡人数分别为8431起、10616人，煤矿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为1 403起、死亡2 433人。近10年来全国非煤矿事故累计发生事故16791起，死亡21251人，平均年发生事故1679起、死亡2125人。与此相似，当前我国职业病发生率居高不下，患病人数令人震惊，其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丝毫不逊色于矿难事故。我国现有约1600万家企业存在有毒有害作业场所，约2亿劳动者在从事劳动过程中遭受不同程度的职业危害。在各类职业病中，尤以尘肺病最为常见，发病率最高。目前，我国己成为世界上尘肺病最为严重的国家，累积发生尘肺病人数相当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尘肺病人数的总和。近几年，我国新发尘肺病例以每年1. 5万2. 0万人的速度增长，仅在2009年官方的新增尘肺病就有14 495例。从以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作为我国社会进步重要标志之一的劳动保护现状不尽如人意，侵犯劳动者职业安全卫生权的现象在现实中大量存在。我们认为，相关法制的欠缺是造成此种现状的主要原因。
2职业安全卫生权法律保护的缺陷
2. 1立法指导思想偏离劳动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的立法主旨为为了保障矿山生产安全，防比矿山事故，保护矿山职工人身安全，促进采矿业的发展，制定本法。与此相似，《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防比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制定本法。尽管这两部法律都是出于保障劳动者职业安全的目的而制定，但保障安全生产或生产安全似乎更是这两部法律的首要目的。即便是于2011年12月31日修改后实施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以下简称《职业病防治法》)第一条也规定:为了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防治职业病，保护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权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可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也是其立法的主要目的之一，这与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理念不相符合。
2.2立法分散缺乏统一性
职业安全与职业卫生紧密相连，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是将两者合并立法，统归于劳工法体系当中。但我国却采取将职业安全与职业卫生分别单独立法，这种分隔立法模式在内容架构上存在重大设计缺陷，使得法律实施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尤其是在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当今，各种跨行业、跨部门的新问题层出不穷，这些孤立散乱的单项法律法规适用范围极其有限，根本无法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和其他一些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尽管对促进我国职业安全卫生事业具有积极意义和重要作用，但从法律体系归属来说，这些法律都不能纳入劳动法律体系，不能取代《职业安全卫生法》。一部综合性的职业安全卫生基本法的缺失，使得许多现实问题的处理缺乏法律依据。
2. 3多头监管职能交叉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劳动行政部门主管全国劳动工作。但在实际工作中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却难于履行具体职责，原因在于虽然其后颁布的《安全生产法》对于主管机关未作明确规定，但实际上是将职业安全工作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移归到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统一负责管理。新修订的《职业病防治法》第九条规定: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确定的职责，负责全国职业病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职业病防治的有关监督管理工作。也就是说，职业卫生(职业病防治)监管工作是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甚至是国务院有关部门等多个部门来具体行使监督管理的行政职权。此外，有关法律法规又规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负责危险性机械设备的监督检查管理，煤矿安全监察部门、公安行政管理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及纪检监察等部门亦有相应的管理权限。由此看来，拥有职业安全卫生监管职权的部门竟然多达10余个，造成了多头管理、职能交叉、职责不清甚至是越权越位管理或者相互推诿责任的混乱局面。
2.4缺乏三方协商机制
国际劳工组织于1976年通过的第144号国际劳工公约和第152号建议书，均要求公约各成员国在劳动关系领域建立政府、雇主、雇员三方协商机制。我国于1990年批准了第144号公约。200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工会和企业方而代表，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共同研究解决劳动关系方而的重大问题。这是目前我国推行三方协商制度的唯一法律依据困。目前我国设有政府、用人单位、职工(工会)三方协调体制，然而其协调内容尚未将职业安全卫生事业包括在内。
3完善职业安全卫生权法律保护的建议
3. 1将劳动者生命健康权益保护确立为首要或唯一的立法宗旨
我国有关职业安全卫生工作的法律法规(特别是最近修订的《职业病防治法》，其应该是反映了最新的立法精神)，基本是将保护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权益与促进经济发展并列作为立法的主旨。我们认为，生命健康权作为第一位的人权，职业安全卫生领域的立法应当是以保护劳动者生命健康权益作为首要或唯一的目的，促进经济发展的主旨应该从所有的职业安全卫生立法中删除或弱化，即使这些立法在客观上也能促进经济的发展。我国职业安全卫生立法的理念，应是以劳动者的相关权益保护为基础，以劳动者的生命健康权益保障为核心。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以人为本的终极理念，才能改变现有的这种重经济效益、轻劳动保护的立法倾向。
3.2梳理和制定统一的职业安全卫生基本法
目前己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综合性的职业安全卫生基本法，我国应借鉴先进国家的立法经验，及时制定一部全而性、综合性、基础性的职业安全卫生统一法。我们认为，其名称可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安全卫生法》，基本思路设想如下:(1)立法目的是为了保障劳动者在生产劳动(职业活动)中的安全与健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本法;(2)适用范围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3)主要内容是国家职业安全卫生方针、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政府、用人单位、职工(工会)三方协调体制;政府的管理与监察职责与权力(应对现行机构进行调整、重建);用人单位的责任与权利，重在强化其保障责任;劳动者的权利与义务及工会的职权，重在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与职业安全卫生相关单位及人员(如建筑承包商、产品及材料等的供应商、设计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等)的责任;违反法律的责任追究;授权制定实施细则及必要的配套法规及标准川。
3. 3整合重构执法监管体系改由劳动执法部门统一监管
如前所述，当前在职业安全卫生领域存在的这种多部门分散监管执法的局面，使得劳动者职业安全卫生权保护乏力。而先进国家一般是通过设立专门的职业安全卫生执法机构(一般是授权于劳动部门)，职权职责明确，形成自上而下垂直管理的一体化监管模式。我们认为，我国应参照先进国家经验，突破部门利益束缚，建立由劳动部门主管，其他相关部门配合的职业安全卫生一体化监管的模式。具体做法包括:整合构建目前的执法监督行政机构，将职业安全卫生执法监督划归劳动执法监督的范围，由劳动执法部门统一监管，并尽快扩大执法监管队伍编制，提高其专业素质川。
3. 4建立职业安全卫生的三方协商机制
可以根据《职业安全卫生公约》第15条的规定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立一个由政府、工会(工人组织)和用人单位(雇主组织)三方组成的中央机构，并设想可采取以三方机制原则组建的国家职业安全卫生委员会来代替目前的国家安全生产委员会叫。我们所建立的三方协商机制，应当包括职业安全卫生组织体制的三方协商、运行机制的三方协商、争议解决的三方协商等;既应有国家层而的三方协商，也应有地方层而的三方协商。在实际操作中，应当本着精简、效能、统一的原则，职业安全卫生三方协商机制宜与其他劳动保护、劳动关系协调等有关的三方协商机制统筹规划与建设，其具体的组织形式既可以是一个纵向的议事实体机构，也可以是一种纵向的定期会议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