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开始从完整的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的晚清政府经历了主动反击、消极抵抗和卖国投降几个阶段，虽然中国人民在整个近代史过程中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抗击外敌入侵和实现国家富强的任务均以失败而告终。当今主流媒体、官方评价都很一致，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明确认定社会制度的腐败是失败的最根本原因，而腐败的社会制度就是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是，长期以来对于这个“权力”的性质和特点却缺少研究，语焉不详，导致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曲折和失误。
什么是权力？权力来源于哪里？应该怎样对待权力？权力要到哪里去？搞清这些问题，对于廓清历史上的迷雾，正确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继续研究和思考国家权力问题。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士从“ 性恶论”出发，认为“人对人就是狼对狼”，自然状态是极其可怕的、恐怖的、人与人互相残害的敌对状态，为了克服这种恐怖状况，出现了拥有巨大政治权力的“利维坦”，它是根据社会契约和人们的授权，运用全体人民的力量和手段来进行共同防卫和维护和平的人格。西方自由主义创始人约翰·洛克则从“性善论”出发，论证了政治权力国家诞生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自然状态虽然美好，但仍然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是“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着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人们从理性出发订立契约，把在自然状态中自由惩罚的权力交给国家。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中更是明确规定：“全部主权的源泉根本存在于国民之中；任何团体或者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不是明确得来自国民的权力。”（ 引自《资产阶级政治家关于人权、自由、平等、博爱言论选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 305页）可见，国家权力来源于人们的授权既是西方先哲们的共同认识，也是西方世界的宪法原则。
但是，中国古代文化中对于“权力”的认识从来没有达到如此的高度。人民不过是统治者的工具而已。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在《六反》中提出，“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臣民只有对君主有用、有利，才有存在价值，否则，均应加以扫除。孟子虽然提出民贵君轻的理论，但也是出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历史教训而对君主进行的劝说。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他们都认为君主的权力来自上天的授权，不是来自人民，权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子牧民”的思想意识根深蒂固。这种流毒至今侵蚀着中国人的头脑，成为阻碍中国进步的严重障碍。
《论语》中有一句话，“ 学而优则仕”，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学习知识是为了追逐权力。宋真宗在《劝学诗》中则更进一步：“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从，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子欲遂平生志，秦往窗前读六经。”“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一代代知识分子的终极理想，权力最终蒙蔽了知识分子的视野。
权力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当权者和知识分子构成了惊人的诱惑，“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实际上，中国的“英雄”们纷纷匍匐在权力的脚下，成为权力的奴仆，为此搭上身家性命者不计其数，一部中国历史因此成为一部争夺权力的历史，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巨大的祸患。
历史上一次次国家残破、血流成河，无非为了政权的争夺。几千年来，政权为人类之罪，政权为人类之轭，政权为人类之累，政权为人类之祸。 人类的苦难如果不是全部由它造成的，至少大部分是它造成的。这种对历史的解读，既是对中国蒙昧未开的真实写照，又在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强化了 “权力”的作用，促发了人们的权力崇拜病症。 正如丛日云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潜藏在场面壮观的阵发性政权之争下面的，是统治者为了维护政权而在平常的生活中对人民的压制和戕害。它使人民无知、无欲、无能，它让一个民族成为智障的群体，它让社会在高昂的政治成本重压下几乎窒息。”
难怪在《中国社会史》里法兰西院士谢和耐会这样写道：“从 12世纪开始浸透了中国历史之全部观念的正统伦理，再加上其过去历史，全部简化为一些失去了任何时间维度事件的传统史学范畴(它们只关心中央政权的生存和行政管理)，它使我们发自内心地相信，中华世界的社会和政治形态、基本制度、经济、思想和技术都具有永恒性。而世界上一 些最深刻的变化和最令人震惊的新生事物，中国人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在欧洲历史上被认为是标志着一个新社会出现的事件，在中国历史的传统视野中，却只不过是一种‘改朝换代’而已。”
熊培云先生在《权力转型与“敦克尔克撤退”》中，对权力的巨大副作用有过精辟的解读。 如果政府拥有接管公民日常生活的强大权力，则不太可能发展出先进的文明， 因为在此条件下社会的发展注定会被“强大的”政府权力所中断。 今天我们知道，近现代历史上“政治全盘设计社会”所导致的种种悲剧，不过是启蒙运动后全能理性的幻灭。用哈耶克的话来说就是，一切打算对整个社会实行计划的企图，无论是出于怎样一种高尚的动机，在它的背后都写着一种“致命的自负”。 “对经济史的了解越多，就越会发现，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国家的建立构成了早期文明发展的顶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由于我们对有组织的政府的所作所为的了解，必然大大多于个人之间自发的合作所成就的事情， 因此历史说明严重夸大了政府的作用……强大的政府对自发的改进一再造成破坏，使文化的进化过程半途夭折……”
历史学家李约瑟曾经说，如果说罗马的衰弱并没有永久终止欧洲的进化过程，但亚洲的类似发展却被强大的政府所阻止。中国文明和科技获得大发展，恰恰是在政府控制暂时被削弱的时期。 显而易见，宋朝社会之所以获得空前繁荣，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政府没有抑制社会成长。 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也没有“文字狱”的王朝。 相较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政治，朱元璋及其他朝代对建国功臣进行屠戮者，当无地自容。
梳理中国早期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社会繁华，或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如何对待政治权力。 中国30年改革实际上是一个“权力回归社会”的过程。 有心者不难发现，近年来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许多方面，与其说是因为政府做了什么，不如说是政府没做什么。 经济学家茅于轼在《绿叶》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财富、自由、对内和对外开放三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和政治方面摆脱了过去的不自由大为相关。 换句话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来源于权力的放松而不是集中。
今天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极为关键的历史时期，从集权、官权到民权的转变迫在眉睫。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尤其是推行市场经济以来，中央集权的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地方政府的“官权”不断膨胀，正如张宏良教授在《掀起新世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文中尖锐指出的那样：“官权泛滥的结果，就是脱离中央集权和民权的束缚，形成了一种新的完全独立的政治力量。 官权完全脱离集权和民权约束的独立发展，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官权的独立发展使各级官员具有了包括镇压功能在内的全部国家功能，依靠这种国家功能，官员不仅能够以权谋取私利，还能够以权镇压私敌， 随便一句话，就可以把权利范围内任何一个人置于死地。” 当然，笔者并不赞同张宏良先生的政治主张，回到中央集权上来，但是，张教授对于中国现状的批评却发人深省。 从瓮安事件、孟连事件、山西襄汾溃坝事故、三鹿奶粉危机背后都有一个地方权力的影子在作怪，处理这些事件从根本上说要解决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