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法国大革命开辟了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标志的新时代。在专制帝王统治了多少的世纪之后爆发的这场翻天覆地的变革，不是轻而易举实现的。但是着眼于对革命前社会危机的表现及革命期间革命的阶级，指导思想以及革命后法国情况等的分析，这场革命的迫切性或者说成熟性值得更进一步的探究。
[关键词]专制；危机；资产阶级；革命；民众暴力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开始了法国大革命。广大群众在新兴资产阶级领导下推翻专制王朝，废除贵族特权，处死国王并宣布成立共和国。
爆发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作为人类历史上为数不多的重大历史事件载入历史史册的。在法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既承前启后又开天辟地的法国大革命则更是为法国后来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与制度的基础。革命迅速而彻底地摧毁了旧制度体系，开启了世界性反封建革命浪潮。
大革命的震荡远不止于法国，整个欧洲甚至拉丁美洲都感受到了它的冲击波，它沉重打击了欧洲的封建体系，也促进了民族独立运动高潮的掀起，开辟了一个资本主义更加广泛发展的时代。以至于整个19世纪，及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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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人们把大革命看成是一次彻底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但这仅是从革命的结果来看的。法国社会的重大变化在19世纪就引起了一系列讨论：革命是必然的吗？起码可以说这次革命是不成熟的。这需要从革命前的社会危机、革命的阶级力量，指导思想等方面来分析。
一、波旁王朝的绝对主义与农村经济因素变化
法国大革命前统治法国的是波旁王朝，这是一个历史上曾断断续续统治过纳瓦托、法国、西班牙、那不勒斯与西西里、卢森堡等国与意大利的若干公国的跨国王朝。
大革命前夕，当时法国实行三级统治，第一等级为教土，第二等级为贵族，第三等级则为平民，前两等级为统治阶级，第三等级为被统治阶级。第三等级受到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这令国内局势日趋严竣。在第三等级中占很大比重的就是法国的农民，因此农民对目前政府的统治利弊是感受最深的，何况当时的法国农村经济正处在转型之中。
法国农业中占统治地位的小农制度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商品粮和经济作物的需求量较以往有明显增长。于是一部分农民通过自身努力（租地，买地等扩大经营）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富农经济成为法国农业资本主义力量的代表，这使得很多法国农民相信如果发生革命，革命将以比较民主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
（3）这也使得人民对政府的腐败专制无能更加深恶痛绝，从而产生有人振臂一呼喊出反对政府的口号即有大批民众响应的现状。
然而事实上占统治地位的小农制度虽然因社会转型发生震荡，但其根基并未动摇。农民的一厢情愿导致革命及革命所要达成的目的并非是对社会现状正确分析所产生的。
二、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无奈决裂
法国新兴资产阶级本身的逐利性与产生之初的依附性使得资产阶级一方面想保护自己的利益，一方面仍想受到王权的保护，因此他们积极推动政治变革。而且资产阶级也有与王权谈判的资本，法国的资产阶级控制着国家内的大部分银行。如1776年建立的巴黎贴现银行，其是当时资金最雄厚的银行，并在1789年获得了发行30年纸币的权利。其他如拉博德银行，拉威尔银行也拥有相当雄厚的资金。这些银行都是以从事对王室和贵族的放债为主要业务。1789年法国国债的利息达到3亿锂以上，接近当年的贸易总额。著名史学家饶勒斯说：“接近1789年时，巴黎资产阶级是市内财产，生产与消费的最高主宰者”，资产阶级当时的经济实力从这句话可见一斑。
法国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发展，资产阶级力量壮大，顺理成章地他们要求在政治上获得一定的地位。但而到王权的统治并未能让新兴的资产阶级获得政治利益。18世纪时，法国的统治阶级主要还是从法国农民的农业中直接或间接的榨取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榨取的方式是，部分地通过由地主统治的司法制度来抽取苛捐杂税，并获得君主制国家所庇护的税收再分配。
（4）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解说这个阶级的话，它无疑是封建的，是对当前的资本主义发展产生巨大阻碍与破坏的。
同时法国实行的绝对君主制，君主拥有绝对的，不受法律限制的权力，也不受任何机关的制约和监督。虽然在这时的法国，这种专制制度已摇摇欲坠了。但它仍不接受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建议，权力本身的傲慢使法国君主甚至提出：“如果像英国那样统治还不如去做一个马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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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在革命之前之所以支持王权，与王权结盟是因为王权能提供他们摆脱地方势力的限制与盘剥的权利，成长中的资产阶级也希望这种庇护持续下去。但随着王室的财政危机的日益严重，及绝对权力导致的腐败，使资产阶级遭到王权的盘剥与勒索，这就使得两者间的联盟无奈的破裂了。
