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它长期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中，同时也贯穿于陕甘宁边区公粮政策抉择变化的过程。皖南事变后，陕甘宁边区财政面临抗战以来最困难状况，改变以往“休养民力”政策，被迫加大公粮征收量，人民难以承受，引发不满情绪，甚至出现“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的极端抱怨。对此，中国共产党坚决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适时调整公粮征收政策，由人民全部负担公粮转向边区党政军和人民共同负担，达到了既共度时艰，又减轻人民负担之目的。边区公粮政策的调整，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利益为归依的政策取向。
公粮征收引发边区民怨
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一隅，在18万平方公里范围内，自然资源贫乏，灾害频繁。当时边区人口150万，靠天吃饭，生产长期处于很低水平。中共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伊始，虽与艰难相伴，但却注重民力蓄养。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实施“休养民力”的良策，既让中共在边区站稳脚跟，也使民众基本生活得到一定程度改善。
不断增加的公粮征收任务，已经引发民怨。1941年6月3日，一位农民的驴被雷电击毙，这位农民对公粮征收不满，于是逢人便说“老天爷不睁眼，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还有个别群众为之附议。
毛泽东得知后，阻止了保卫部门追查这个农民的做法，并安排核查公粮征收情况。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设立以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的调查研究局，8月1日，中央下发《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地方党委也要设置相应调查研究机关，动员全党、全军机关和同志开展调研。
经过缜密调研，党政相关部门得出结论：边区农民的负担承受力“已达到了顶点”，仅能“勉维生计”，若此后再不调整和限制公粮征收数量，就是竭泽而渔，将“滞碍边区经济的发展”。假如边区局势进一步恶化，今后该怎么办？
边区粮食新政减轻民众负担
不难推测，倘若继续让人民负担全部公粮，必然会动摇中共在边区局部执政之基础，更有悖于党的宗旨。基于对危害性的充分认识，1941年3月至11月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围绕边区财政经济问题先后7次召开会议。这期间，毛泽东、林伯渠、谢觉哉等中央领导就边区财政经济实际问题和解决办法进行了反复、甚至激烈的讨论，重点研究了粮食生产、发展农业等一系列财政经济措施，最终拍板决定，实行半统筹统支的财政经济政策。这就意味着，公粮征收将从动员人民全部负担转向边区党政军和人民共同合理负担。这一决定，彰显出中共以人民利益为归依制定政策，尽一切办法减轻民众负担，维护人民切身利益的执政理念。
根据中央合理负担公粮征收的政策，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三十一年度财政实行统筹统支办法》等系列文件，要求“各机关、部队、学校一般的均须参加生产，完成一定的生产任务”“必须保证蔬菜、肉食能全部自给”。史料证明，边区从工作实践与制度化设计上下功夫，且取得了显著实效。
历史证明，边区粮食新政是中共宗旨意识的具体化，不仅使边区民众生产积极性得到提高，合法利益得到保障，更增强对中共及其政策的认同感，进一步夯实了中共在边区局部执政的社会基础，为我们党度过抗战艰难时期，迎接革命新阶段的到来储备了民心与民力。
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虽遭遇到空前的经济困难，然而，由于党中央审时度势，顺应民众期盼，领导边区政府及时调整公粮征收政策、开展大生产运动，从而疏解了矛盾、化解了困局。在此艰难过程中，我们党所体现出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和为人民服务宗旨意识，依然对今天有着深刻的历史启示――
首先，必须始终把人民的切身利益放在首位。事实证明，惟有始终把人民利益为归依，调整和制定政策，才能得人心、固基础，进而带领人民共度时艰，走向光明前程;其次，必须保持与民众血肉联系，永不脱离群众。要坚持通过调研掌握真实情况，结合实际不断调整政策，使政策充分吸收民意、尊重民智、维护民利;第三，必须正面应对困境，转变思路，寻找出路，在解决困难过程中不断提高执政能力;第四，制定政策和设计目标，都应符合当时当地实际，考虑广大民众的承担能力，不能跨越阶段。
总之，正如亲历者所总结，当年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公粮征收中取得成功的“原因很多，但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因为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我们的党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党，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共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既体现在所制定的公粮征收政策里，也体现于公粮征收的实践中。所有这些与同期国民政府实施的短视民众利益的粮食征收政策、以及征收过程中盛行的腐败形成鲜明反差。正如国民党粮食部长徐堪在1944年9月的国民参政会上承认的：在田赋管理的“四个阶段――征收、储存、运输和分配――中没有一个阶段不存在着腐败”。一叶落而知秋，这正是国共两党因不同宗旨而必然会导致的迥异结局。
历史发展已印证了这一逻辑，且更在告诫当下：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牢记宗旨，时刻保持警醒，对人民永怀感念之情、敬畏之心，才能凝聚亿万民力与智慧，最终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