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资深拖延症患者，我曾经深受其苦。
例如某个瞬间，我突然觉得人生如此黯淡无光，着实不该，我要做的事太多，要锻炼身体，要多读书，要学英语，要多社交，要四处旅游等，我很兴奋地在心里给自己默默地列了一堆该做的事，决定从明天开始去做，并列了诸如每天早上7点准时起床去跑步之类的计划；然而第二天一睁眼，发现已经快8点了，挣扎一下要不要起床，摸起手机刷几轮朋友圈、微信、QQ等，就9点多了，只好望着窗外的太阳做个深呼吸――等到明天再开始吧。
无数次决定了要开始，无数次又说再等等。有一次我问自己，这个等到底是在等什么，这才发现自己的心在说：等我再准备一下。我还没有绝对的把握做好，我还没有充分的思路，我还没有想好该怎么做……
接着我就明白了：怪不得拖延，拖延是想保护我――我对自己要求太多，而且不能接受自己的做不到，于是拖延。
对于架构大的、程度复杂的、难度较高的、惩罚较大的任务，我们普遍拖延，反之则容易开始做。
印象深刻的是上学那会儿，作为有志青年，我一定要在同学们都出去玩的晚上悄悄跑到自习室学习，我给了自己一个暗示：我要学习。然而到了自习室，我决定开始看书时，问题就来了：我是先看什么科目呢？先从哪章开始看呢？结果就成了这本书翻几页放下，接着换了一本又翻几页放下。做作业也是这样，先做哪项作业呢？做了一会儿A，觉得还是先做B吧，结果是都开了个小头，却都留下了大尾巴。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并没有那么多值得拖延的任务，很多任务都是我们自己把它给变大、变复杂、变难度高、变惩罚大的，我们拖延了自己。
拖延的背后就是担心、害怕和恐惧。怕自己做不好，怕自己犯错：当我不能确定让自己满意的时候，我就选择了拖延，等一等再做，这样我就可以做好，就可以不犯错。拖延就是这样保护了我们。
每个人内心都有自己的评判标准，每个人的内心都住着一个“大法官”。“大法官”决定着这件事做到什么程度才是好的，才算满意。这个“大法官”用了两种方式来折磨我们：
一、做，就要做到最好。
二、不存在马虎随便做完的状态。
换句话说就是，只有做到最好，你才是有用的；做不到最好，你就是没用的。
“大法官”在折磨我们的时候，拖延就跳出来和“大法官”大战三百回合：你在潜意识里这么耀武扬威，有考虑过主人的现实情况吗？他做不到，我不让他做了还不行吗？
如果不想让拖延跳出来，我们就需要去看看“大法官”的尺度在哪里，需要思考为什么我做得不好它就派我来骂自己，思考谁给了它这么大的权利，让它来折磨我。
我的“大法官”来自于我的童年。在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只有批评少有表扬。一件事情，当我做好了，就是理所当然的，没得说；可当我没做好，我就会遭到妈妈的批评和责骂。于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表扬，受到更少的责骂，我只有要求自己做得更好。
那个时候我还需要妈妈的爱，所以她掌握了这个标准，她有权利判断我做的事情是否够好，从而决定给我表扬或批评。而我也接受了这个标准，并把它一用至今。
可现在我长大了，真的长大了，我可以收回那个标准。我才是我是否优秀的决定者和判断者，我才是做事程度的决定者。虽然我也拥有了妈妈的标准，并且将其内化为自己的标准，一直使用这一标准要求着自己，但是现在我知道了，我还可以拥有另外一套标准，我可以决定自己是否优秀，判断自己做得是否够好。
或许我做不了那么好、那么多，或许我能做得那么好，但是我决定不再等到做得那么好才开始去做。也许我真的永远都不能做好，但是我起码开始去做了。
所以我换了一套标准来要求自己：我开始去做，我就欣赏自己。虽然我依然达不到原来的标准，写出的字依然很差，做的作业依然拿不到“优秀”，但是起码我写了、做了，这就比拖着不写、不做要好很多。我的能力真的有限，怎么做都做不到完美，所以当我面临着两个选择的时候，我选择了后者――这两个选择就是：拖着等到准备得足够好时才去做，然后迟迟开始不了，和现在就开始做，虽然做不好也接纳自己。
然后欣赏自己。
欣赏自己就是看到自己做到的部分。对于我，我开始运动了，开始读书了，开始工作了……虽然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我相信随着熟练度增加，我会做得越来越多。起码，我开始做了，不是吗？
“做了就要做好”是个规条，规条的积极一面是会督促自己努力，消极的一面就是会让自己很累，更会让自己在面临有一定难度的任务时拖延着无法开始。
做，不一定要做好。谁说一定要确认能做到100分时才开始做呢？有的事情重要，需要我反复考量、准备，但并不是所有事情都这么重要，我总得允许自己有些事做到60分就好，并且在只有能力做到40分的时候就开始做。这总比等待不知何时才能到来的100分，总比拖延要好，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