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李安，凭借《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和最佳视觉特效两项大奖，在国内引起很大轰动。到目前为止，李安已经夺得两次奥斯卡奖、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和金球奖最佳导演奖。那么李安的电影作品为何在世界上有如此的影响力？本文运用后殖民主义文艺观中的东方主义和世界性叙事来对李安电影进行分析。
关键词：李安；东方主义；含混叙事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一、李安电影的“东方主义”色彩
所谓“东方主义”就是一种思维方式，是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的裁判，通过描述、殖民、统治、教授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在这里，东方世界更多的是被奇观化、神秘化、丑化了。李安电影中所表达的东方文化恰恰站在了西方的角度，他以西方文化为中心，透过独特的视角来展现电影内涵。这与李安的家庭教育背景有很大关系，他的思想思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使他更擅长去表达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内容，这在他的东方家庭三部曲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李安对东方文化的表现达到了极致，他展现东方文化的手法技法也已炉火纯青。在电影中，李安有对东方的传统文化进行“丑化”。在《喜宴》中对中国传统的婚俗嫁娶的丑化表现，在酒桌上要求新郎新娘必须干杯，不干杯就代表着你我的情意不够深，而此时一位美国人角色说：“我还以为中国人都是柔顺沉默和数学天才。”这句台词意味非常特殊，他是在赞美中国人吗？显然不是，这正是西方人面对东方文化奇观化的反应。此外，在闹洞房的场景中除了常见的咬苹果、背新娘之外，还要求新郎新娘在被子里脱衣服，这连思想开放的西方人也无法理解，而是当做一种奇观来看。李安也有在电影中对东方传统文化进行赞美。在电影《推手》中，朱师傅的太极功夫了得，一个人可以打得过中国流氓，也同样敌得过美国警察。而且太极功夫也可以用来养生，朱师傅通过练习太极拳来强身健体，也用太极拳帮助陈太太治疗臂膀顽疾。这都展现了以太极拳为代表的中国功夫博大精深。这种赞美性叙述对于西方人来说也是神秘的猎奇性景观，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西方观众的“窥探”心理。
二、李安电影的含混叙事
在当今世界，后殖民的话语不断加强，要想走出较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牢笼，就要从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中超越出来，既不迷恋于高人一等的宗主国意识，也不沉沦于自卑压抑的殖民地情绪，这样的叙事态度，霍米・巴巴称之为含混叙事，即世界性叙事写作。【1】李安的电影自觉地站在“离家”的立场上，移居到中西方的交叉、重叠地带以一种震荡于东方与西方、殖民地与被殖民地的流动视角进行创作。一方面，李安的家庭是典型的中国式家庭，父权家庭环境、中国文化对他的思想影响较大；另一方面李安的出国留学经历所带来西方文化的思想印记无法抹去。在李安的“东方家庭三部曲”、《卧虎藏龙》、《断背山》等电影中，他将东西方文化完美融合，他游刃于两种文化之间，兼顾东西方文化的特点，在表现东方文化的同时满足了西方观众的需求。
李安曾经说过：“我觉得在台湾生长的我，个性和眼光都是中国的，而且已经定了型。可我接受了许多西方的电影语言戏剧表达能力。这些是我的拍片方式。但在骨子里，我还是用中国人的眼睛在看世界。我觉得结合中西方是作为一个现代人必需的。”李安的民族身份是混杂分裂的，那么他的叙事方式也无法保持纯粹的民族形式，就连他自己也承认自己吸收西方的电影叙事能力，这就必然导致他会走向含混的世界性叙事。【2】例如电影《喜宴》，导演塑造了一个在美国生活多年的男主角高伟同，在父母亲到美国参加婚礼的情境下，同性恋的高伟同选择欺骗，但在妻子怀孕、同性恋伴侣生气吵架之后，高伟同选择说出实情，此时他传统的母亲父亲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妥协，有人说父母亲的妥协是为了保住孩子来延续高家的香火，这是一个因素，但他们受中国的传统思想已经影响巨大，在美国大环境下居然“妥协”。这正是导演身份构成的复杂延异性使得他选择的体裁、叙事角度方式没有保持传统的东方视角，而是进入了东方与西方含混视角的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电影叙事中已经不存在典型的东方叙事了，李安在影片中注重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使其具有神秘感，在故事情节中设置起承转合等方面，都体现着他东方叙事方式。
文化是一种国家软实力。李安电影中所展现的东方文化，让我们理解在全球化大环境下“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的深刻含义。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是孤立的，都以一种开放的态度来接受外来文化的精华，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在李安的电影中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其电影作品的“东方主义”色彩在展现东方文化的同时又满足了西方观众的好奇心，电影的世界性叙事模式是他讲述影片内容最好的方法，也是展现影片矛盾冲突最适合的手段。其实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我们都应当以一种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心态来看待。
注释：
[2]唐琦，《后殖民话语与李安电影》，凯里学院学报，2009，2
参考文献：
[2][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3]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