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现代行政学鼻祖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发表了行政学的开山之作《行政学之研究》，他将欧洲大陆发展起来的行政学与美国本土特色相结合，借鉴法国和德国行政学的长处，将欧洲大陆的行政学本土化，使之具有美国的观念、语言和思想。他反思了当时的美国行政学研究中的不足：行政科学并不是我们的创造，它是一门外来的科学，很少使用英国或美国式的语言规则如果要应用这种科学，我们必须使之美国化，不只是从形式上或仅仅从语言上加以美国化，而是必须在思想、原则和目标方面从根本上加以美国化。
后来，经过学者们的不断努力，这门产生于欧洲而被美国本土化的新型学科在20世纪初期得以创建。在这门学科创建之时，也正是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完成之时，西方国家实现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成功转型。也正是在这场工业化的进程中，先觉的威尔逊借鉴欧洲大陆的行政学，促进行政学的本土化，得以使得美国行政学领先于世界。目前谈到西方行政学，也即美国行政学。20世纪后期，世界掀起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运动，中国应把握住这次社会转型的机会，借鉴西方国家在工业社会中构建的公共行政理论，使之本土化，具有中国的观念、语言和思想。
这也是我国行政学学者们应肩负的使命，夏书章于1982年早就指出：要搞好现代化建设事业，就需要社会主义的行政学和行政法学。张成福在分析中国行政学发展趋势的文章中指出：本土化是中国公共行政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最大的挑战。中国应当把握住后工业化带来的机遇，本土化西方公共行政学前沿理论，使之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后工业社会的背景，而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则是本土化的首要任务。
本文所说的本土化既指理论的中国化，也指理论的应用化。理论的中国化与应用化是以我国实际为出发点，本土化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因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本土化的必要性分析行政学研究只有面向本土经验，了解和解释我国的公共行政实践，才可能找到合适的分析中国公共行政实践的工具。
如果说行政学的本土化是为了借鉴先进理论指导我国政府改革并解决我国实际问题，那么作为其中的一部分，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的本土化也是很有必要的，是我国行政学科构建、社会转型和我国改革实践的迫切要求。学术背景：他山之石与中西差异。他山之石是指西方公共行政理论较我国发展历史悠久、理论体系健全;中西差异表现在西方行政学理论的他域与本域的区别与局限。
丁煌指出：综观西方公共行政管理学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不仅涌现出了一大批公共行政管理学的经典著作，而且也形成了一系列对于西方公共行政管理学科体系的完善和公共行政管理实践的改进均具有重要价值的公共行政管理理论。西方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历史悠久，体系健全，理论积淀深厚。而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起步较晚，实际上是一个舶来品，去指导我国公共管理改革还很吃力。在这种国外强、本国弱的情况下，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借鉴西方先进的公共管理理论，指导我国的改革实践。
但是这种借鉴并非直接拿来，中西方国情与理论具有一定差异性，外域理论并非完全适用本土。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的本土化策略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的中国化。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认为：从某一个国家的行政环境归纳出来的概论，不能够立刻予以普遍化，或被应用到另一个不同环境的行政管理上去。一个理论是否适用于另一个不同的场合，必须先把那个特殊场合加以研究之后才可以判定。
在笔者看来，理论的中国化是指吸收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的先进理念，与我国公共管理理论相结合，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具体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创新治理理念：服务、网络、合作、大数据、公共价值。新公共服务理论、网络(化)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数字治理理论和公共价值管理理论分别为我国公共管理理论界贡献了服务、网络、合作、大数据和公共价值等理念。新公共服务理论所强调的服务理念渗透着民主治理、公民精神和公共利益的价值。
民主治理强调基于价值观的共同领导，公民精神体现在公民权、公民参与治理、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等方面，公共利益是公共行政官员必须促进建立一种集体的、共同的公共利益观念。这个目标不是找到个人选择驱动的快速解决问题的方案，确切地说，它是要创立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责任。因此，我国在构建服务型政府及进行公共服务改革的时候也应注重服务理念，强调公民价值、公民参与、民主治理以及优质公共服务。结语在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的学术研究中，本土化研究是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研究的未来趋势。
到目前而言，我国学者在研究西方公共管理理论时，大都经历了理论引介、反思批判、理论比较和理论本土化的研究过程。作为西方公共管理的前沿理论，本土化研究将是未来学术研究的热点。在本土化研究过程中，我们需要把握以下三点。
第一，寻找契合点。中西方在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在西方土壤上产生的理论并不一定适合我国现有国情。因此，我们需要立足中国公共管理实践引进西方公共管理前沿理论，需要寻找契合点。比如服务型政府与新公共服务、合作治理与网络治理、区域协同与整体性治理、智慧城市与数字治理、战略管理与公共价值，根据我国公共管理改革的需要借鉴西方公共管理前沿理论，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本土化。
第二，着眼前沿理论与未来实践。理论是总结过去经验，把握现象与本质、结果与原因的关系用以指导未来实践，所以我们要关注最前沿的公共管理理论，因为前沿理论都是在以往公共管理理论反思批判的基础上并结合现时代背景而创建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国公共管理者还应具有战略眼光与未来视角，应该摒弃以前摸着石头过河的思维，提早发现问题，并有预见力。
第三，关注理论的中国化与理论的应用化。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的本土化(包括中国化与应用化)，应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笔者在梳理国内学者研究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本土化问题时发现，大多数学者关注西方理论应用的视角化或指导化，即从西方理论视角看我国某个公共管理问题，或者用西方理论指导我国政府改革的某个问题。这种本土化研究并不系统，我们在进行本土化研究时，既要吸收西方先进理念，创新我国治理理论，还要注重理论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