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八条”每一条的背后都对应着惨痛的教训。谁能想到，1948年初，在国统区的重庆地下党组织遭遇了历史上一次重大破坏，导致133名地下党员被捕，近100名党员牺牲，就是由于当时两位最高领导的叛变造成的。而最初的导火索，竟然是一份报纸。
据当年唯一躲过抓捕的原重庆地下党市委常委李维嘉回忆，1948年3月的一天，国民党四星上将、西南地区军政最高长官朱绍良大发雷霆。在他的办公桌上，赫然摆着一份寄给他本人的重庆地下党秘密发行的《挺进报》。里面除了有解放军在各大战场的捷报外，还有对国民党官兵的直接警告。
朱绍良收到《挺进报》后，立即命令徐远举（小说《红岩》中大特务徐鹏飞的原型，西南地区最大的特务头子，也是军统三巨头之首）必须在1个月之内破案。徐远举决非等闲之辈，他早就在重庆布下了一张巨大的暗网，并把触角伸向重庆的各个角落。这些触角有个专门的代号：“红旗特务”。所谓“红旗特务”，就是伪装进步打入到地下党内部或外围组织的特务。
不久，一名“红旗特务”给徐远举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在重庆较场口的一家书店里发现了《挺进报》的踪迹。这是一个民盟组织办的进步书社，也是地下党收发《挺进报》的一个据点。书店里有一位年仅18岁的店员陈柏林，同时也是地下党员。之前，“红旗特务”伪装成痛恨国民党的进步青年取得了他的信任。
1948年4月1日，特务突然将陈柏林逮捕，并顺藤摸瓜，抓住了一位前来接头的重要人物――原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常委许建业。但此时，敌人并不知道许建业的身份和职务。根据徐远举后来的交待材料里这样描述：“许建业身体强壮，气宇轩昂，颇有革命英雄气概。”老谋深算的徐远举告诉自己，此人必不简单。若能逼出口供，必大有斩获。谁知，特务严刑拷打，却一无所获。原本特务们挖出的线索就应该断在许建业这里，但此时他突然想起一件事。因为按照地下党组织的规定，党内的文件看完以后要销毁，而就在他家中的枕头下面还有3份党内文件，床底下还有十几份工人入党申请书。许建业明白，因为自己的错误，很多同志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这种煎熬每分每秒都在折磨着他。
许建业被关押在白公馆里，看守陈远德看到他情绪忧郁，就经常与之聊天。深陷囹圄的许建业觉得，无论如何都得想办法把这些文件销毁，此刻，出现在牢门外的陈远德似乎成了他救人的唯一可能。情急之中，他做出了一个更加无可挽回的决定――托看守陈远德找人将文件销毁。
就在许建业住处被发现的两天后，一位仍不明真相的同志去找他接头，被徐远举早就安排在此蹲守的特务抓获。此时他们并不知道，这位相貌平平的人其实就是他们做梦都想抓到的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
如果在敌强我弱的时候，重庆地下党组织能够继续保持党中央制定的“隐蔽精干”的原则，停止《挺进报》的投递行为;如果许建业能够按照党的纪律及时销毁党内文件，同时对特务保持高度警惕，结局是不是会大不一样呢？
然而历史不能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