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大跃进”运动的历史，不能不提及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因为这是一次助推“大跃进”运动的重要会议。会上，毛泽东对1956年的“反冒进”再次作了措辞严厉的批评，强调要“敢想敢说敢做”。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推动“大跃进”的文件，这次会议后，“大跃进”运动迅速波及全国。
“马克思主义的冒进”
3月9日，会议正式召开，毛泽东首先讲话。在讲话中，毛泽东对反冒进作了批评。他说，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南宁会议批判了反冒进的错误。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如除四害，一种是老办法，不除（苏联不除）;一种是要除掉。如何除？也有两条路线，有快有慢。一说快除，就能除掉，越慢越除不掉。如执行计划，一种方法是十年计划二十年搞完，一种是二三年搞完。又如肥料，1956年比1957年多一倍，1958年要超过1956年一倍。湖北今年积160亿担（1957年70亿担），平均每亩6600斤。肥料多好，还是少好？去年搞“马克思主义”，生产不起劲;今年搞冒进，还要超过1956年。哪种办法好？1957年的“马克思主义”好，还是1958年的冒进好？办任何事情都有两种方法比较。苦战三年，改变面貌，但“一天消灭四害”，“苦战三天”，当然不行。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毛泽东认为，建国以来八年的经验，应加以总结。反冒进是个方针性的错误问题，南宁会议提出的这个问题，有许多同志紧张，现在好了。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语言，做好工作，而不是不好混，我绝无要那个同志不好混之意。
毛泽东还讲到规章制度问题，对经济工作的教条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南宁会议谈了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了一大批，已经深入人心。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还有其他：一曰化验（食物）;二曰出去前呼后拥;三曰不许参观，不许游水，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同志让自己姐姐做饭，这是好事，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这是讲公安部。其他各部都有，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毛泽东还说：“规章制度是繁文缛节，都是‘礼’。大批的‘礼’，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部长也不一定知道。工业和教育两个部门搬得厉害。农业部门搬的也有，但是中央抓得紧，几个章程和细则都经过了中央，还批发一些地方的经验，从实际出发，搬得少一些。农业上见物也见人，工业上只见物不见人。商业好像搬得少一点，计划、统计、财政、基建程序、管理制度搬得不少。基本思想是用规章制度管人。”“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
应当说，毛泽东针对有些规章制度的批评，还是很有意义的。“大跃进”的发动，无疑有许多想当然的成分，这场运动中诸多问题的发生，都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没有认真调查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那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作风也是毛泽东极为反感和反对的。由于执政之后将苏联对领导人的那一套严密的警卫制度搬了过来，正如毛泽东所说，确实“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使领导人不那么容易地接触群众了解实际了，即使进行调查研究，有关部门从领袖安全的角度考虑，也往往事先做了精心的安排，这样的调查也就很难了解到真实情况。
3月10日，会议继续举行，毛泽东作了第二次讲话，主题是关于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进一步批评教条主义。他一开头就说，规章制度是一个问题，借此为例，讲一讲思想方法问题。题目暂定为：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
他接着说，学习外国一切长处，永远是原则。但是，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独创精神。学习应和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
毛泽东认为1956年后，中国开始了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独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说，1956年4月搞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跟苏联有同与不同，具体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的一套。我们的同志应当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么迷信。对苏联经验，一切好的应接受，不好的应拒绝。现在我们已学会了一些本领，对苏联有了些了解，对自己也了解了。1957年，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提出了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还有农业合作化、节约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广大群众对我们工作中错误的批评，思想的启发很大。1958在杭州开小型会，在南宁，现在在成都开中型会，前两次会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和问题，开动脑筋，总结五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
