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加剧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紧迫性日益凸显。我国计划2020年将上海市建设成与国力、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实现金融集聚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内容。然而，如何准确评估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战略的动态影响，提出富有实效的措施，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实践操作上没有直接可用的国际经验;二是缺乏有效的理论框架进行政策实验。本文通过构建金融集聚的理论模型，利用数值模拟进行政策评估，得到关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集聚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结论。
目前，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DSGE)被大量用于政策的评估和预测，但是传统的DSGE模型通常假设经济政策是经济中的参与人无法预见的冲击。经济系统只能在政策实施当期做出反应而不能提前，政策效果来源于意料之外的实际政策冲击。显然，这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公众可以在政府执行政策前，通过各种渠道得到政策将会执行与否的消息，这些有关未来政策的消息很可能影响公众的预期并相应地改变行为，进而影响整个经济。以上海市为例，即使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到2020年并未如期建成，但战略本身会对上海市的金融集聚产生作用。据笔者所知，本文首次将DSGE模型和消息冲击(News Shock)的研究方法，应用到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这一领域。
Beaudry and Portier(2004)把消息看做经济人观察到的信号，这种信号原本就是对当前经济的一个冲击。在前向预期(looking forward)的最优化决策行为下，任何有关未来经济状况的信号或者消息冲击都会影响当前的经济行为，造成经济波动。消息冲击的特殊性在于：虽然冲击在当期就对经济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由实际冲击产生的，因而不会改变经济的基本面。换言之，消息冲击是对未来实际冲击的一种预见。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来讲，从消息冲击角度研究国际金融中心战略，无疑具有很好的针对性和适用性，可以在政府实施相关政策之前，通过政策效果进行评估和预测。本文试图探究的是：如何有限推进金融集聚?作为消息冲击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战略本身是否重要?如果重要，会产生哪些实际影响?背后的经济传导机制又是什么?
本文主要结论有三。一是降低金融从业人员所得税、投资者的金融资产所得税和金融营业税有利于实现金融集聚，其中永久性税改的政策有效性最强。二是实施以鼓励金融创新为主的战略措施，可以有效促进金融集聚，且影响具有持续性。这两点意味着，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应该从金融集聚入手，着力强化金融创新的制度激励。三是作为消息冲击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战略能否如期实现将影响金融集聚的规模和速度，加强战略进程预期管理是重要的。传导机制为：理性的投资者和金融机构通过对消息冲击如何影响金融产品及其价格的预期做出反应。
本文尝试从微观基础构建DSGE模型，通过贝叶斯方法估计参数，用于分析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战略这一消息冲击的重要性及其传导机制。吴化斌等(2011)在研究财政政策的消息冲击时，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
二、金融集聚和消息冲击的文献综述
基于DSGE模型的大量文献，主要集中于财政货币政策的探讨，将之运用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研究还存在空白。有必要对金融集聚、消息冲击等进行简单综述。
(一)关于金融集聚的相关文献
对于金融集聚的研究，主要有两个视角。一是金融地理学视角，引入地理位置、距离与空间等因素，例如金雪军和田霖(2004)2等，地理因素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不对称信息(Clark and Wojcik，2003)、非标准化信息和地域依赖(Pred，1984)等方面。二是金融地域运动理论，该理论是关于区域经济发展时空规律的研究，全面系统地解释了经济地域与经济地域系统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内在机制(董锁成，1994)3。
对金融集聚动因的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金融集聚内在动因的直接研究。金融地理学的信息流理论是当前该领域的主流学派。Amin andThrift(1994)认为信息流是金融中心发展的先决条件，而金融业也可理解为高增值的信息服务业。二是区域金融成长的研究。张凤超和王亚范(2000)4、张凤超(2005)5认为区域金融成长内含于区域经济形成和发展变化过程之中，能够为区域经济增长提供空间和条件。三是产业集聚动因对金融集聚的借鉴研究。如马歇尔关于空间集聚外在性的理论主要针对产业空间集聚而言，但对金融集聚也有一定的解释能力。这些理论从不同侧面、不同视角分析金融集聚的成因，对此问题进行了较强的解释。不足之处在于缺乏对其成长过程、速度变化的动态考察，难以揭示金融集聚的内在动因及其动态特征。
对金融中心的研究，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金融中心的形成动因。一些学者用聚集效应与外部规模经济效应解释金融中心的成因。Kindleberger andCharles(1974)认为金融中心的集聚效应主要体现在跨地区支付效率的提高和金融资源跨地区配置效率的提高。潘英丽(2003)6认为金融的集聚提高了市场流动性，降低了融资成本和投资风险，这种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加速了金融中心的形成。二是金融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Davis(1988)首次将企业选址理论运用到金融中心的研究中去。潘英丽(2003)运用企业区位选择理论分析了金融选址决策的重要决定因素。三是政府在金融中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潘英丽(2003)认为政府所提供的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先进的通信设施和良好的监管环境是金融中心形成的基础条件。四是对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历史的考察。国内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问题进行了研究。黄运成和杨再斌(2003)7、叶耀明和高平平(2004)8、干杏娣(2002)9分别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基础性条件、与新加坡的相似性、政府作用等角度进行了探讨。
