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广西在金融与经济发展方面均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深入剖析其重点城市及下属县级单位的发展情况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截取了2007年和2012年两个代表性年份的市域数据和县域数据，运用“聚类分析法”分别在市域和县域层面对样本点分类，并根据金融与经济发展指标将各市以及各县归纳为金融经济双强型、金融弱经济强型、金融经济双弱型三类。研究结果表明，经过6年的发展，广西各地经济增长显著，但在金融方面，柳州、防城港等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金融压抑;县域地区资源配置的“马太效应”越显突出。
关键词：广西;金融发展;经济增长;聚类分析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东部、中部、东北部和西部四大板块来讲，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质量和速度。作为西部板块少数民族聚集的欠发达地区，广西2012年的GDP增长率更是达到了11%以上，超越了全国7.8%的平均水平。然而，广西的经济与金融具体发展到何种程度、各市及市下辖的众多县域经济单位之间的差距有多大，这些细节性问题鲜有人研究。因此，深入剖析广西市域及县域地区金融与经济发展情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广西地处西南大通道，具有沿海、沿边和沿江三大区位优势;2008年国家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广西经济正处于历史发展绝佳时期。在此背景下，分析广西金融与经济发展情况，结合现有的文献结论，及早发现其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并给予治理，有利于逐步缩小与沿海地区之间的差距。
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许多学者都进行过广泛研究。沃尔特・白芝浩于1873年首次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予以关注[1]。随后，肖和麦金农（1973）分别在《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2]与《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3]中证实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King和Levine（1993）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4]。然而，在Lucas（1988）[5]、Arestis和Demetriades（1997）[6]等人看来，是经济增长创造了人们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并带动了金融业发展，即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金融位于从属地位。Patrick（1966）的研究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给出了较为综合的回答。他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双向的，其主次地位主要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所处阶段。在发展早期阶段，金融发展通过促进经济增长起到主导作用，这便是“供给主导”模式。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经济主体的“需求跟进”地位逐渐显现，即经济增长刺激金融发展[7]。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已经被大量的文献所证实。刘文革、周文召、仲深和李峰（2014）利用1998～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并证实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和政府出于“为增长而竞争”等动机对金融发展进行的干预不仅没有推动经济增长，反而抑制了金融与经济的持续发展[8]。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07）得出的结论是，金融政策的特定制度安排可以很好的诠释我国转型时期的高增长现象[9]。武志（2010）综合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和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的“供给主导”、“需求跟进”等理论论证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金融发展的内在本质只能由经济增长决定[10]。然而，与国家层面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相比，针对广西的文献较少。刘志雄和蓝文永（2013）对广西14个地市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发现金融发展有助于广西经济增长，但是支持力度明显不足[11]，这可能与广西经济发展目前所处阶段有关。李善民（2014）利用广西1978～2012年GDP和银行存款余额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了变量间的VAR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广西地区GDP与银行贷款成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12]。总的来说，以上学者基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不同时期各个地区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表现形式会有所不同，相同的是一旦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金融与经济的相互促进关系就会逐步显现，形成良性循环局面。
