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365-427年），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是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东晋末期南朝宋伟大的诗人、辞赋散文家。
陶渊明的田园诗产生于东晋末年。当时南北朝分裂，政权混乱，很多士族地主依靠东晋政权大肆强取豪夺土地，使得民不聊生。在这种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冲突下，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动摇了，各种思想逐渐兴盛起来。其中玄学思想对文学的影响最大。很多文人看清了时局的动荡，政权的黑暗，在自觉无力挽救的情况下，精神颓废、纵情自然，借此躲避现实。由此产生了很多玄言诗、山水诗。而另外一些文人士大夫，则因为对现实不满，看清官场的黑暗，所以舍弃官职，远离庙堂回归自然，以求得安身立命，净化心灵。而陶渊明正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陶渊明从小就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与自然风物十分亲密。然而他并不是普通的山野村夫之后。他的曾祖父、祖父及父亲都做过大官，属于仕宦大家。只是到他出生时，家族已经没落了。在他年幼时，他的父亲就已离世，他从小生活在外祖父家。其外祖父作为一代名士，“行不苟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这与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闲静少言，不慕荣利。”“性嗜酒”“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之所叙极为相似。可见，陶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逯钦立语）再加上他“好读书”（《五柳先生传》）“游好在六经”（《饮酒二十首》）外祖父的藏书也为他日后的修为和创作提供了充足的养料。
在这样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环境的影响下，在这样一位闲静少言、性情耿直的名士的影响下，陶渊明的思想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志趣――既有“猛志逸四海”（《杂诗十二首》）的志向，又有“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五首》）的性情。正是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志趣和当时政治的黑暗，造成了他日后的几仕几隐。
太元十八年（393年），那年陶渊明29岁。因家庭衰微，加上自己的“大济苍生”的愿望，陶渊明初仕州刺史王凝之的祭酒。但因“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辞职回家后躬耕自足。期间还辞谢了州主簿一职。安帝隆安四年（400年），已有35岁的陶渊明怀着逸四海的猛志，做了桓玄门下的一名属吏。却一直不满其篡夺政权的野心。勉强做了一年后，因母亲过世就辞职回家了。元兴三年，陶渊明乔装私行，将桓玄篡夺帝位的前后告诉了刘裕，表达了他对篡夺者的不满。在与刘裕接触后，陶渊明一度以为自己找到了“明主”，但后来发现刘裕也是一个为一己私欲颠倒黑白的人，所以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辞职隐居。义熙元年（405年），陶渊明41岁，终于找到了一个值得自己敬重的人，他就是时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的刘敬宣。这年，陶渊明做了建威参军。但因为刘敬宣的辞职，他也去职了。陶渊明的最后一次当官，是任彭泽县令。然而，仅为官八十一天，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还是授印去职了。弃职返乡后的陶渊明写出了著名的《归去来兮辞》及《归园田居五首》。陶渊明为官的这十三年，是为实现自身理想不断尝试，是与黑暗社会不断抗争，不断失望，直至绝望的十三年。经过这十三年，他更加肯定了自己“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终返班生庐”（《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的心愿。
这些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性本爱丘山”的性情都成为了陶渊明的田园诗创作的基础。陶渊明是在农村长大的，所看所触都是自然风光;而经过几次仕隐，除了少量的官场生活外，他的多数生活都是与田园风物、田野村夫一起度过的。无论是从小自然环境的熏染，还是后半生长期的农村生活实践，都给他的田园诗的创作提供了充足的生活源泉，使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