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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三分之一人口是笔者这个“王”姓，住户集中，起码占村庄四分之一条街，是一个大家族。笔者姓氏咋来的？是明朝洪武年间，祖上从山西洪洞“大槐树”（又称古大槐树，位于洪洞县城西北二公里的贾村西侧的大槐树公园内）迁徙而来，几经辗转，落户于故乡此处。何以见得？我辈皆“双脚小趾甲都是复形”也。什么意思？传说当年移民时，官兵用刀在每人小趾甲上切一刀为记号，至今凡大槐树移民后裔的小趾甲都是复形（两瓣）。“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这首数百年来在我国许多地区广为流传的民谣，我同样也从祖辈、父辈口里听说过。所以，每每耳听“山西洪洞大槐树”，就不自觉地产生淡淡幽思伤感，没由头地怆然惆怅，且如缕不绝。我写的这位大嫂的丈夫，是一位长我20岁左右的大哥。说是大哥，也早“出五服”，甚至也“出十服”。但大哥就是大哥，一个祖宗的同辈“大哥”。好了，既然有了这位大哥，他的妻子自然就是我的“大嫂”了。我的这位“大嫂”是个知青。
我是1970年年末生人，第一次与知青接触是在1977年中秋时节，那时还未上学。从本村到邻村看露天电影必经一段黄沙路，自黄沙路径直穿过一块庄稼地。这块庄稼地也是邻村的，整块田地夏天收割小麦，秋天生长高粱玉米，记录着四季更替。庄稼地中心有条斜穿的土路，是过路人为少绕道，硬生生地在地里趟出的一条土路，此小道是庄稼地的一条“对角线”。小道南侧有几间石灰坯子盖成的房子，在麦地里孤苦伶仃地喘着孤独寂寞的冰凉空气，夏末秋初清晨的露珠挂在附近庄稼叶子上。这几间石灰坯子房子前总有几个被称为“知青”的人，他们每人都端着一个搪瓷缸吃着烧柴禾刚煮熟的面条，搪瓷缸里的面条冒着热气，还有酱油和醋。我总认为，搪瓷缸里冒出的不是“热气”，冒出的是“特立独行”，冒出的是拒绝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的不屑表情。那个年代在农村，面条是个稀罕物，想一想肯定好吃。男女知青都干干净净的，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一位女知青，她白白俊俊的方正脸盘，大大的眼睛，梳在后面的乌黑浓浓的头发，陪衬得白嫩脖颈像鸡蛋清一样温软妩媚。我记得她曾侧目回首莞尔一笑，怪婉约迷人的。女知青的屁股被军裤衬托得丰满妖娆。后来，我专门想过军裤之于女性的功能。屁股小的一经肥裤的遮掩让人理解成丰满，大胖腚一经肥裤的渲染，让人理解成玲珑清秀。总之给我留下绝非实物的更宽泛的让人猜度的想象空间。那个诱人的屁股和她的脸一样圆润蓬松周正透白，往下摁一下肯定像面包一样马上弹起来恢复原状。
来自城镇的漂亮的女知青，像地头上亭亭玉立英姿飒爽的高粱，绝尘脱俗的不可攀附。“往地头上一站就值八百块钱”，这句我村常说的话，大概所指的就是如此女知青吧。那时我还没学“性感”这个词。温婉清脆的女知青应该是“性感”叠加“庄重”。但宽脸大屁股若和视若无物的孤傲清高眼神，以及浑身一尘不染的清爽相混合，就容易把“知青”与俗名叫“臭蛋”的“卫生球” 等同起来。因为，“卫生球”是拒人千里的代名词。
总之，冷若冰霜、超凡脱俗，端庄性感，是女知青给我的第一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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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要说一说我的“知青大嫂”了。
