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模型
Feder-ram两部门模型被广泛用于研究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它假定存在影响总产出或经济增长的两种机制；从供给的角度出发，建立增长方程，把国防开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为一个变量。假定经济包含两部门，即产出为Q的民用部门与产出为M的国防部门。民用部门的产出Q既取决于本部门的生产要素投入，也取决于国防部门产出的外部性而带来的影响。
有以下两个生产函数：
从各检验值来看，R2为99%，F检验的P值为0，表明模型的拟合度高，且显著性强。D.W.统计量的值接近于2，模型存在自相关的可能性小。投资IY、劳动力LY和国防支出MY的回归系数为正，表示这些变其对经济增长有正效应。
其中投资IY的显著性水平小于1%，这是因为我国经济一直处于工业化进程，物质资本投入作为工业化特征之一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国防支出MY对经济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首先是因为国防部门生产自身属社会总生产的一部分；同时，虽然国防开支会挤占用民用部门的生产要素，但是我国的独立自主方针，决定了国防开支主要是用于购买国内生产的产品，因此创造了国内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挤出”效应在经济增长率中得不到体现，反映出了我国国防开支被克制的状态。
虚拟变量的系数为近乎于0的负数，不能解释为1993年后建立的市场经济对我国经济的增长没有促进作用，因为样本区间的选取是从1978年开始，并且因变量选取的是GDP的增长率，而非绝对规模。1978年至1993年，我国名义上属于计划经济体制，事实上已开始探索改革市场经济体制，GDP增长速度加快，我国经济开始驶入“快车道”。到1993年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经济先是持续了一段时间的快速增长，之后便有所放缓，国家的经济政策从要求速度转为要求质量，通过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从选取的样本总体上看，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显著却不明显。
从回归系数大小来看，中国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正向关系强于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局势相对趋于稳定，军队建设一直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军费不断削减，而此时，作为拉动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投资却在不断增加。因此，国防支出较高的回归系数并不能说明国防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投资。
三、结论及问题
综合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我国国防支出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正外部性。就目前情况而言，我国国防开支还存在一定的增长空间，适当加大国防投入，加强国防部门和民用部门之间联系，是能促进经济增长的。
但是，本研究还存在许多局限性：两部门的外部性模型对现实性不强，因为国防开支还与其他因素一起作用于经济增长。此外，研究采用的中国国防开支相关数据准确度也不高。因此，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