毛泽东关于破除迷信、摆脱教条主义的论述，无疑有其合理的地方。全国执政之后，由于建设经验不足，因而也难免在一些工作中出现了照搬苏联经验的情况，所以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戒”、走自己的工业化道路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早探索者。但是，由于当时提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主要目的是发动“大跃进”，并且一味地强调要发扬敢想、敢干的精神，对客观规律重视不够，结果一度使解放思想在某些地方变成了胡思乱想，敢想敢干变成了盲目蛮干。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提出了关于两种个人崇拜的论点。他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毛泽东关于两种个人崇拜的观点，虽然用意在于提醒人们服从真理，但从根本上讲，个人崇拜本身就是错误的，不存在正确与不正确之分。正由于他将个人崇拜做了这样两种划分，使得本已出现的个人崇拜现象不但未能及时消除，反而使一些人在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名义下，强化对毛泽东本人的个人崇拜，造成消极的后果。所以在这次会议上，就有人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对主席就是要盲目服从。
从3月10日至19日（其中16日休会），会议主要是听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的发言，期间毛泽东或长或短地作了一些插话。毛泽东在插话中涉及的主要问题有：
（一）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他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是在八年内逐步形成起来的。八年不算长，还不能算形成，再有五年就差不多了，苦战三年也可能形成。过去革命中损失很大，八年建设中也受了一些损失，但损失不大。同时这个时期也顾不上、抽不出手来抓建设，如去年春季到夏季右派进攻，1950年到1953年抗美援朝，大部分力量在朝鲜，1955年合作化高潮，也难抓建设。对事物的认识，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在实践中才能认识清楚。现在切实抓一下，苦战三年，建设路线就可以形成。没有陈独秀主义、王明路线，就没有比较。1956年下半年，斯大林问题发生，我们每天开会，一篇文章写了一个月，又发生了波匈事件，注意力又集中到国际方面。现在才有可能抽出时间来研究建设，开始摸工业。现在要苦战三年，形成一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又说，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也是逐步形成，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形成，至少还要五年，苦战三年再加二年。如工农业不出大乱子，路线就差不多，就可以说形成了。五年加八年，共十三年，付出一部分代价，无非是浪费一点，群众痛苦，时间延长，苦闷一点，但成绩总是主要的。
（二）关于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和超英赶美问题。他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在七年内实现农业四十条，实现农业机械化，争取五年完成。”各省可不可以这样提？特别是农业机械化问题，各省可以议一下。实现四十条，辽宁三年，广东五年，是左派。三年恐怕有困难，可以提三年到五年。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赶美国，那就自由了。对工业化不要看得太神秘了，对农业机械化也不要看得太神秘了。插话中，还讲到了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时间问题，他说，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不要100年，可以50年。个别行业可以试办，取得一些办法和经验。他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可不可以由一个省先进入共产主义？
（三）关于农业社的合并问题。毛泽东对此也很关注，在插话中几次提出并社问题。他说，搞农业机械化，小社势必要合并一些;合并后仍然不能搞的，可以搞联社。为了水利综合利用，使用大型机械，会合并一些社。除了地广人稀的地区外，五年之内逐渐合并。“二五”计划期间，平原地区合作社的规模大一些为好，可以办小学，办工厂。
毛泽东还讲了农民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深翻土地、整风运动中的大字报、地方工业发展、外行与内行的关系、勤工俭学、大社办工厂、知识分子改造、人民内部矛盾、工农业并举、农业机械化、领导干部读书、教育与文化工作、“兴无（无产阶级思想）灭资（资产阶级思想）”等问题。
“敢想敢说敢做”
3月20日，毛泽东第三次在会议上讲话。主要内容有：
一是关于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毛泽东说，应将这个运动推广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义很大，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因为几亿农民在动手动脚，否定肩挑的反面，一搞就节省劳动力几倍、十倍。以机械化代替肩挑，就会大大增加劳动效率，由此而进一步机械化。又说，群众的积极性起来了，每天有新的创造，将来还会有各种新巧发明。现代化、机械化与改良农具是对立的统一，两者应同时进行，请各省市迅速推进。群众性的创造是无穷无尽的，河南、河北已形成群众运动，是自下而上搞起来的。我们发现了好的东西，就要加以总结推广。
二是关于建设的速度问题。他说，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指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黄河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以南亩产八百斤），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两年可以做到，也不要登报，内部可以通报。像土改一样，开始不要登报，告一段落再登。大家抢先，会搞得天下大乱，实干就是了。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说河南第一，各省都要争个第一，那就不好。总有个第一，“状元三年一个，美人千载难逢”。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让河南当状元。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如果在一年内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当然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我们做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毛泽东还说，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