她是我村唯一的女知青，她是怎么同意嫁给我的本家秋大爷的儿子，成为我的本家嫂子的？那时我还没出生，可以想象推知，可能是受秋大爷的蛊惑。为表述方便，我们把时间往前推，暂且把“知青大嫂”还原成“女知青”。秋大爷在城里上班，租住在女知青家里，是房客，“女知青”是房东的女儿。银发后梳，一丝不苟，儒雅谦逊的秋大爷给房东留下美好的印象。秋大爷早就相中了房东的女儿。那时，房东的女儿正下放到我村当知青。一次，秋大爷和房东闲谈起来――看似闲谈，实则早有预谋。秋大爷面对着和善的房东，用和缓但极富诱惑力的声音谈论起自己的家乡，话的内容基本这样：“家乡还算山明水秀，家里三个男孩，还算有出息，在生产队都能独当一面。家里还算殷实，房子够住的。也没有啥负担。”房东用心悦诚服的目光望着戴着眼镜一脸学问的秋大爷。秋大爷感觉火候已到，干脆托盘而出。“大哥，你的女儿知书达理的，也正好在我村当知青，女孩早晚要出嫁，干脆嫁到我家，跟我的老大，我们成为亲家，怎么样？”好像这不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句。不等房东表态，秋大爷趁势进攻。“我的老大很懂事，我会像对待自己闺女一样对待您的孩子。”将门虎子，书香门第，这么尔雅的人，孩子差不到哪里去。房东基本无语，点头同意。对了，还有点激动，眼角还有点湿润。“女孩早晚要结婚嫁人，嫁一户好人家也不容易。这是姻缘，千里姻缘。”善良的房东深感欣喜。虽然表面故作矜持，实际暗喜。
女知青虽在我村工作，但对村里的情况一概不知，否则就不叫知青了，何况还是女知青。大闺女稀里糊涂地嫁给了这位本家大哥，成了我的“知青大嫂” 。
“知青大嫂”自从踏进秋大爷家门的那一刻，就知道受骗了。家里连间瓦房都没有，穷的徒有四壁。听我的父母说，“骚户”大哥和“知青大嫂”当年结婚时，借了我家的棉被，借了我家的收音机，他俩新房只有一个席子。我的父母还说，我家的收音机，曾几乎被半个村的人家借去供娶新媳妇之用。家穷倒也其次，“知青大嫂”找不到秋大爷先前许诺的话语里生发出的“温暖堂皇”，这种“温暖堂皇”带有“贵族气”，夹杂“书香气”。自己的婆婆秋大娘瘦小枯干，像个枣核，还好骂街。自己的丈夫，我的本家大哥，倒也实在憨厚，是从里到外的“实在憨厚”，不是“涵养厚实”前提下的“实在憨厚”。一家人是穷人，透着寒酸和无知，与秋大爷本人的气度修养完全相反。真是“找媳妇”不叫“找媳妇”，叫“诓媳妇”。木已成舟，不好反悔。人都愿向好处想，女知青还是对一家人和未来充满了企盼。至于知青大嫂当时的长相，我未见过，也可以推知：宽宽的脸庞，大大的眼睛，中等个，很水灵滋润，很和善慈祥。用“籽粒饱满”来形容她，应该很恰当很客观。与当时大都枯瘦干瘪的村民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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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大爷的大儿子，我的本族大哥就是个普通百姓，心地善良，无城府可言，好喝酒，那个棉大衣白天当棉衣，晚上当被子盖，喝了酒就满街逛满街唱。不知何故，外号叫“骚户”。我认为，他被冠以“骚户”之名，不是他好说“骚话”，因为好言“骚话”者，必有“才情”，满怀才情，遮掩不住了，溢出来了，说“骚话”就成了突破口。他自然不在此之列。说他是“骚户”，肯定是说他不讲卫生，浑身“腥臊并御”，芬芳无存，熏人。怎么个熏人法，是尿的臊味？