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有效增强政府回应性，不仅能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程度、满足社会利益诉求，也是政府加快体制改革、提高政府权威的主要问题。政府的回应机制主要从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双向路径中建构，目前我国政府回应机制缺乏，体制内因素是政府回应不足的关键，需要从中明确原因并寻找解决方法来进一步加强政府回应机制建设。
论文关键词：政府回应性；政府主导；政府责任 政府回应性作为公共管理和善治理论强调的重要理念日益受到关注。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已不能有效地应对社会的需求。
因此，有效增强政府的回应性显得尤为重要，政府回应本质上强调政府与社会形成良好的互动，政府对社会的需求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和回复。政府回应社会从应然层面描述是一个美好的图景，政府实然层面很大程度上还是管制型的模式，互动互治的服务成分很少。
因此，现阶段的政府回应总体上是单向性的、滞后性的、低水平的、高成本的。从根本上讲，政府回应不足的原因中体制因素非常关键，本文对体制因素成为政府回应不足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一、政府实然层面的管制方式制约政府回应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范式从“管制”走向“服务”，但实然层面的政府很大程度还是管制型模式，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之上，官僚制是“现代社会中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它是建立在法理型权为基础上的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组织机构”。它的核心精神在于崇尚理性、规范和制度化，在现代行政中实质上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但我国政府现代公共行政制度并没有完全建立，人治和非理性的行政仍未消除，缺少灵活性和互动性，造成机构膨胀和行政的低效等问题在我国表现得很明显。同时我国政府又有自身特殊的问题，比如：其一，党政体制上党权和政权应该更加明晰各自的权力边界和责任，逐步实现党政分开，这是政府要进一步改革，走向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绕不过去的问题。
其二，市场经济不成熟，政府依法行政和民主行政还处在过渡阶段。其三，官本位的行政文化的影响，有些政府官员缺少对法律和契约的敬畏，缺少对法律有效的遵从和执行。
政府是公共权力和公共权威的唯一拥有者，对市民社会的需求表现出超强的自我中心主义，政府的管理方式是以政府为主导，转而以政府公务员为主导，然后集中在以政府领导人为主导的权力运行。这种“强政府弱社会”的社会结构注定政府无法较好地回应社会。
现实的管制政府模式是政府增强回应性的关键制约，长远看管制型政府注定是个过渡的模式。随着公民社会的崛起、政治现代性进一步发展，处在社会转型期的政府必须由管制模式向服务模式转型，实现权力型社会向权利型社会的转换，政府回应社会才能双向互动，不断解决社会的利益诉求。
但这个转型必然是一个长期、复杂而艰难的过程。
二、权力主导型的决策抑制政府回应 政府行政决策体制是行政首长负责制，而事实上各政府部门运作机制是行政首长为主体的党组民主集中制。我国在不断深化首长负责制，在重大决策问题上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和集中决策的方式。
但是在实然层面，首长权力决策依然占主导地位。政府部门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人往往将个人价值观念、长官意志和行为方式融入决策过程之中，决策过程充其量只是在决策层内不同权力群体的政治互动。
根据公共选择学派揭示的道理，政府也有某种自利的属性，政府部门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经常会超出自身的权限范围，制定出有违民意的公共政策。事实上，很多政府官员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和权力体系，权力主导的公共决策造成了官民分化，使公众被排除在决策主体之外。
这种权力主导型的决策模式一旦被整个政府体系官员内化为一种习惯，就会形成政府与社会回应的封闭，使公民无法真正参与其中。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