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在重庆解放前，出卖了江竹筠等人的原重庆地下党市委副书记冉益智，他以交待了大量中共地下党员，为国民党立了大功为由，乞求毛人凤带自己去台湾。但毛人凤认为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将他抛弃在重庆。
而此时，亲手指挥、制造了重庆地下党组织大破坏、大屠杀的大特务头子徐远举，于1950年1月从昆明逃往台湾时，被国民党起义部队抓获，之后被关进了他再熟悉不过的白公馆监狱。战战兢兢的徐远举供述了自己如何破坏瓦解重庆地下党的全部细节，并在关押期间写下数万字的交代材料，让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更加深刻地认识了历史的原貌。材料中详细记录了当年特务如何打入地下党，如何刑讯，如何利诱，如何攻心，如何分化地下党等招术。交待材料中，徐远举说：“我对地下党的严刑审讯有3套恶毒的手段。一重刑;二讹诈;三诱降。”他还说：“记得有一句名言，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之所以遭到破坏，主要是叛徒经不起考验，在临危时丧失了革命的意志。”
徐远举破坏重庆地下党组织的第一个突破口，就是从出卖许建业的叛徒任达哉身上打开的。徐远举交代说：“原本任达哉什么都不愿意告诉我，可我察觉他有些面熟，后来找到一张任达哉填过的表格，发现他竟然为我们工作过。”原来任达哉在加入共产党之前，曾经做过国民党的通讯员，但他在入党时违反纪律隐瞒不报。被徐远举抓住把柄后，任达哉只好选择了叛变。此外，在交代材料中，徐远举还特别提到了他如何制造内讧，其中的“得意之作”，就是他挑起刘国定和冉益智之间的叛变竞争。罗广斌的报告中也对此事进行了记载：“冉益智当了少校，但很不服气，为了争功就交出了他知道的万县的关系，升了中校。刘眼红，就更彻底地交代了广安等地的组织，后来便升了上校。”就这样，两个人在叛徒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由于职业的缘故，徐远举在过去的岁月大部分是同共产党人一起度过的。他从一个微妙的角度，对身陷囹圄的共产党员进行了特殊的观察。他发现有两种共产党人：少数人以冠冕堂皇的信仰，来掩饰内心卑劣和龌龊的行径，一旦出了问题就选择苟且偷生，出卖同志极其彻底恶毒，这种人连敌人都嗤之以鼻;而另一种共产党人则不顾一切，以生命来捍卫信仰。这种人不屈不挠、肝胆相照，即便走上刑场，也是双眸含笑。这样的人，徐远举见得太多太多。
今天，随着这份凝结烈士血泪心声的报告的解密，无论是今天仍健在的老共产党员不变的坚贞，还是历史资料中让人感叹的故事;不管是用现在的眼光去审视过去，还是从对手的视角来观察自己，都给这个时代带来了深刻的启示。没有什么能真正破坏一个党、一个组织，除非它的内部出现了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罗广斌从狱中带出的同志们对党的八条嘱托，是从跌倒流血的地方播种出的期望。这期望穿越了65年，却更加的历久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