(二)关于消息冲击的相关文献
目前，关于消息冲击的研究领域有三。一是讨论消息冲击下产生庇古周期的可能性及其必要条件。由于消息冲击与实际冲击存在本质区别，在标准的RBC模型框架下，关于技术的消息冲击并不能够同时产生各经济变量的共动(co-movement)，即消费、投资、总产出同时增加，因此不能产生庇古周期。Beaudry and Portier(2004)首次提出了一个三部门预期推动下的经济周期(News Driven Business Cycle，NDBC)模型解决了该问题。此后文献主要是在他们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分析消息冲击产生庇古周期的可能性及其作用机制。二是尝试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寻找宏观数据中的证据，如Beaudry andPortier(2006)利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分析股市数据和TFP的关系，找到了消息冲击造成庇古周期的证据。Haertel and Lucke(2008)使用类似方法在德国专利数据中找到了证据。三是讨论消息冲击下实际经济政策效果，如Kobayashi and Nutahara(2010)在通过理论模型分析粘性价格设定下产生庇古周期可能性的基础上，针对美国数据探讨消息冲击对货币政策的意义。
关于国际金融中心战略的实际政策冲击及其消息冲击对金融集聚影响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阶段。本文尝试在新凯恩斯框架下，构建能够体现金融市场特点的金融集聚模型，研究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对战略的动态影响。本文与Kobayashi and Nutahara(2010)的区别在于，首次将NDBC理论运用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战略研究中，并结合上海市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估计和讨论国际金融中心战略对金融集聚的影响及其重要性。
(三)关于贝叶斯估计的相关文献
由于消息冲击的特殊性，金融市场上参与者的消息来源及其准确性非常复杂，从经济数据中识别和提取消息冲击序列面临诸多困难。特别是，金融市场上投资者的风险偏好、金融制度创新参数、金融发展战略参数等结构参数，难以通过微观数据进行校准。
针对上述问题，强调事后纠错机制的贝叶斯估计方法受到广泛关注。贝叶斯估计强调利用研究者掌握的先验信息，结合可观测数据进行对参数的后验分布进行推断，以便处理数据可得性有限的情况。这一方法直接从理论模型的均衡路径中得到用于估计的状态空间模型，推导出待估参数的极大似然函数，从而把观测数据和经济模型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基于DeJong et al.(2000)和An and Schorfheide(2007)建立的分析模式。Smets and Wounters(2003)基于欧盟数据运用贝叶斯方法估计了DSGE模型。随后Smets and Wounters(2007)用该方法估计了一个美国经济的大型宏观模型。这一研究成果成为现在基于DSGE框架估计宏观模型和在此基础上分析宏观经济现象的重要出发点。
由于状态空间模型不需要实际税收制度冲击、金融效率冲击和消息冲击的观测值，成为本文估计结构性冲击的理想工具。Schmitt-Grohe and Uribe(2008)在RBC模型中引入习惯形成、调节成本和资本利用率等摩擦，发现关于生产技术、投资专有技术以及政府支出的消息冲击可以解释2/3以上的经济波动。Fujiwara et al.(2011)利用贝叶斯方法研究了有关全要素增长率的消息冲击是否可能成为经济波动的主要推动力，发现消息冲击对美国经济比日本经济更加重要。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对金融集聚的研究，有必要构建具有微观基础的DSGE模型。对于数据的不可得性，评估政策影响可以借助贝叶斯估计。
三、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金融集聚DSGE模型，深入探讨如何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及对金融集聚的影响。与以往的研究文献不同，本文从消息冲击的视角研究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集聚的内在关系，是对国际金融中心理论的重要创新。
一是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下构建金融集聚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实验可用于政策评估，这为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和前瞻性，避免潜在损失提供了方法参照。二是金融集聚的理论模型可从消息冲击的视角，考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战略的影响，填补了学术界对国际金融中心研究的空白。针对消息冲击难以从数据识别的问题，我们运用贝叶斯估计方法从可观测数据间接推断得到与冲击相关的重要参数，从而避免了识别冲击序列的问题，这为研究预期推动的中国经济周期提供了有益借鉴。
研究发现，(1)税收制度安排对金融集聚具有重要影响。降低金融从业人员所得税、投资者的金融资产投资所得税和金融的营业税，将有助于促进金融产品的研发，扩大金融的资产管理规模，增加金融从业人员，从而实现金融集聚。就政策有效性而言，永久性减税比短期内减税和一次性减税更加有效。需要指出的是，降低金融营业税将会减少金融从业人员的数量，因此，实施税收制度时应根据不同目标进行政策指派。(2)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需要加强金融创新的制度激励、完善金融基础设施，通过增加金融产品数量、扩大金融的资产管理规模和吸引更多金融从业人员，实现金融的集聚。(3)作为消息冲击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战略本身会影响金融的预期和决策行为，能否如期实现将显著影响金融集聚的规模和速度。鉴于国际金融中心能否如期建成对金融集聚的差别性影响，通过统一规划、过程控制以保证如期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将大大促进金融集聚的规模和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