三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毛泽东说，只要路线正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几句话更通俗）。那么后一年、二年、三年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能算不荣誉，也许还更好一些。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还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的好？十年、八年搞个四十条，那样慢一些，人人都不舒畅，那样搞社会主义也不会开除党籍。苏联四十年才搞得那么点粮食和东西。假如我们十八年能比上四十年当然好，也应当如此。因为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不同，比较生动活泼，列宁主义比较多。 3月22日，毛泽东作了第四次讲话，主要是讲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要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他说：要提高风格，讲真心话，振作精神，要有势如破竹（破几节之后，迎刃而解）、高屋建瓴的气概。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抓住工作中的基本矛盾，同时还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王鹤寿和彭涛的这两份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在讲话中，他特地提到了这两篇文章，说王鹤寿的文章好，敢于批评教条主义。彭涛的文章也好，有说服力，只是尖锐性差一点。
为了鼓励各级干部树立敢想敢说敢做的精神，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提出要做到“六不怕”。他说，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封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难道可以牺牲真理，封住我们的嘴巴吗？我们应当造成一种环境，使人敢于说话。我的企图是要人们敢说，精神振作，势如破竹，把顾虑解除，把沉闷的空气冲破。
3月25日，毛泽东作了第五次讲话，重点是讲思想方法问题。毛泽东说：会开得很好，重点归结到方法问题，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尊重。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再谈了，我也不愿听了，不要老是自我批评，南宁听过了，北京也听过了;作为方法的一个例子来谈，那是可以的。
反冒进也是一种客观反映。反映什么呢？一般，特殊，全面，个别，这是辩证法的问题。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的东西;只听少数人的意见，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没有反映，把特殊当成一般来反冒进。因此以后我们要注意学习唯物论、辩证法，要提倡尊重唯物论、辩证法。
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的。矛盾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过去发生反冒进的错误，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次要矛盾当作主要矛盾来解决，把支流当作主流，没有抓到本质现象。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开会，对个别问题解决得多，没有抓住本质问题。这次会议把过去许多问题提出来，经过商量解决了。
毛泽东一面批评过去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开会没有抓重点、解决本质问题，一面又表扬了冶金工业部党组，说冶金工业部党组开会，吸收了部分大厂的十几人参加，空气就不同了。谈了几天，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中央开会有地方同志参加，必要时，除省委书记外，再加上若干地、县委书记，就有了新的东西。中央同志下去只同省委第一书记谈是不够的，也要找地县委书记、合作社、学校谈谈，要一竿子到底，不要仅仅限于间接的东西。
毛泽东在不断地批评反冒进，希望借此鼓起干部群众“大跃进”热情的同时，又提醒人们话不说得大满，做事要留有余地，所以在讲话中他又说，1956年发生的几件事，没有料到，就是国际上的批判斯大林、波匈事件，国内的反冒进问题。今后还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我认为过高的指标要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大水大旱，有话可说，必须从正常情况出发。做是一回事，讲是一回事。过高的指标不要登报，登了报的也不要马上去改。河南今年四件事都想完成，也许可能做到;即使能做到，讲也要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留点余地，这也就是替自己留点余地。
毛泽东讲完话后，一些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先后发言，基调仍然是批评反冒进，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有人说，教条主义在内战时期主要表现为“左”，在建设时期主要表现为右。又有人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的思想斗争具有深远的原则性的意义，这场斗争，是在建设路线、方针方面的斗争，不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用什么方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一种是蓬蓬勃勃、轰轰烈烈，一种是慢慢吞吞、冷冷清清，两种方法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兴衰问题。反冒进和其他错误，根源是主观主义，或者教条主义，或者经验主义，克服主观主义就是思想解放运动。我们要有雄心，但心要热头要冷。还有人说，慢性病所造成的损失不亚于急性病，从当前来讲，右倾保守的危险还是主要的。急性病的问题要防止，但也不甚可怕。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不是截然分开的。
