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殊域周咨录》是明人严从简所撰写的一部记载明朝万历以前的对外关系史书，共二十四卷，是作者于明嘉靖年间任行人时采辑资料，并结合自己的见闻，完成的一部著作。对其进行研究，可以全面了解明朝的对外关系，也有利于进一步拓宽明代边防文献的研究。本文试图对该文献特别是其体例和史料价值进行探讨。
[关键词]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史料;史学价值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活跃在中国这片沃土上的各个古代民族，经过长期的交往融合过程，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而周边各个国家，也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与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有过密切的联系。研究古代周边国家的历史及其与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关系是很有必要的，《殊域周咨录》的内容不仅涉及到中外关系史，同时也记述了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史。但就此书的评述并不多，本文试图利用文献资料，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该文献进行探讨。
一、成书背景
严从简所生活的时代，正值明王朝由盛转衰，朝政十分昏暗，吏治腐败不堪。成化、正德、嘉靖诸帝，或沉迷女色、或游宴无度、或醉心方术，最高统治者贪图逸乐，消极殆政，几成常态。内阁权臣亦多不以国家兴亡为务，往往滥用权力营谋私利，互结朋党，彼此攻讦。与此同时，宦官势力又极度膨胀，权阉擅政，武断朝纲，凌虐官员百姓的现象，层出不穷。朝廷在用人上不再是以才德为标准，官场上贪污成风，贿赂公行。非惟文官，武将亦大多占食空饷、私役兵丁，军队战斗力因之跌入谷底。政治的腐败、军制的败坏，必然会引发严重的边疆危机。立国以来一直存在的北虏南倭问题，此时越发严重。面对北元蒙古的不断袭扰，明朝统治者唯持消极防御态度，“率以兵马预分边境，昼夜具在墙下，不惟人力疲劳，诚为守株待兔”不仅不能有效地阻敌，反而使本已空虚的兵力，更加分散，致使对蒙作战连连惨败，甚至出现京师被围的“庚戌之变”。倭患问题此时也很严竣，明军与倭寇的战事大都以失败而告终，东部沿海地区受到倭寇的侵害很严重，“自东南中倭以来，十余年间，中外骚扰，财力俱，生灵涂炭以及”明朝中后期不断加深的边防危机，极大地震撼了一些心怀大志，以天下大事为己任的爱国官吏。这些人感时伤事，大多留心边情军务，探求挽救之策，在当时掀起了一股研究边政，著书立说的热潮。而《殊域周咨录》一书，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该书作者严从简身处其时，是上述进步官员中的一份子，亦喜以“寻得失于累朝，考虏情之终始”为务。他心知其身为一介微员，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但却可以通过悉心地访求历史，来为现实的边政处理提供借鉴。为此，在仕宦期间，他大量搜集官方图集、档案，或将自身的有关闻见详加记录，经过认真细致的整理编辑，最终于万历二年（1574）纂成了《殊域周咨录》这部边政巨著。
二、体例
通观全书，从整体来看，此书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记述史事，体例属编年体。《殊域周咨录》收录国家、民族众多，所载内容也较为宽泛，严从简以年代为线，使文章内容清晰易懂。如《殊域周咨录・东夷・日本国》，“本朝初连寇山东滨海州郡。洪武二年，遣行人杨载赍玺书往报即位书。是年，倭寇复出没海岛中，数侵掠苏州、崇明。杀伤居民，劫夺财物，沿海皆受其患。四年，上以日本未廷，乃遣赵秩宣谕。五年，倭复寇边，海上不宁。七年，倭人复寇边，命靖海侯吴祯往捕，遇贼琉球大洋，悉俘其众以归。八年，日本又遣僧如瑶入贡，陈情饰非。”在这里，严从简以年线为脉络，细致地梳理了倭寇侵扰东南沿海的历史脉络，使得整个叙事，显得缜密清晰，易于了解。《殊域周咨录》书中，凡述及周边国家和少数民族政权沿革时均采此法，构成其在叙事方式上的一大特色。经细心观察也可发现，《殊域周咨录》在记述重大历史事件时，还都会详述其始末，在编年之外，又有纪事本末体的特征。如《殊域周咨录》卷十七《鞑靼》内载：“明日，下令旋师。至晚雷雨满营，又连日皆雷雨。大同副总兵郭登请学士曹鼐、张益谓车驾宜从紫荆关入，可以避虏。鼐、益入奏，既而令下入紫荆……虏获辎重无算，自谓出望外。”此段文献把土木堡之变的过程详细的记述下来，这种按历史事件为主线的记史方法显然是纪事本末体。