还是杀猪宰牛后的臊味？还是身上和衣裳有其他异味？我想，未必是闻得到的气味，很可能是种脏乎乎生发出的感觉。是“通感”，把“嗅觉”转移到“视觉”上了，或兼而有之。他会宰牛，每次给生产队宰牛，他抢先把牛尿泡趁尚存余热从牛肚里扯下来，撮起嘴吹起泡泡，给自己孩子当气球玩，气球一玩就是一年半载还坏不了。有次屠宰牛时还把一只怀孕的老母牛肚里的牛崽子汗津津的掏出来，被生产队长的老娘，一位本家奶奶抢先用大木盆端回家，煮熟给自己孙子吃了。凡生产队分发的牛肉猪肉都是经他亲手屠宰的。本家大哥还会在屋檐下掏出嫩黄嘴角的小黄雀，从山上岩石下摸出灰色斑鸠等鸟雀。 我的知青大嫂就是一个宽脸大屁股的女人，每次挑水都穿件灯芯绒裤子，挑水走道时大屁股扭来扭去，把两条灯芯绒裤腿摩擦出“噌噌噌”的声音，很气派。宽大的额头和脸庞闪着慈祥的光芒，城里来的知青大嫂直接“异化”了“骚户”大哥的脾气性格，酒后逛街唱戏的次数明显少了，给秋大爷整个家里捎来了一束强烈的“阳光清风”，尤其“异化”了好骂街的秋大娘祖传下来的，因穷困贫寒而羞耻感淡薄殆尽的家门基因，更生了三个具有“贵族”血统的孩子。知青大嫂大儿子和我一个班，还同桌过。这个“侄子”嘴巧，讨人喜欢。加之辈分小，逢人就叫叔叔、大爷、爷爷、奶奶等。我的辈分和自己年龄比较，好像正好大一辈。“侄子”叫“奶奶”的，我要称之“大娘”或“婶子”。有时，一些年长的，反过来叫我“爷爷”或“小叔”，很别扭。我极力回避尴尬场面，不愿出门，或老远看到对面的来人，就害羞地躲藏起来，或干脆不走村里主街，走村边的土路，即和庄稼地接壤的村北土路。既避免了麻烦，还欣赏了玉米小麦等翠绿的庄稼地。此土路之东，是村里唯一的一座砂石山，山体满眼是砂石，在我眼里闪着别人看不见的金光，山顶柏树葱郁。我认为这是地球上最好的山，世界上所有的山长得都是这个样。矗立的山冈，缥缈的白云，质朴的黄土地，麦浪滚滚，青青的野草树木，弥漫的气韵反复氤氲着我，我的文学感觉，也许从此萌生。性格决定命运，经历决定性格，环境决定经历。我养成了“不善言语”的“好幻想”，侄子成就了“伶牙俐齿”。侄子很讨大人喜欢，人气旺，人缘好。比如，一位本村男子提着一瓶汽水，到村里学校推销，要求“二分钱就可喝一口”，我没有“喝一口”的欲望，也没有支付二分钱的想法，更压根没有不花钱就喝一口的“奢望”。我的“定式思维”很简单很直接：要想喝一口，就应该付钱。侄子凑上前简单地说了句“叔叔，我尝尝行不？”侄子很快如愿。无偿的。我既不想喝一口，更不想称呼人家。
我家成分高，是“中农”，仅次于“地主”、“富农”的“上中农”。只因祖父解放前当过“村长”，置过数十亩地，后因祖父连生三朵金花，无子承业，祖父从此赌博狂扔，待58岁时又染痨病，从此，一病不起，家道中落。但还是被划归“上中农”。“文革”的“余威”尚存，家里很受欺负。家里姊妹多，我最小，大人拿着也不当。林林总总的，那时我总感觉自己是“耳朵上的瘤子――多材”。孤独寂寞让我总感与天空、大地、树木、庄稼打交道，比与人打交道轻松容易。孤独寂寞造就了我的想象，文学的胚芽和内向的性格就此形成。在我村，如我般的同龄男孩，上小学前光腚洗澡，光腚回家很正常，但我极不习惯。我骨瘦如柴，自觉难看，我浑身太白，肯定扎眼。别人家的孩子光腚和穿衣裳，自我感觉一样，大摇大摆的，街坊邻居看着也不觉奇怪。
