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先唐时期佛经目录的发展演变进行考察，可以看出这一历史阶段佛教在中土的发展以及佛教的中国化历程。佛教传入中国初期，佛经目录的分类以译经方式为主，至隋法经《大隋众经目录》按经、律、论三藏和大、小乘标准对佛教典籍进行分类，这种分类体制不仅体现出中土僧侣对佛教教义体系认识的深入，也为后世佛经目录的分类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佛经目录；分类体系；译经方式；佛教教义
[中图分类号]G25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41（2015）02-0039-04
“佛教目录之兴，盖伴译经以俱来。”[1]196佛教作为一种异于本土的外来宗教，语言上的差异是佛教欲实现其传播必须首要解决的问题，它的传播发展必须借助于翻译，“有译乃传，无译则隐”[2]22。佛教自西汉末传入始，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已蔚为大观。汉译佛经伴随着西域僧众的不断来华以及中土僧众的西行求法逐渐增多，同时，中土僧众的佛教著述也不断涌现，佛经的数量越来越庞大，佛经的内容也越来越复杂。据《开元释教录》记载，东汉154年共译佛经292部，395卷；三国时期魏、吴两国译经201部，435卷；西晋译经333部，590卷；东晋十六国时期南北共译经419部，1 716卷；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共译经563部，1 084卷；北朝的北魏、北齐、北周三代共译经105部，355卷。这一时期，佛经翻译不绝如缕，佛经的译本日渐增多，佛经的流传日渐广泛，“记论之富，盈阁以房，书序之繁，充车而被轸”[2]428，佛教徒们在传习佛教的过程中面对卷帙浩瀚、内容繁杂的佛经感到极为不便，因此对佛经进行分类整理、用目录的方法总括群经已经成为必要，于是佛经目录随之产生，正所谓“译经既多，爰有目录”[1]188。佛经目录的编撰便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成熟，由于佛经的外形特征以及内容都不同于汉文典籍，因此佛经目录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风貌和体系。梁启超认为佛经目录“所用方法有优胜于普通目录之书者数事”，主要体现在历史观念极发达、辨别真伪极严格、比较极审慎、搜集遗逸极丰富、分类复杂周备五个方面。学者检索极为方便。[3]334确为不刊之论。早期的佛经分类大多依据其翻译形式，随着对佛经认识的加深，分类标准也在不断演变完善，至《大隋众经目录》，佛经目录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分类体系，即以佛教教义经、律、论三藏和教派大、小乘为分类准则。
1 魏晋时期分类体系以译经方式为标准
佛经大多都是从国外翻译而来，因此早期的佛经分类多是依据其翻译的形式。据记载，三国时魏僧朱士行的《汉录》为我国第一部佛经专科目录，开创了详记译人及其译地、译时的体例，专记汉代诸家译经，“在一切佛录中实为最古者矣”[1]198。西晋后期竺法护编撰《众经目录》以及聂道真编撰《众经目录》，体例与《汉录》相仿，只是收经更多。至“东晋中叶，支敏度撰《经论都录》《经论别录》于前，释道安撰《综理众经目录》于后，佛录之基础始得顾立”[1]188。东晋时期释道安对佛教典籍加以搜集整理，“总集各目，表其时人，铨品新旧”[2]428，编撰成中国第一部佛经专科目录《综理众经目录》，通录古今佛经，开佛经目录学之先河。此书虽佚，但其大部分内容为释僧v《出三藏记集》所录，借此可以观其概貌。《综理众经目录》分类体系如下。
（1）本录：以译人年代为次，自汉安世高迄西晋末法立，著录17家247部487卷；
（2）失译经录：不知译人姓名者，凡134种；
（3）凉土失译经录：不知译人姓名，但知其译地者，59部79卷；
（4）关中失译经录：不知译人姓名，但知其译地者，24部24卷；
（5）古异经录：从大部头佛经中摘译成单篇者（自此后的经录谓之“别生”），92部92卷；
（6）疑经录：经鉴别审定，定为伪造经者，26部30卷；
（7）注经及杂经志录：道安所注群经及其他关于佛学之著述，18种27卷。