这天会议的发言中，也有不少颂扬毛泽东的话，比如有人说：我们的水平与主席差一截，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来说，不只是跟上的问题，而是要有创造精神的问题。主席的作用不是当不当主席的问题，不是法律上名誉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领袖。有人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学习。主席的许多优点是不是可以学到呢？应当说，是可以学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但是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些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学到的。有人提出：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还有人说：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 会议中，一方面，毛泽东要求各级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但要破除对教授（即专家）的迷信，也要破除对苏联经验的迷信、对马克思的迷信，要打破教条主义;另一方面，又有人开始制造对毛泽东本人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上面这些对毛泽东的赞美之词，也许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但后果也是不言而喻的。应当说，1958年对反冒进的批评，不但直接导致了“大跃进”的发生，也致使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而党内民主的破坏，又必然导致个人专断作风的滋长和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发生。
3月26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第六次讲话，也是对会议作总结。他说：这次会议开得还可以，但事先未准备虚实并举，实业多了一点，虚业少了一点。这也有好处，一次解决大批问题，并且是跟地方同志一起谈的，也就比较合乎实际。今后一段时间内多搞些虚业，或专搞一次虚业会议，以便要引导各级领导同志关心思想、政治、理论的问题，使红与专结合。一年抓四次很重要。三年看头年。由于形势发展快，很多矛盾要很快反映和解决。如果不抓四次，许多问题不能及时解决，拖久了就会影响工作。
毛泽东表示，现在有些问题还是不摸底。对农业了解比较清楚，工业、商业、文教都不清楚。工业方面，除到会的几个部接触了一下外，其余没有摸。煤、电、石油、机械、建筑、地质、交通、邮电、轻工业、商业都没有接触。财经贸易，还有文教，历来没有摸过，林业也没有摸过。今年有些要摸一摸，政治局、书记处都要摸一摸。
接着，毛泽东讲到了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的问题。他说，我们国内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第一个剥削阶级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地、富、反、坏未改造好的部分，再加上右派（全国右派在这些人中，可能有10万以上，改造好的不算），他们反社会主义，是敌人。第二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劳动阶级是工人、农民，过去被剥削或不剥削人的独立劳动者。
毛泽东讲完话后，为期18天的会议就算结束了。
助长“大跃进”运动的几个文件
会议过程中，讨论并通过了39份文件，在这些文件中，对后来的“大跃进”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有：
报告最后提出了可以比十五年更快赶超英国的问题。其中说，我国是一个大国，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国，甚至一个专区就比欧洲的一个小国大，一旦把各省、各专区和各县举办工业的积极性统统调动起来，万马奔腾，又有大中型工业的协助和国家的统一规划、调整，我国工业化的速度没有理由不比欧洲各国快得多。纵观当前的经济形势后，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我们贯彻执行主席所指示的方针，继续发扬革命干劲，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就可能比苏联更快一些。我们就可以掌握时机，在比十五年更短的时间内赶过英国。
――《关于发展地方工业的意见》和《关于在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方针下有关协作和平衡的几项规定》。成都会议之前，国家经委写出了一份《让中小型工厂遍地开花的一些设想》材料，递交会议讨论。设想提出，花三分的力量搞中央的大工业，把七分的力量搞地方的中小工业，使工业遍地开花，有重大的意义。这就是说，从中央直到乡一级都举办自己的工业，使大型工业和中小型工业、工业和农副业，更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强大的城乡工业网。这是一条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一条促进我国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道路。