我羡慕这个长我几个月的侄子的家里独有的 “城里人”才有的氛围。此氛围，与穷富无关，是一种说不出的“敞亮”，一种“堂皇”，一种“贵气”。就像穷得吃不上饭，饿得晕倒在地，醒后仍忘不了刷牙一样。这种“贵气”显然是知青大嫂带来的，不是秋大爷家传承下的，不是“本土”滋生的。侄子家在村东北，新盖的北屋，新刷的石灰墙，北屋前还有一小块种菜的土地。侄子曾让他爹把庄稼地里挖出的一棵小桃树苗移植在这块小菜地里，居然长成粗壮冲天的桃树。要知道，儿时的我不知移栽过多少小桃树，从没活过一棵。要知道，那时的孩子们多么盼望家里有一颗青翠的桃树啊，不仅仅能吃上桃，而且每每开春，开的桃花就像大闺女带泪的粉脸，粉扑扑的，令人遐想怜爱。他家房子好不容易盖起来了，但大门实在盖不起来了。知青大嫂的新家基本独立村头，后面是庄稼地，就像一座显眼的“宫殿”，通体闪着光彩。其实这种光彩，是幼时的我把羡慕和美好的情愫“泼洒”上去的，是主观赋予的。
侄子家有小画书，墙上贴着“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的一张画，画里有位气贯长虹的大人物，身居断崖至高点掐着腰作“指点江山”状，青色棉大衣临风后飘。我羡慕这个侄子不下炕用尿壶撒尿，羡慕他用的那个亮光闪闪的两个口的尿壶。一次，我的这个侄子到我的一个大娘家叫了声“奶奶”，我的这位大娘随手就给了他一块煮熟的热气腾腾的黄瓤地瓜，我认为大娘和我家关系更亲近，这个远房侄子凭啥一声“奶奶”就换块黄瓤黄皮水分大的甜地瓜。我气愤不过就踢了侄子一脚。侄子兄弟俩自然把我按倒在地。很快被劝开。那时，论单打，他俩都不是我的对手。我是不会服气的。我到知青大嫂家门口提着“骚户”大哥的小名骂他们。知青大嫂走出院子，叫着我的小名后面再加上“他小叔”，以孩子的角度称呼我，让我“息怒”。不善言谈，羞怕见人的我一下子受到美丽的知青大嫂如此温暖的称呼，何等感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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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大爷一共有俩媳妇，年轻的带在身边，大媳妇待在农村老家。此“大媳妇”就是我辈的秋大娘，也是“知青大嫂”的婆婆。在我的记忆里，秋大娘一年到头从事的唯一“职业”就是“骂街”。 家里少只鸡，少只鸭，地里的麦苗被牲畜吃了，听到街坊不顺耳的话了，她就围着村庄大街小巷不停地骂，从太阳出来骂到月亮升起。我中午午休经常被骂声叫醒，然后起床上学。秋大娘屋后南墙根背阴处，年年从屋墙根生出些叫“臭条”的枝子，第二年枝子开始粗大，又在附近漾出些新臭条枝子，不停地漾，快成小树林了。臭条并不臭，外形和质地酷似桐树枝条，但颜色黑乌，向空气弥散出让人内心拒绝和排斥的“云气”。我就把讨厌的“臭条”和好骂街的秋大娘等同起来。“臭条”就是秋大娘，秋大娘就是“臭条”。但秋大娘院子里北屋前却漾出榆叶梅。我要说说榆叶梅。那年是我不到八岁，好像是一个初暖还寒的季节，我到秋大娘家玩，看到她家朝阳的北屋前临近香台的石桌处生出一束榆叶梅。阳光似黄土颜色暖暖地洒在院子里，院子北边明南边暗，榆叶梅花赫然夺目。好美的梅花！从房子地基石头缝里一下子怒放出一丛绚烂夺目的梅花，在石头缝穴伸出的只是一个榆树皮颜色的根块，怎么一出缝穴与无边的空气接触就无限生机极尽烂漫，烂漫得让人眼花缭乱？一簇簇一丛丛淡紫繁花如此蓬松厚软。
我第一次见到如此之美的花束，后来才知道花束的名字。从此，“梅花”影响我至今30多年。我不知付资收集了多少名人梅花图，我给予了梅花太多的情感寄托。真奇怪也欤，秋大娘家屋前是美艳的榆叶梅，屋后是厌人的臭条。物极必反，矛盾并统一。野百合也有春天，穷人照样养花。也许此榆叶梅在知青大嫂嫁过来前就已种养，并早就预示着门庭风气的转换，也许正因此束榆叶梅，才“招致”美丽的知青大嫂嫁到此家。那么穷困的年代，秋大娘家还能养出如此缤纷的榆叶梅。珍奇稀贵啊，好比衣衫褴褛的头戴一顶上好的礼帽。 