囿于研究方法和目的的差异，以上文献都是基于国家或省级层面的数据来展开分析的，鲜有学者对广西县域的金融、经济情况给予探究。尽早关注落后县域地区，才能及早实现广西整体协调发展。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按各市域与县域地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指标对其进行了聚类分析，使发展处在相似阶段的地区归为同类，而属于不同类的地区间的相对差异也可以根据图表具体测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又突破了以往分析金融和经济发展情况时简单的文字和数字结合的描述方式，丰富了相关问题的研究方法。
二、广西各地金融与经济发展情况――市域、县域层面的聚类分析
为了详尽考察广西金融与经济发展情况，本文分别截取了北部湾发展规划前2007年和该论文写作时最新公布的2012年两个年份的市域数据和县域数据，并运用“聚类分析法”分别在市域和县域层面对样本点在地理截面上进行分类。该方法克服了以往依靠经验和专业知识分类的不足，挖掘经济数据本身携带的信息，是一种数值分类方法。一般而言，属于同一类的个体（地区）在金融和经济发展特征上具有相似性，不同类的个体（地区）则差异较大。
下文的聚类分析主要从金融和经济两个维度来进行。金融发展情况用“金融相关比率”（FIR）①代表，经济增长情况用人均GDP来代表。截至2012年12月广西共有地级市14个，县域经济单位91个（包括市辖区和县）。由于部分统计数据不可得，最终2007年和2012年的县域样本容量分别为81和80②。运用SPSS17.0当中的“两步聚类法”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均将市域和县域样本点分为三类，分类结果详见图1。
（一）地级市的聚类结果
广西区内各市金融与经济发展匹配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三类：金融经济双强型（南宁）、金融弱经济强型（柳州、防城港、北海、桂林）、金融经济双弱型（其他9市）。在图1上我们用人均GDP等于一万元④和FIR等于2.0这两条虚线把散点图划分为四个区域，则样本点正好按照各自的类型落入相应区域。经过6年的发展，到2012年，各地人均GDP均得到显著提升，我们用人均GDP等于三万元和FIR等于2.0这两条虚线把散点图划分为四个区域，样本点也正好按照各自的类型落入相应区域，详见图2。 从两幅图可以看出，南宁市作为广西首府，金融资源聚集效应明显，经济发展获得的金融支持力度远超区内其他城市，是广西的金融中心。但其经济地位与金融地位相比逊色不少，若要发展为区域性金融中心，实体经济的发展必须有更大动作。柳州、防城港、北海、桂林4市同属金融弱经济强型，初步判断当地经济发展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金融抑制。从2007年到2012年的6年间，柳州市的金融支持力度得到提升，已处在向金融经济双强型城市转型的边缘，能否突破边界成功转型，还需要时间观察。防城港市作为北部湾开放开发的前沿，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但金融支持明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2012年甚至出现了比2007年的柳州更严重的金融抑制，未来发展需要解决这一短板。其他9市虽然被划为金融经济双弱型，但6年间无论是在金融层面还是经济层面，与第二类型城市的差距都在不断缩短，特别是在金融层面，FIR指标已经基本达到二类水平。其中，梧州市距离二类城市最近，有望成为第一个突破边界的三类城市。
（二）县域经济体的聚类结果
县域金融与经济发展匹配情况可以分为三类：第1类是金融经济双强型，第2类是金融弱经济强型，第3类是金融经济双弱型，详见表1。
表1 广西县域经济体的聚类分析结果
表1显示，从2007年到2012年的6年间，广西县域经济体的分类格局呈现出两个特点：第一，从数量结果来看，弱者增加。金融经济双强的1类县域数量小幅增加，成员也基本稳定，但金融弱经济强的2类县域大幅减少，从原来的46个缩减到35个，金融经济双弱的3类县域则相应增加了近10个席位。第二，从发展结构来看，6年间各县域经济体在GDP增长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绩（三个类型的质心在经济发展层面均大幅右移），但在金融层面则是强者更强（1、2类地区的质心在金融指标方面有所提升），弱者更弱（3类地区的质心在金融指标方面不升反降），金融资源配置的“马太效应”明显。
图3和图4分别显示了2007年和2012年广西县域经济体聚类分析的散点图，对属于第1类金融经济双强型的县域样本点，我们还进行了名称标注。崇左市江州区、钦州市的钦南区作为两个发展迅速城市的主城区，在2012年上榜，跃升到第1类。其他6个县域经济体在两个代表性年份都属于第1类，包括：河池市的金城江区、天峨县、防城港下辖的东兴市、玉林市玉州区、百色市右江区以及凭祥市，通过这份名单我们发现，除了河池的天峨县属于典型的县域经济体外，其他上榜的事实上都是地级市的主城区或者地级市下辖的县级市，这些地方经济发展得到的金融支持强度比同一个地级市下辖的其他区或县要优越不少。原因我们推测有三个方面：第一，这些地方都是本市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区域，如河池市金城江区、崇左市江州区、玉林市玉州区和百色市右江区皆是所属市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2、3类县域经济体相比，它们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环境与人力资本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发展优势。第二，地理区位条件是影响县域单位金融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多数金融经济双强型县域单位位于市域或省区边缘，便利了与周边国家和其他省市的金融交流与经济合作。然而，在落入第2、3类的县域单位中，有些为大石山区，存在“开发难”问题;其余地区在交通与基础设施方面也远不如1类地区完善，导致它们在2007年和2012年两个考察时点中都处在发展的劣势地位。