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慧梅、郭雪敏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年第5期中撰文，从历史与传统文化入手，揭示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制度的生成与运行，厘清政府行政力的外在制度规定和传统影响而形成的习俗性内在制度之间的关系，以期进一步推进职业教育制度的创新。
在德上艺下观念的熏染下，职业教育发展一直处于非主流地位。从劝课农桑到癸卯学制，尽管政策几经变化，但其教育成本分担日趋固定并制度化，成本一收益估算问题随之凸显。20世纪30年代，中国掀起了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高潮，这些研究成果将职业教育的经济功能无限放大。20世纪70年代，职业教育作为学会生存的最直接体现，受到大力提倡。20世纪90年代，OECD对中国长期热衷移植德国、瑞典及丹麦双元制职业教育制度作了深入分析，认为中国社会必须完善整体范围内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才能真正推动这种学徒式系统有效运行。随着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升温，陆续有青年学者将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作为学位论文选题方向，政策经济学分析的研究范式成为一种趋势，但与经济发展最为密切的职业教育制度的经济学分析却很薄弱。
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制度生成是域外观念和本土文化慣习博弈的结果。在德上艺下传统之下，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知识价值观、教育价值观在职业教育制度的形成与变迁中作为准参数，而西方工业革命期间形成的两种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法国模式和德国模式）的移植浸染，它们通过决定利益相关者的博弈格局，成了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制度生成的路径依赖，共同决定了中国职业教育制度走向。不论是晚清时期以张之洞为首的地方人员的具体实践，还是康有为、梁启超关于职业教育制度的顶层设计，还是1903年颁发的《奏定实业学堂通则》均体现了域外观念与本土传统的融合。
实际上，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制度生成是一个依存于时间的复杂演进和选择过程，职业教育制度的生成服务于职业教育的功能，而职业教育的效率制约着职业教育功能的实现。按照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今天在进行职业教育制度创新时，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条件，文化习惯、人们既有的教育价值心态等都应该纳入统筹考虑。而中国传统的观念将职业教育视为学生学业失败的一种教育选择，是造就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制度难以实施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