秋大娘很“横立”，像螃蟹一样横着走道，拖着“枝荆”（枝荆，野生酸枣树枝晒干后的俗称，带硬刺，扎手）找事。她经常坐在村头井口那块青石上等着打猪草的孩子们回家，她要挨个检查盛草的筐里是否藏有村里种植的“小瓜子”、玉米棒子或地瓜。我也不能幸免。每当老远看到井口边的秋大娘，反感和恐惧袭上心头。虽然我从未偷过别人家的东西。秋大娘也太霸道，自己地里种的东西被翻出来怎么解释？照样有口难辩。一次，我趁周围无人，就三下五除二的把她地头种的一行玉米踢倒，才尺数高的嫩嫩的玉米秸秆纷纷受伤躺在地上呻吟。大约七八棵。我出气了。秋大娘骂了整整半年。唉，敬爱的秋大娘，我向您弯腰道歉了，才和您说这件事。
上述是我上学之前的事情了，生产队尚存。当时年幼的我看到的是些表象，长大后才逐步知道大人真实的喜怒哀乐，结合自身经历和感受，也慢慢读懂了秋大娘。那时正直善良的“骚户”大哥担任生产队副队长，否则，杀猪宰牛是轮不到他的，秋大娘也不敢底气十足，从容不迫地骂街的。“文革”将一批无产者推上表演舞台最前沿，一类还正直善良，另一类则是奸佞扭曲的流氓无产者，是历史沉渣。后者做尽了坏事。我的“骚户”大哥属于前者。作为担任生产队“要职”的儿子的老娘，秋大娘自豪之余，自然挺胸凸肚，自然以生产队为家，包括生产队里的庄稼和粮食。“督察”谁偷粮食，乃至“督察”谁偷刚成熟的“小瓜子、玉米棒子、地瓜”的职责，都让秋大娘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来，且是义务的。据说，在外工作的秋大爷挺拔俊雅，一表人才，有见识有能力，让秋大娘给生了三个孩子，在外又找了个小老婆，也生了一大窝孩子。秋大爷把年老的秋大娘放在老家，基本置于“抛弃”边缘了，自己和小的在外成家过活。一次，“骚户”大哥领着自己的小兄弟到外地工作的父亲家里，文雅的秋大爷居然指着自己的三儿子问“骚户”大哥“这孩子是谁？”“骚户”大哥眼含泪水轻声地告诉父亲“这是你老三啊。”秋大爷已经多年未回家了。
苦命的秋大娘。没有倾诉对象的秋大娘。她只好把说不出口的委屈悲苦凄凉咽进肚里，骂街成了倾泻怨恨的“主渠道”，唯有骂街才可获得心理平衡。其实，秋大娘质地善良，乐于助人。谁家的鸡吃了老鼠药，秋大娘只要知道，就主动充当“手术大夫”，把鸡“开刀”后，从胃里双手挤出玉米粒等老鼠药，并灌药涮肠。秋大娘救活了很多村里的鸡。过年之前家家户户的忙碌，总有秋大娘帮忙的身影，秋大娘就曾给我家做过年糕，一直忙到深夜才回家。唉，现在想想，秋大娘当年的眼神是和善平静的，好像经常湿湿的，饱含经年酸楚。骂人的时候也是这样。眼神不骗人。
对了，我还要说说我的“骚户”大哥，跳出过去，“长焦距”的解析一下他。“骚户”大哥文化浅，但耿直，有威信。他曾担任生产队副队长，与当年的生产队队长截然不同。当年的生产队队长外号叫“锅腰子”，应了“走路弯腰看球蛋，不是孬种就是坏蛋”这句老话。且不说“锅腰子”利用职权糟蹋生产队大闺女小媳妇，晚上他经常睡在生产队仓库，第二天清晨用蚊帐包起小米绿豆等往家抱。每天傍晚逡巡在街上，闻着谁家飘出酒香，然后敲门入席。谁家喝酒不叫他，第二天就给谁穿小鞋。毛主席去世的第二天晚上，他路过邻家大门，听到屋里有喝酒划拳的动静。第二天清晨他就报告了大队，大队很快派人将喝酒的邻家用绳子五花大绑游街批判，并行文“留党察看”。当年“锅腰子”掐着腰喊着“毛主席死了，欢了这些玩意”。其实就是因为邻家喝酒没邀请他。生产队解散后，“锅腰子”一下子无职无权，必须自己下地干活了。分产到户直接割除了村支书、生产队长的特权，不光迫使他们和村民一样，面对不说话一视同仁的土地，必须同样下力出汗耕地，更割除了他们鱼肉百姓，欺凌百姓，戏弄百姓，支配村民命运的权力。当年仅仅是个生产队队长，就能决定人的命运，因为，生产队之于村民，就是生命的全部和生活的全部。一个生产队长，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脱产”，从而腾出大量时间欺男霸女，出歪点子做坏事！我想起了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的话“当年村支书的权力无边的很，简直是皇帝，他们很贪婪……”当然不是所有的村支书生产队长都这样。
