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必须充分考虑和面对的三个基本事实或条件：一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服务化趋势，制造业的增速由高速向中高速转变，制造业相对比重呈下降趋势；二是我国的技术水平越来越接近全球技术前沿；三是我国的工业结构已经高度完备。与发生了的基本条件相悖，我国制造业发展战略和政策思路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过度依赖人为“选择”和干预新兴产业，而不是通过加强通用技术的创新和应用。
制造业相对比重下降和技术水平接近前沿意味着，我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功能和作用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自2013年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以后，制造业对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意义正逐渐由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向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转变。
相对于第三产业，制造业的独特性和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其相对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活动和产品的复杂性方面。最新的研究表明，是制造业的复杂性，而不是制造业的规模决定了一国的长期经济增长。
因此，对于中国制造业和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理解，应当超越长期的
二、三产业孰重孰轻之争，以推进制造业创新发展为根本目标，切实通过提升创新能力来加快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产业政策的基本取向应当适时从过去以促进制造业做大规模转向切实提升制造业的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始创新能力方面来。产业政策资源配置的指向由特定的产业转向技术创新，将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货币性的政策资源导向通用技术和共性技术，引导市场向创新性而不是生产性领域投资，是提高中国产业政策精准度的关键。
我国的工业结构已经高度完备意味着，传统的旨在选择和扶持新兴产业的发展思路的有效性将大打折扣。目前中国的产业政策的基本指向仍然是特定的产业或产业领域，如《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十大重点产业领域。
而反观美、日、德等国家的产业政策，其税收、财政等结构性措施，都是指向这些产业或领域的特定的技术研发环节。产业政策与产业挂钩还是与这些产业的特定技术挂钩，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
如果是c产业挂钩，就会诱导企业扩大生产性的投资，而这也正是近年来中国光伏甚至工业机器人等新兴产业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代表全球技术前沿的新经济的产业形态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产业专家、技术专家和政府官员都不能事先准确判断新兴技术的发展方向。
然而，虽然具体领域的新兴技术是不确定的，但通用技术是相对清晰的。正因此，美国的产业政策不是人为选择所谓的新兴产业，而是大力发展以信息网络、新材料和生物医药为代表的通用技术。
其政策思路是，不管新兴产业如何发展和演进，其技术的源头都在通用技术。同样，德国和日本的产业政策资源也大量导向通用技术和共性技术研发。
理论分析和实践经验都告诉我们，只有将结构性产业政策及其引导的政策资源转向通用技术和共性技术，才能使中国产业发展走出“重复引进和产能过剩”的怪圈。应当弱化政府“选择”具体产业的功能，加强政府引导和加速通用技术创新和应用的作用，形成新兴产业内生涌现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