这次会议对这些设想进行了讨论，并且明确提出了中央、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地方工业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在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方针下有关协作和平衡的几项规定》两个文件，规定各省、市、自治区要在大力实现农业跃进规划的同时，争取在五年或者七年的时间内，使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地方兴办的限额以上建设项目，除了提出简要的计划任务书，其中规定产品数量、品种、建厂规模、厂址和主要的协作配合条件需要报送中央批准外，其他的设计和预算文件，一律由地方自行审查批准。这两个文件为各地一哄而起大办地方工业大开方便之门。成都会议后，各地迅速掀起大办地方工业的高潮，并由此招收大批的职工，致使1958年职工队伍迅速膨胀，导致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
――《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这个文件认为，有广大农民参加的群众性的农具改革运动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全国各地都应当普遍地积极推广，并提出了三至七年内（争取五年内做到）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的设想。文件指出，农具的改革应当因地制宜，不要千篇一律;农业机器应该以小型的为主，配合以适当数量的大型和中型机械;在推广农业机器的同时，不要放松新式畜力农具和改良农具的推广，农业机械的制造，一般以地方工业为主;实现农业机械化，主要靠农业合作社自己的力量。受这个文件的影响，“大跃进”运动中曾开展全国性的工具改革包括运输工具的改革，大搞所谓“车子化运动”“滚珠轴承化运动”“绳索牵引机化运动”等等，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形式主义严重，造成很大的浪费。 ――《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早在1955年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毛泽东就认为可以办大社。他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曾写了一篇《大社的优越性》的按语，指出：“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可以一乡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一个社，平原、山区都可以办大社。所以1956年合作化后，一些地方建立的合作社规模超大，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后来中共中央专门下发过文件，要求缩小合作社的规模。但“大跃进”启动后，一些地方在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时，又提出农业社合并的问题。该文件指出：“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自此之后，一些地方开始将小社并成大社，成为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先声。
――《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指示指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许多地方自发地出现了一些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从业人员大约有140万人，其中工商各半。这些个体经济虽然对社会主义工商业起着一定的补充作用，但是，它们的生产经营还存在很大的盲目性和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其中一小部分是资本主义经济，在生产经营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不仅妨碍国家对市场管理和危害消费者的利益，而且影响若干手工业、农业合作社和商业合作组织的巩固。因此，要一律把它们管起来，不允许它们未经登记进行非法经营，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和管理，取缔他们的投机违法行为，对他们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
成都会议是“大跃进”运动史上继南宁会议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对反冒进做了进一步的批评，并且将冒进与反冒进的分歧上升到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这就使得任何人都不得再对冒进提出异议，不得再提反冒进一事，也就使得本来已经够高的工农业生产指标一再加码，超英赶美的时间一再缩短，急于求成的倾向日趋严重。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存在两条路线，一条是受右倾保守思想束缚的“冷冷清清、慢慢吞吞”路线，另一条是敢想想说敢干的“轰轰烈烈、干劲十足”路线，并在会议过程中初步形成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条总路线一方面反映全党和全国人民要求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迫切愿望，也体现了毛泽东希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把中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雄心壮志，其出发点无疑是好，但由于这条总路线是在反冒进、不满所谓低速度的背景下形成的，表面上看，“多、快、好、省”兼顾到了速度与质量的统一，实际上它的核心是强调多与快，强调冒进即跃进，也就是高速度，结果使高速度变成了总路线的同一语。
毛泽东在会议上一再强调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要求，从一般原则看也是正确的，破除对经典作家、苏联经验的迷信甚至对所谓教授的迷信也是有意义的。但联系到他对反冒进和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批评，不难看出，破除与解放的重点，在于国民经济的按比例平衡发展的观点，在于从反冒进变成“大跃进”，在于使所谓右倾保守变成积极跃进争取高速度，其结果是把“一五”期间在经济建设积累下来的许多有益经验，把经济建设与人类改造自然必须遵循的一般规律，也当作迷信去破除。这种破除的后果，就容易将规律、科学也破除掉了，变成一些地方和部门在所谓“大办”“大干快上”的名义下的胡搞蛮干。随着成都会议的召开和会议精神的传达，“大跃进”运动进一步被发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