据以上论述可知，《殊域周咨录》的体例应是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以时间为脉络记述事件的始末，二者相得益彰。
三、史学价值
（一）内容全面丰富、保存了许多稀见文献
《殊域周咨录》二十四卷，比较全面的记载了我国东南西北边疆及周边国家的历史情况，尤其是明代，全书差不多等于一部明代万历以前的对外关系史。此外此书从十六卷到二十二卷都在写鞑靼，全面而详实的记载了元灭亡以后蒙古人的活动，是研究北方民族的重要史料。《殊域周咨录》转载了很多其它史籍的内容，并且直接引用没有自己的妄加猜测与揣摩，因此保留了文献的原始风貌。如《殊域周咨录》卷十七《鞑靼》，“按《北征录》曰：六月九日发飞云壑，虏列阵以待。上劫诸将严行阵，虏伪乞降……此时虏尚能师，所谓列阵诈降是已。”这段文献所引用的就是同时期金幼孜所撰《北征录》。又如《殊域周咨录》卷十六《鞑靼》，“四明黄溥著《闲中外古编》云：北狄称银曰蒙古。胡元之先，国号蒙古者，因女真号国曰金，乃以银号其国，后历世祖，方改号元。”
（二）记载详实、对其它史料有所补益
该书完成于严从简在行人司上任时，为当时人记载当时事，必然比较准确。作者从多方面、多角度的记录了史实，而书中的许多史料不见于其他史书或其他史书记载甚略。如《殊域周咨录》卷十一《天方国》中记载，韩文在礼部疏曰：“伏考西域等国称王者亦止一人，前此番文求讨赏赐，除国王……宋人予契丹岁币，富■力争献纳二字。古人慎重开端如是，夷狄安得悚服乎！今我朝堂堂一统，神威圣武……渎滥王号，僭于天朝。”韩文的上书在张雨的《边政考》、郑晓《皇明北虏考》中均不见记载，《殊域周咨录》却记载的很详实，严从简详实的记述史事，使《殊域周咨录》更具整体性、系统性、使读者更能把握全书内容。
（三）注重史论
凡是撰写历史的人，史论是非常重要的，从简著史也注重史论。从《史记》开始，司马迁在每篇的末尾部分以“太史公曰”四字为发端，记载和评述史事。在《史记》之后，许多史学家也以“赞”、“史臣曰”等形式对所叙的人物或事件进行评论，并成为史书的一部分。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也使用了史论的方法，表达国难当头的政治情怀。
如《殊域周咨录》卷十七《鞑靼》，“按英公历事四朝，为元老上将，自王振盗权专横，与三杨皆避祸……不以国家安危自任则祸不待避，节不须折，何至临老身膏草野乎！”此段文献是严从简对王振乱国提出批评，也告诫统治者要分清善恶。表现出严从简对英宗时期的政况深为忧患，力图警世统治者，并为其政治统治提供资鉴。也可以看出严从简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著史原则。
（四）“详近略远”的治史思想
我国史学在史书编写的内容安排上贯穿着“详近略远”的思想，即史家在著述中记录的与所处其时代较近的史事比较多，而距其时代较远的史事记录则相对较少。如《史记》、《资治通鉴》。
《殊域周咨录》的史料来源是从简在担任行人司期间的工作笔记，对于明初边疆史事记载较为简略，而对与严从简同时期的嘉靖年间史事记载则较为详细。严从简对材料的选择较为谨慎，凡可信程度不是太高的历史资料，都会简单记载，在记录周边国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时，明代以前的朝代记录的较少，有些朝代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仅仅就用了一句话来表述。从而形成了此书“详近略远”的写史风格。如《殊域周咨录・鞑靼》，共七卷，各卷安排如下：卷十六，记载洪武年间及其之前的蒙古史事。卷十七，记载永乐、洪熙、宣德、正统两朝的明蒙史事。卷十八，记载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间的明蒙史事。卷十九至卷二十二，只记载嘉靖一朝史事，共计四卷。从以上可以看出，明代初期的记载较为简略，而对嘉靖一朝史事就用了四卷，“详近略远”的治史思想有充分的体现。
结语
《殊域周咨录》的写作目的是了解和认识边疆民族与周边国家，以为维护明朝的边疆稳固服务，因而是一部富于现实关怀的边政巨著。几百年过去了，当年的是非成败尽成既往，对于现代人而言，该书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其珍贵的史料价值之上。该书的内容，对了解明代边疆民族及周边国家的历史状况，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是明代边疆史与中外关系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