“骚户”大哥根里善良。那年，村西一户人家失火，烟火冲天。住在村东的他挑着两桶水急匆匆赶来，等他“千里迢迢”一赶到，大火已被大家七手八脚地扑灭了。他毫不吝惜地将这两桶水倒进附近脚下的树坑里，边倒边说“就算浇棵树吧”。此景，我亲眼看到。而且我是唯一见证人。就是那天傍晚，天快黑了的时候，儿时的我站在两个自然村之间的低处，看到了火光，看到了“骚户”大哥。看到了就他自己弯着腰挑水时的质朴孤单的身影。是我亲口告诉他“火已救完灭”的。君子慎独啊！据大人说，耿直的“骚户”大哥也很多时候被坏的“锅腰子”利用，被当“枪”用。我想这也非“骚户”大哥的主观愿望。长大了，我重新审视过去，我多么希望当年的他是聪明人智慧人的“善良”，不是阿Q式的让人恨得牙根发痒的“善良”。
那段岁月啊，我家每年都把“长相”最好的地瓜干、玉米、小麦晒干，然后用湿毛巾一遍一遍又一遍地擦，毛巾涮洗后，再擦。之后，充当公粮送上去。像小学生神圣虔诚的双手捧着上交给老师一份字迹工整卷面整洁的答卷一样，满心期盼地等待老师极其庄重的表示“十分满意”的点头。我们自己家却很少吃到细粮，一直当“缺粮户”。并一直认为“就应如此”，从没提出过如此质疑过：这些个头大丰满顺滑的小麦、地瓜干，都到哪里去了？自己凭啥不舍得吃，却要送出去？吃这些粮食的人难道不用种地收割？为啥让别人吃我们辛苦种出的粮食？
好了，抛却不愉快，继续说我的秋大娘家。
社会在进步，基因也在转化。秋大娘好骂街，“骚户”大哥不骂街了，仅是酒后唱戏满街转，到了我的“侄子”辈，完全平头正脸，温文尔雅了。完全得益于知青大嫂的介入。
1978年夏季的一个中午，我刚从香椿芽树上逮“知了”下来，就被村里一位老师抓住胳膊，说“已给你登记上了，你要上学了”。并顺口给我起好了“学名”。准备了好几年并在纸上练写好几年的“学名”就这样被“淘汰”了。后，我几经鼓足勇气恢复原“学名”。终未实现。唉，怪不得终未成器，原来“名字”在作怪。读二年级时，我与知青大嫂的大孩子，我的“侄子”同桌。我依旧内向，本来能背过的课文，被老师叫起来一紧张全忘了，老师就说我“说瞎话”，我也无法辩解，就被老师下午放学后留下。被“留下”对于我这样自尊心很强的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但侄子“通达顺溜”，没有这些自我强加的“心理负担”，清晨轻松上学，傍晚说笑回家。背不过课文，写不完作业，就留下背，留下写。如此现在看来，侄子的情商高于我。他柔韧随和，我刚硬易折。但学习成绩，他是不及我的。尤其是作文课上，老师总是当众宣读我的作文。我总是在同学们羡慕的目光里脸红耳赤。后来我就想，这也许还是“能量守恒定律”作祟吧。人的能量是恒定的，要么体现在这一方面，要么另一方面。侄子的 “能量”体现在能说会道的嘴上，我则心无旁骛地聚集在读书学习上。而且成绩差距逐步拉大。我也知道，侄子的能说会道是天生的，非刻意为之。 5