三、资产阶级力量弱难以控制下层民众造反
资产阶级革命应当是资产阶级为了改革或革命进行的反抗和斗争。作为革命发生的前提条件和必然因素，资产阶级应当作为一个有意识的阶级对革命承担着主要的责任。
随着资产阶级与王权的联盟决裂，法国的资产阶级自然承担起革命的领导责任。但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专制主义主宰着整个法国社会，资产阶级的力量还未完全成长起来，同时他们的反王权倾向也并未完全被激发出来，正如前文所说，资本主义本身的逐利性与产生之初的薄弱性使得他们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仍然期望着与王权结盟。 虽然说资产阶级在这场斗争中不乏主动性，但其彻底性和坚定性最终是受到某种根本性的约束的。他们的思想意识决定了他们的所作所为的妥协。作为一个领导阶级，法国资产阶级在当时还承受不了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资产阶级的薄弱使得其不能成为领导者而驾驭民众的暴力。1789年开始的革命起初由第三等级代表和开明贵族及教士共同推进，希望由温和的革命带来立宪君主制，然而在民众暴力的推动下君主立宪制被证明只是昙花一现的尝试，它很快被群情激昂的“共和”之声所淹没
（6）。缺乏资产阶级领导力量的法国无法像英国那样形成一个起作用的全国性议会，同时他们也没有与当时强大的地方政府建立联系，这就导致革命团体在面对国王还很强大的反革命力量时束手无策，从而向暴动的民众交出了革命的主动权。
而且历经艰辛而召开的国民会议主要还是得益于地方市政革命。短期来看，地方力量的增强有利于削弱王权，但从长期来看，地方力量的增长明显不利于革命后高效的革命政府的建立，人们会在地方“分权”的阴影下，对任何集权化的执行机构不信任，包括革命政府。同时资产阶级在革命领导中的缺席使得地方当局更加不服从资产阶级组成的中央领导，这更导致了农民与城市平民对资产阶级的信任日益降低。
1789年的农民造反是法国下层对无力的统治阶级的挑战，造反的直接成果就是打击了现存的阶级结构，不仅加速了领主制的废除，也导致了旧制度在其他方面的解体。完全使温和革命变成了海市蜃楼。农民骚动局面的越演越烈以及无法控制，使制宪会议手足无措。一方面农民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领导，另一方面农民的激进性使得所有的谈判筹码变成一张白纸。其极端的主张是将现存的所有体制都认为遗毒，将其作为中世纪垃圾迅速地清扫干净。
由此革命中的保守主义者的政治特权与经济特权被彻底的剥夺，他们承受了难以承受巨大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损失，而此时农民的暴动仍在继续，农村贵族的利益与地位开始越来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于是在1789年大批人开始移居国外，甚至加入反革命的军队或是呼吁其他欧洲君主干预法国革命。民众不受控制的情绪为革命反而人为的制造了过多的敌人。激动的人民废除了权力精英想出温和的革命方式，却又无法提出一个合适的建设性纲领。反革命势力的增长最终刺激革命倒向激进的政治途径―最终形成民主共和派。
民众暴动是封建领主无法应付的同时也是资产阶级无法控制的。由此可见，法国的资产阶级在大革命中的领袖地位或说其地位的稳固性仍是值得商榷的，民众的暴动的作用也是需要一分为二的看待的。
四、革命思想的不成熟
从革命的主导自由平等主义思想在整个社会的影响程度来看，这次革命并没有体现多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18世纪的启蒙运动对发展中的资产阶级是影响巨大的，启蒙思想的确给了法国共和党人和恐怖主义者一面理论旗帜。但是自由主义的总方向在革命危机期间，是要与具体的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相适应的，因此资产阶级的一些思想，比如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不得不因社会形势而改弦更张，不能真正得到实行。另外狂热与无知的民众更使得自由民主的法律难以得到施行。
专制主义在法国深厚的传统也使包括革命人在内的法国人无法摆脱专制主义的思想与行为。他们痛恨专制，但又无时无刻不在习惯这样一个专制的体制下思考生活。革命进程中的一系列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专制，虽说一方面是由于民众的无知造成的，但更是因为专制的思维定势造成的。
思想的不成熟还体现在对待革命后法律制定的问题上，激进的想法再一次取代了冷静的思考。民族的共同意识乃是法律的特定居所。法律绝不是那种应当由立法者以专断刻意的方式制定的东西，法律首先是由一个民族的特性，也就是民族精神所决定的。法律是民族精神缓慢、渐进、有机发展的结果，每个民族都逐渐形成了一些传统和习惯，而通过对这些传统和习惯的不断运用，它们逐渐地变成了法律规则，只有对这些传统和习惯进行认真的研究，人们才能发现法律的真正内容，才能发现法律的精神。
因此对于法律的编纂应当谨慎行事，一方面我们应该考虑到现实的需要，但我们也需要考虑现存法律的权威性，而不是一味的追求革新。因为法律的精确性取决于法律的有效执行，而不是频频立法、罗织密布的法网。大革命之后产生的《拿破仑法典》受到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影响极大，虽然该法典在制定时秉承了法国大革命中的共和主义思想，但是在现实中则倾向于专制主义。这也是革命思想不成熟的标志之一。
有无可能根本排除革命及其带来的暴力、恐怖和种种后果？否认人权和民主原则的普遍性是否符合逻辑？这一切仍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问题，法国大革命虽然有其不成熟性，但它所传递的1789年的自由民主精神，仍是值得我们去称颂与传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