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中国金融步入战时阶段，国民政府开始实施《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逐渐建立和强化战时的金融垄断体制。四联总处（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大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的简称，成立于1937年8月，1948年宣布撤销――编者注）迁到重庆后，1939年9月8日，国民政府公布了《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规定四联总处“负责办理政府战时金融政策有关各特种业务”，最终确立了垄断金融的地位。四联总处之下，在各省、市设立分处。同时，战区各银行、保险信托等金融机构纷纷迁渝，使重庆的金融业在全国占据主导地位，并发挥着领导作用，从而使重庆成为战时的金融中心。
银钱业蓬勃发展
抗战前，重庆地区基本上属于以落后农业为主体的封建式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工业极为落后，金融业也十分薄弱。在重庆，全部银行、钱庄只有59家，其中旧式金融机构的钱庄23家。除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重庆分行外，重庆市共有银行13家，其中本地银行有聚兴诚银行、四川美丰银行、四川省银行、川盐银行、川康殖业银行、重庆平民银行、四川建设银行、四川商业银行等。
抗战爆发后，为稳定金融，稳定抗战大后方的经济局势，国民党政府决定将四行二局（即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编者注）迁往重庆。大批外地银行也纷至沓来，迁到重庆的外地银行有两种。一种是财团银行和商业银行，如号称“北四行”的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号称“南四行”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号称“小四行”的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集中了中国主要的民族资本;另一种是各省的地方银行，如广东、广西、江苏、安徽、浙江等省银行，或将总行迁来重庆，或在重庆开设分行。更多的省和地方银行，如江西、贵州、陕西、西康、湖北、甘肃、福建、湖南、河北等省，四川的南充、遂宁、合川、垫江、忠县、隆昌、广安、富顺、丰都等县，则是在重庆开设银行办事处，既与中央保持联系，又同时经营银行业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些爱国华侨也来渝筹设银行，如中国工矿银行、华侨兴业银行、华侨建设银行等。
随着银钱业机构数量和资本的增加，银钱业活动范围扩大了，银钱业活动得到加强。抗战以前，重庆仅仅作为四川省和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其金融业的活动范围也主要限于这一地区。随着抗战时期重庆成为整个国民党统治区、抗战大后方的政治、经济中心，重庆的金融业也以中心的地位，出现在全国金融舞台上。抗战以前，特别是1935年以前，重庆金融业主要为进出口贸易和城市商业服务，从事商业投机活动，基本上不涉足工矿交通业。抗战以来，重庆地方银行和商业性银钱业的放款已扩大到商业、工业、矿业、交通等7个方面，投资也涉及商业、工矿业、公用事业、政府债券等7个方面。
保险与信托业的发展
保险业在抗战时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抗战前，重庆保险公司皆为民营。抗战开始后，沿海地区及华中工业大量内迁，加上当时日机频繁轰炸，直接威胁重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重庆保险业获得了一个极好的发展机会。
战时商业在服务民生中发展
抗战爆发以后，国家政治重心移到重庆，经济重心也逐渐移向了重庆。奉命内迁的4O0多家厂矿，有一半以上都迁往重庆城郊及附近地区。教育、文化、科技、卫生、体育等单位大批迁入，特别是由于重庆战时首都地位的确立，各国驻华使领馆、新闻机构、援华团体也纷纷来到重庆。致使重庆人口激增，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需求的猛增，刺激了重庆商业的繁荣，从而巩固和扩展了重庆商业中心的地位和范围。
战时重庆商业的繁荣，是历史选择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的必然结果。通过重庆商业活动，对于调剂大后方供求，维持民生需要，争取作战物资以利持久抗战，安定后方经济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还为国民政府提供了巨额财政收入，保障了军费开支，支援抗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