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件文物都是纸本，保存基本完整。一件是海军船匠师福岛秀光所作的《新建环翠楼碑记》拓片，另一件是海军编修书记濑户晋对拓片做的题跋。这件题跋长69cm，宽37.5cm，在题跋中，作者用中文记录了自己游览威海卫城和别人制作拓片的经过，并借他人之口表达了对此事的看法，文章通俗易懂，生动形象，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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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乙未春二月，威海既失守，刘公岛亦相继陷，我军处之矣。越三月，余陪鲛岛少将往威海城，城明永乐年间所建，虽规模不甚雄壮，负山面海，亦足以为一方镇。遂登山，山顶有楼，曰环翠楼，前有断碑，写文字漫灭，有往往不可□者，土人曰：贵军之始到此地也，看次为不祥，怒倒之于地，乃两断如此矣。海军船匠师福岛秀光多能之士也，一日欲往摹之，次为字体贴。有客难之曰：甚哉！子之好奇也。碑文称我曰倭寇、曰倭夷，无礼亦甚矣，子岂非忘我国体醉异乡文物者乎！秀光纵容曰：是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夫禹域之俗，唯我独尊，视异邦人犹禽兽然矣，其称我曰夷曰寇，不足复怪也。而今也一败涂地，上下仓皇，割地请和，称曰上国，何其快也！故今我摹之，次示泰西人士，侮我者□明前车之戒，亦不善乎。遂飘然驾轻舸去，此夕携摹本□□来示余，并征文，余乃不顾□文举前言次易跋云尔。
明治廿八年晚夏于扶桑舰
海军编修书记濑户晋识并书
题跋的作者濑户晋，是日本海军编修书记。在日本，编修官是一种文职，往往从事研究、教学、训练、监督及部分情报工作，而编修书记则是比编修官次一级的等级。作者濑户晋就是作为编修书记随军远征威海。船匠师也日本海军的一种职务，北洋水师的舰船上也有类似的编制，如洋枪匠、鱼雷匠、锅炉匠等，主要职责是维护机器正常运行。福岛秀光就是日本海军的一名船匠师，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多能之士，制作拓片并非容易的事，需要技巧和耐心，他能完成这件拓片，就足以说明他的能力，以及他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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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文中内容可知，1895年夏天，驻守在日本海军扶桑舰上的濑户晋受到福岛秀光的委托，结合自己对威海卫城和环翠楼的所见所闻写了这篇文章。文中先是介绍自己陪同鲛岛少将游览威海城，见到断成两截的环翠楼碑，然后引出福岛秀光要去做拓片，并与人辩论，最后做好拓片委托自己记录此事。其中，福岛秀光与人的一段对话颇为引人深思。
福岛秀光想上岸去做环翠楼碑拓片，有人反对他说：碑文称我们（日本人）为倭寇、倭夷，无礼至极！你难道是忘记自己的祖国而醉心于他乡的文物吗？福岛秀光从容地回答：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中国的习俗唯我独尊，视其他国家的人如禽兽一样野蛮。他们称我们为倭夷、倭寇，不足为怪。而如今他们一败涂地，整个国家人心惶惶，割地求和，称我们为上国，难道不痛快吗？
当时的国人如果看到这段话，定是痛心疾首。昔日国力远逊于自己的小国，曾经向中国虚心请教的学生，仅仅通过几十年的变革，就将中国打的一败涂地。这种震撼，这种屈辱，比被西方列强打败更为强烈。正是这种屈辱，这种任人宰割的耻辱，激起了无数仁人志士的斗志，激励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前赴后继，为民族自强抛头颅洒热血。
另一件文物是福岛秀光对威海环翠楼碑做的拓片，该拓片的内容被全文收在清乾隆版《威海卫志》内。前文已述，环翠楼碑被日军推倒，断成两截，福岛秀光用一张纸先后在两块碑上制作拓片，中间有明显的断痕，如图4。
环翠楼位于威海市中心奈古山上，始建于明弘治二年（1489年）。据《威海卫志》载：弘治二年，巡察海道副使赵鹤龄见威海城墙倒塌，兵备松驰，遂“疏动泰山香钱数百金”，重修威海卫城。威海卫指挥王恺等“感公之德，捐俸建楼以示永久”，并聘大学士刘作记。
拓片长125cm，宽55.5cm，略有损毁。右上角可见新建环翠楼碑记字样。碑文大体分三段，第一段描述威海卫城的风景，强调它的军事地位，并提到“城池倒塌，兵政废弛”的现状。第二段讲述钦差巡查海道副使赵公资助修建城墙，整顿海防。第三段感慨历史上沿海兴衰战乱，歌颂天子和赵公功德。
环翠楼几经损毁重建，新建环翠楼碑也无人关注。2005年，一位寻访刘书法的游客在环翠楼后面发现半截残碑，经辨认就是新建环翠楼碑的上半段，这块碑才被世人关注并得到妥善保管。但残碑只剩半块，不能见另一半真容。直到征集这件拓片之后，今天的人们才能看到全碑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