善良宽厚大屁股的知青大嫂返回城镇了，带着三个孩子和我的“骚户”大哥到了一个叫“枣园”的城镇。那时我正读小学三年级。那天，我无比艳羡地躲在大人身后目送他一家离开村子。知青大嫂宽大的额头和闪着慈祥的光芒的脸庞，连同尿壶、牛尿泡、小画书、墙上“指点江山”的画子、还有摸出的鸟雀，一起带走了。那时我正在学“杨家岭的早晨”这篇课文，课文里面有“枣园”和“延河水”等，描述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沐着晨光，在延河水的“枣园”，手持瓢子舀起延河水缓缓的浇灌禾苗，伟人宽的慈祥的额头泛着熠熠的晨曦。大人物看似在浇禾苗，实则在思考在运筹帷幄，谋划将要改变九州格局的大举动。外表冷峻内心激荡的伟大人物手持的不是瓢，舀的不是水，浇的不是一棵简单的禾苗，手持的是化腐朽为神奇点石成金的神秘魔杖，这根魔杖能点豆成兵，指到哪里，哪里就郁郁葱葱，哪里就流水潺潺，哪里就是满眼朝晖的芙蓉国。知青大嫂、伟大人物、延河水、枣园，还有晨光，我的眼前是一幅壮丽辉煌气吞山河的画卷。他们去的难道就是……后来才知道，这个叫“枣园”的城镇离我村才20里路，此“枣园”非那个“枣园油灯亮，红日照延安”之“枣园”。
知青大嫂夫妇在那里负责种菜养猪，在人们的羡慕中昼夜不分地劳作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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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知青大嫂一家离开家乡的两年后，我转学到县城读书，那年我不到12岁。后到省城读书，毕业后一直在县城工作。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钢铁厂破产，侄子下岗。我对自己有个很清醒很现实的评价：手无缚鸡之力，干农活没有力气，卖菜不识秤，打火烧没技术，经商没耐心，唯有考学一条路。而且绝不会也不敢“空腹”弄文学。我如愿以偿地抵达目标。虽然与侄子都是在同一个县城工作，但总是认为自己还在路上拼打，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机会，还不到回顾叙旧的时候，虽然还能挤出点时间。眨眼间，十几年就过去了。至今也未见面。后听说侄子兄弟仨到深圳开创未来，据说老三能力强，把老大老二置于自己麾下，干得很红火。但与他们一直未见面。
写到此处，我要说的是，假如上个世纪根本没有那场“史无前例”的知青下乡，“知青大嫂”压根不会与另一个世界的“骚户”大哥结合，大家闺秀的她秀外慧中，勤恳读书，也许成为学贯中西的“杨绛”或“乐黛云”，一位类似于“钱钟书”的学问家自然取代“骚户”大哥；假如秋大爷没有租住知青大嫂娘家，“知青大嫂”基本无缘于破落户人家的“骚户”大哥，也许委身与一位可能家境贫寒但可能是书香门第出身，或祖上出过“贵人”的子孙；假如“知青大嫂”了解了“骚户”大哥境况，当机拒绝，那她是一个“临大事而不迁就”的女中“真丈夫”，此女子定会前途无可估量；假如“知青大嫂”很委屈的嫁给“骚户”大哥，但最终因“门不当户不对”而忍无可忍，毅然与丈夫离婚。如此，拿得起放得下，敢破敢立，女中“伟丈夫”也！事实上没有这些“假如”。明净宽幅的额头，城里人才有的丰满身材和肥臀的“知青大嫂”，大气美丽慈祥温和善良的“知青大嫂”包容了秋大娘一家，也包容了我的小山村，包容了中国农村，她们像大地的蔓草，承担起了民族的苦难。她，与“骚户”大哥举案齐眉，生下三个鼻直口方的儿子。她没有蹙眉忧愁过，脸上总是荡着笑容。
想念这位温和慈祥的大嫂，想念“通晓易畅”的侄子，想念那些美丽动人的故事，想念那个年代……
对了，秋大娘是否还健在，我祝您老人家健康百岁，别骂街了，歇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