第三，国家开放开发政策是驱动1类地区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又一因素。崇左市江州区、钦州市的钦南区作为仅有的两个升级到第1类的县域单位，是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典型受益者;加之，从2004年开始，一年一度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2010年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对边缘县市区提供了金融改革与开放开发等方面的政策支持。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截取广西2007年和2012年两个年份的市域数据和县域数据，对广西的金融与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聚类分析，从样本点的分类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1. 总体来看，从2007年到2012年的6年间，广西的金融与经济得到了很大的进步与发展。根据金融与经济发展指标及相应匹配情况，可以将广西地区的市域和县域经济体划分为金融经济双强型、金融弱经济强型、金融经济双弱型三类。
2. 从广西14市的发展来看，各地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指标都显著提升。但除了南宁市外，其他地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金融抑制，这种现象阻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步伐。相关部门为解决这一短板，必须在金融发展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3. 从广西80多个县域经济单位的分析结果看，数量分析显示，金融经济双强型和双弱型的县域均有所增加，相反，金融弱经济强的2类县域大幅减少;发展结构显示，6年间各县域单位的GDP都得到稳定发展，但在金融层面上出现了资源配置的两极分化现象。总之，由于地理区位优势、国家政策倾斜等方面的原因，这一时间段县域单位中强者和弱者的金融与经济差距在变大，县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难度加剧。
（二）政策建议
由以上分析看出，广西多数地级市的“金融压抑”现象及县级单位之间的金融资源配置极不合理状态与广西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具有很大联系，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1.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深化经济协调发展。第一，搞好第1、2类县域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交通设施连接等方式强化与金融经济双强型区域的交流，为城镇化建设提供便利。针对“开发难”的大石山区，在坚持产业开发与改善环境相结合的原则下，继续加强因地制宜的特色产业发展策略。第二，发挥好重点城市与政策地区的带头及辐射作用。强化重点城市和政策地区的辐射作用，拉动广西经济的协调发展，同时，为金融进一步发展提供经济保障。
2. 完善金融机构体系，优化金融资源配置。首先，在适当降低广西地区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门槛的同时，鼓励中小金融机构进行股份制改革，帮助符合条件的中小金融机构在“新三板”挂牌上市，为其融资和股份转让提供便利。其次，加速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整合组建农村商业银行，使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商业银行在金融服务领域切实发挥支农惠农的作用。最后，允许并鼓励满足一定要求的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债券，扩大融资比例;广西区政府在审批企业债券额度时应考虑改变资金向“大城市、大企业”集中的模式，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形成一个有利于推进广西经济发展的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机构体系。 3. 逐步推进金融自由化，扩大金融的对外开放程度。金融压抑的存在严重影响着广西经济的持续发展。出于长远考虑，政府部门应适当减少对金融体系的管制，改变当前监管理念和模式，形成政府监管、机构内部自律体系，并在此缓解过程中还要协同金融机构设立预警机制，保证金融自由化顺利进行。在金融对外开放方面，首先，要加强与周边省市的金融交流，突出与主要城市之间的合作，坚持在招商引资、政策协调等方面的协作，从而达到改善金融环境的目的。其次，有效利用当前中国―东盟博览会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平台，加强与周边国家的金融交流与合作，鼓励国外金融机构到广西设立分支机构，实现广西地区银行类金融机构的进一步市场化、规范化和多元化，使金融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合理配置。
注释：
①FIR是Financial Interrelation Ratio的缩写，它等于存贷款总额与GDP的比值。
②2007年数据缺失的县域经济体分别是：南宁市下辖的良庆区、邕宁区、贺州市下辖的平桂区;钦州市下辖的钦北区、钦南区;贵港市下辖的港北区、港南区、覃塘区;玉林市下辖的福绵区、兴业县。2012年玉林市下辖的兴业县有数据，同时又缺少贺州市下辖的八步区和河池市下辖的巴马瑶族自治县。因此，2007年县域样本点为81个，2012年县域样本点为80个。
③横轴为人均GDP（元），纵轴为金融相关比率FIR，根据历年广西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④2007年广西14个地市人均GDP的均值为12566元，为了考察方便，纵虚线值取为与该均值最近的整数一万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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