由此可见《综理众经目录》的分类方式，其一，以不同的译著形式为分类标准，分为译经、别生经、疑经、注经及杂经志录；其二，以译者的不同分类，先分为知译人者、不知译人者两种，不知译人者又按译地分凉土、关中两种；其三，以年代为序，著录每部经的译者、译经时间、译地。梁启超认为道安录虽然只有一卷，但在体裁上尤可称赞，“一曰纯以年代为次，令读者得知兹学发展之迹及诸家派别。二曰失译者别自为篇。三曰摘译者别自为篇，皆以书之性质为分别，使眉目犁然。四曰严真伪之辨，精神最为忠实。五曰注解之书，别自为部，不与本经混，主从分明”[4]102。姚名达认为“除第一点为佛录惯例外，余皆安所发明也”[1]81。此诚为中肯之论。然而在道安根据佛经的译经特征和流传情况对佛教典籍进行分类的体系中，尚未见以大小乘、经律论的标准来区分佛教典籍。考察早期佛经之传入，“东汉秦景之使天竺，《四十二章》，皆不名经，其后华言译受，附会称经，则亦文饰之辞矣”[4]102。究其原因，“以此方周孔之教名为五经， 故以经字翻修多罗”[5]127，修多罗藏即经藏；律藏中《沙弥十戒经》《舍利弗问经》《大爱道比丘尼经》，被名为“经”；论藏中《品类足论》的一部分被安世高译为《阿毗昙五法经》《阿毗昙七法经》，也名之为“经”。这些典籍被名之为“经”，乃是佛教传入初期为附会儒家以扩大其影响力而采取的一种手段，是佛教主动适应中土文化的一种体现。同时，这一时期在佛教徒的观念中经、律、论三藏尚无明显的区分，他们对佛教的学术思想的认识和理解是有限的，因此未见有按照佛教学术思想体系对佛经进行分类的佛经目录。从佛教发展史上看，佛教的大小乘之分，最早始于一世纪的印度，传入中国有一个过程，可以说魏晋时期佛经目录的分类体系没有教义、教派之区分是这一时期中国的佛教还没有大小乘教派的真实反映。
2 南北朝时期分类体系以佛教教义为标准 南北朝时期，各朝帝王极力推崇佛教，因此佛教得以快速发展，译经日多，藏经日富，佛经目录接踵而出，“及隋、唐而蔚为二三十之钜帙，VV有与四部目录抗衡之势”[1]204。发现于20世纪初的敦煌遗书中保存了六朝时期佚名所撰《众经别录》的两个残卷（S.2872和P.3747）。隋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卷十五载有“《众经别录》二卷，未详作者，似宋时述”[6]379，这是最早记载《众经别录》的文献。据《历代三宝记》的记载，此《别录》成书于刘宋时期，“为今存经录之最古者”[7]。《众经别录》共有十录，分上、下两卷，共1 089部，2 596卷，其中有400卷不合。残卷为原录第一卷的中间部分，共录佛经80部。
《众经别录》上卷三录共录经438部，914卷：
（1）《大乘经录第一》，录经370部，779卷；
（2）《三乘通教录第二》，录经51部，97卷；
（3）《三乘中大乘录第三》，录经17部，38卷。
下卷七录共651部，1 682卷（多400卷）：
（4）《小乘经录第四》，录经436部，610卷；
（5）篇目阙本录第五；
（6）《大小乘不判录第六》，录经174部，184卷；
（7）《疑经录第七》，录经17部，20卷；
（8）《律录第八》，12部，195卷；
（9）《数录第九》，6部，120卷；
（10）《论录第十》，6部，152卷。
姚名达在未见原书残卷情况下，根据以后各种经录中的片段记录，不仅勾勒出了《众经别录》的轮廓，还对此书大为赞扬，称为“空前精善之《众经别录》”[1]207。《众经别录》“其书既从教义上分大乘、小乘、不判乘；又从体制上分存、疑、阙；佛经之外，又首创律、数、论三类。其分类法之原则盖有教义、体质、文裁三项，俾经、律、数、论，各有定居；真、伪、完、阙，不从含混”[1]209。《众经别录》首次从教义上以大、小乘为判，体制上以经、律、论为类，区分出阙本、疑经，对佛教典籍进行分宗别派。这样的分类方法突破了以前佛经目录单纯依照译经形式分类的体制，而是以佛教基本教义和教派为分类的主要依据，兼顾佛典的流传情况，此分类法比较客观地对佛教内容进行了反映，虽然它与正统的以大小乘、经、律、论三藏为纲的分类法有差距，但较之以前经录的分类法，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从《众经别录》的这个分类体系可以看出，随着佛教影响的加深，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中的大小乘、经、律、论三藏的概念都已经传入中国，并且为佛经目录所吸收，在佛经目录中体现了出来，佛教僧侣对佛教体系有了较为深入的理解。
梁释僧v《出三藏记集》乃我国第一部现存可见的且保存完整的综合佛经目录。《出三藏记集》主要著录东汉至梁所译佛经目录、序记以及译者传记等，共记录佛典2 162部，4 328卷。该书是在道安《综理众经目录》的基础上进行考订补充而有所发展而成的。《出三藏记集》共分四部分，“一撰缘记，二铨名录，三总经序，四述列传。缘记撰则原始之本克昭，名录铨则年代之目不坠，经序总则胜集之时足征，列传述则伊人之风可见”[2]562。
（1） 撰缘记一卷（卷一），主要叙述印度佛经结集传授源流，胡汉译经音义同异等。
（2） 铨名录四卷（卷二至卷五），为全书最主要之部分，唯一属于目录的部分，以时代撰者分类，叙列了东汉至梁代翻译佛经和述作的名称、卷数、译撰者、译时、同异、存佚、真伪等情况。这部分除踵袭《安录》而设之六录外，另设经论、异出经、律、失译经、抄经、疑经六部。
（3） 总经序七卷（卷六至卷十一），集录我国僧俗为汉译佛典所作的前序及后记，为文120篇。
（4） 述列传三卷（卷十三至卷十五），收录后汉至南齐的僧侣（以译经僧为主，兼及义律僧和求法僧）传记32篇，其中前2卷述外国僧侣22篇，后1卷述中国僧侣10篇。
《出三藏记集》对《安录》进行考订补充，较之《安录》，其收录范围更广泛，分类体例更完备，资料更为翔实有用，把佛经专科目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其分类较为烦琐，忽略了佛教经典的学术思想体系，未按大小乘、经律论三藏的佛教经典体系来分类，隋释法经在《众经总录》序中批评道：“大小雷同，三藏杂糅，抄集参正，传记乱经，考始括终，莫能该备。”[8]法经所论，颇中其失。大、小乘之分，前人皆有忽略，至释僧v亦然；然而经、律分录，则实自释僧v始。由此，《出三藏记集》虽受《安录》影响没有按照三藏进行分类，但在其基础上增加了律部，并且将“三藏”冠以书名，说明身为律师的释僧v对律部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对佛教体系的理解也更为深刻，可以说这个时期“三藏”一词已深入中国佛教界。
释僧v之后，释宝唱撰《梁世众经目录》4卷，著录佛经1 433部，3 741卷。采用了与《众经别录》类似的分类方法，分类系统最为详细。卷一（大乘）：有译人多卷经、无译人多卷经、有译人一卷经、无译人一卷经；卷二（小乘）：有译人多卷经、无译人多卷经、有译人一卷经、无译人一卷经；卷三：先异译经、禅经、戒律、疑经、注经、数论、义记；卷四：随事别名、随事共名、譬喻、佛名、神咒。宝唱根据佛经内容分为大小乘，而禅经及最后六科，皆不见于前人经录，乃宝唱所特立。尔后北魏李廓撰《众经录》，收录东汉安世高至北魏菩提流支各时代所译佛经，427部，2 053卷。《众经录》的分类方法与南朝梁代有所不同，分十卷，一为大乘经目录，二为大乘论目录，三为大乘经子注目录，四为大乘未译经论目录，五为小乘经律目录，六为小乘论目录，七为有目未得经目录，八为非真经目录，九为非真论目录，十为全非经愚人妄称目录。这种分类以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方式，使大小乘经律论类目粗具，企图建立系统的分类体系。
3 隋代分类体系的初步完善
降及隋代，文炀二帝佞佛尤甚，“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竟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9]1099。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命法经等撰《大隋众经目录》。法经等《上文皇帝书》中阐明了此录的体制：“今唯且据诸家目录，删简可否，总标纲纪，位为九录，区别品类。有四十二分九初六录三十六分，略示经律三藏大小之殊，粗显传译是非真伪之别。后之三录，集传记注。前三分者，并是西域圣贤所撰，以非三藏正经，故为别录。后之三分，并是此方名德所修，虽不类西域所制，莫非毗赞正经，发明宗教，光辉前绪，开进后学，故兼载焉。”[8]此录共七卷，前六卷为别录，末一卷为总录，合2 257部，5 310卷，收录后汉至隋代所翻译之经论等，总录为上皇帝表（无标题）以及《大隋众经目录》总目，别录为三大类、九录、四十二分的分类体系： （1） 大乘修多罗藏录；
（2） 小乘修多罗藏录（经）；
（3） 大乘毗尼藏录；
（4） 小乘毗尼藏录（律）；
（5） 大乘阿昆昙藏录；
（6）小乘阿昆昙藏录（论）。
（以上六录每录均有众经一译、众经异译、众经失译、众经别生、众经疑惑、众经伪妄六分。）
（7） 佛灭度后抄集录（西域圣贤抄集、此方诸经抄集）；
（8） 佛灭度后传记录（西域圣贤传记、此方诸德传记）；
（9） 佛灭度后著述录（西域圣贤著述、此方诸德著述）。
《大隋众经目录》依据“诸家目录”整理编次而成，其分类法取以前佛经目录分类法之所长并加以整理使之系统化，正式形成了以乘（大乘、小乘）、藏（经、律、论）为纲的佛经分类体系。“先分教义为大乘、小乘，再各分文裁为经、律、论，更进一步根据经律论译本的流传情况分为一译、异议、失译、别生、疑惑、伪妄六类”[1]223，归入不同的层次，使之条理明晰，一目了然。杂书先按体裁分为抄录、传记、著述，再按地域分为西域、此方。《法经录》三大类、九录、四十二分的分类体系首先根据佛教的教义、思想进行分类，然后按照佛经在中国传译的具体情况进行分类，既适当简练地概括了佛教的教义、思想体系，并且符合佛经在中国的翻译及流传情况。《法经录》不愧为“现在经录中最谨严有法度者”[3]342，其“分类，经律论三藏厘然分明，每藏又分大小乘，在佛典中最为科学”[3]349。它标志着印度佛教的整个体系已基本为中国僧侣所接受，并加以消化，融会贯通。此一分类体系，为后世佛经目录的分类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典范，后世诸多佛经目录都只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充实完善。
随后的《历代三宝记》继承了这种分类体系，它编撰于开皇十七年，由费长房等撰，又称《三宝记》《长房录》《房录》。该录共十五卷，分帝年、代录、入藏三部分。卷一至卷三为“帝年”，释迦牟尼出生至隋开皇的佛教史年表；卷四至卷十二为“代录”，按照朝代分述了各代译经和撰述情况；卷十三至卷十四为大乘经入藏目和小乘经入藏目，是隋代现存佛经的分类系统目录；卷十五为序目。《历代三宝记》的最大特色在于首创“入藏录”两卷，后来的佛经目录多沿袭这一体例，在中国藏经史上是一大关键[10]。“入藏录”以“乘”为类分佛经的第一标准，先分大、小乘，然后在各乘下面以“藏”为第二标准，以“是否失译”为第三标准，这一分类体系层次清晰，较为准确地反映出了佛教的整个教义体系。这种编制方法，既涵盖了古今所有的佛经译本，也系统地反映了现有的佛经，且对现有佛经按照学术思想体系进行分类，给读者提供了详尽的资料和门径[11]。
4 结 语
佛经目录分类体系由最初的以译经形式为分类标准，到以佛教教义为分类准则，这一发展历程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相一致，佛教于魏晋初传中国，至隋唐三教合一初步形成。佛经目录分类体系的完善也是伴随着中土僧众对佛教经典以及佛教教义的深入理解而完善的，并且这种分类体系也得到了隋唐时期正统知识分子的认可，编撰于唐初的官修《隋书・经籍志》即在四部之后著录佛道典籍，将佛经也按大小乘和经律论三藏进行分类著录。
[参考文献]
[1]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 [梁]释僧v，出三藏记集[M].苏晋仁、萧炼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
[3] 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4]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叶 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5] [宋]法 云.翻译名义集易检[M].上海：上海佛学书局，1935.
[6]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M]∥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宗教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7] 白化文.敦煌写本《众经别录》残卷校释[J].敦煌学辑刊，1987（1）：14―25.
[8] [隋]释法经・众经总录[M]∥大正藏.台北：佛教陀教育基金会，1990.
[9] [唐]魏 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0] 方广.佛教大藏经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8―9.
[11] 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1984：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