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骆秉章作为晚清时期重要的封疆大吏政绩显赫，军功卓越，被誉为清朝一代“中兴名臣”；广东精神在新时期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为建设幸福广东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本文以两者之间的联系为研究对象，试图探寻骆秉章为人处世精神在广东精神中的相关体现，并存古立新挖掘骆秉章在新时代的研究价值以为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参考。
[关键词]骆秉章；广东精神；精神文明
骆秉章作为湘军崛起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之一，凭借对当时全国重要省份四川、湖南的有力经营以及与许多权贵要臣之间的人脉关系，成为晚晴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但学术界关于他的专著却不多。新时期广东精神强调大力弘扬岭南优秀文化传统，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民众生活和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笔者希望通过浅谈花都名人骆秉章为人处世的精神与广东精神的相通之处，与时俱进地研究骆秉章对于现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并希望此举能为打造花都区地方名人文化，促进花都区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促进花都全国文化先进区的建设贡献微薄力量。
一、历史上的骆秉章
二、存古立新――骆秉章与广东精神
存古意即以真实史料分析古人精神品质，立新则是通过探寻古人精神品质与现代精神的相关联系，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尽管当代主流的精神风貌是好的，但在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实干信念缺乏的现象，因此在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首次公布了新时期广东精神，即“厚于德、诚于信、敏于行”。而作为广东的历史名人，与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藩等晚清名臣齐名的骆秉章以“为官清正”之信受朝廷重用，以“胸怀博大”之德举贤荐才，以“实干调度”之行造福百姓。他的为人处世精神与现代广东精神不谋而合，古今辉映。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以存古立新的理念大胆探索和创新骆秉章等地方名人精神的现实指导性，通过研究骆秉章与广东精神的联系将有利于地方名人精神研究价值在现代社会得以挖掘，唤起学术界对骆秉章研究的重视以促进骆秉章研究的深化发展，加强群众的思想道德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一）骆秉章“厚于德”精神的分析
1骆秉章为人处事以德为先
厚于德即具有像大地一样宽厚的美德，容载万物，仁爱奉献。它展现做人德为上、做事德为先的道德理念。“厚于德”侧重于对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弘扬。[4]5而骆秉章的为人处世之道则是给予子孙后代的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因此研究骆秉章进而弘扬其精神力量本身就是“厚于德”的一种要求。
骆秉章为官期间不仅以学识见长，更以清廉著称，在骆秉章的自定年谱中曾十次记载他被道光帝召见的情形，很多次召见都能够说明道光帝对骆秉章的中意和信任，比如道光二十三年，骆秉章因前在稽查户部银库时失察库吏亏短而被革职，但当道光帝得知只有骆秉章一人在库案中一介无所取时，便下了一道特旨，升骆秉章为庶子，并对其寄予厚望。[5]69骆秉章一生无贪污受贿的行为，去世之时亦无多余财产。他一心为国，忠心耿耿，虽已七十二岁高龄且患眼疾却仍坚守岗位尽心处理国家军务，连家人生病过世都无法陪伴左右。咸丰八年十二月初三日，身为翰林院编修的郭嵩焘在接受咸丰帝召对时，特别夸赞了骆秉章、胡林翼，他说：“湖南、北所以较优，亦由抚臣骆秉章、胡林翼事事认真，吏治、军务两事，都有几分结实可靠。一省督抚办事能认真，便也能转移一省大局。”[8]202值得一提的是，与骆秉章素有交往的同年劳崇光在同治二年担任云贵总督后因筹办云贵军务的策略与骆秉章“先黔后滇”的西南整体战略计划冲突也屡遭骆秉章的驳斥，说明骆秉章与同年的交往，还是以公务为重，不囿于私谊。[5]73这点也可体现骆秉章做事以德为先。 2骆秉章“厚于德”精神的现实意义
十八大报告在文化建设方面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9]花都区如能凭借地域优势充分利用骆秉章等名人留存的古迹史料，通过设立“地域名人文化活动中心”或与广州市花都区骆秉章研究会联系商议后印发《骆秉章事迹读本》等方式挖掘丰厚的文化资源，向群众讲述骆秉章等地方名人的优秀德行以教育群众，引领为人处事以德为先的社会风尚，传承并弘扬好广东的优秀文化，把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成果惠及于民将有利于促进花都区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促进花都全国文化先进区的建设，实现文化发展与经济建设的良性互动。
（二）骆秉章“诚于信”精神的分析
1.骆秉章待人接物真诚无欺
诚于信即要严格地遵守待人处事的信誉和信用，积极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做到真诚、有信、无欺。[4]5
骆秉章推诚接物，任人不疑。在薛福成的《庸盘文编》中提到“然骆公外朴内明，于贤不肖之尤著者，口虽不言而辨之甚精。既能推毂贤才，贤才亦乐为之用。”[10]37咸丰四年，左宗棠写信告诉王鑫，“中丞每以乏才为叹，……尊营中忠义之友能堪一面者何人，暇时乞纵笔及之”。[6]10069由于骆秉章的以诚待人，王鑫之部果然涌现出来了许多出色的将领，如王开化、张运兰、刘松山等。骆秉章特别信任这些乡绅军功并且十分积极地保举他们，因而获得了他们的拥戴。
骆秉章不仅有信无欺地行使保举等人事权利，而且积极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纠参不得力官员，为朝廷清除昏宦。同治二年，骆秉章上奏揭露清廷颇为看好的云南提督福升是一个无能的昏官，其奏议皆是出自其手下劣绅。同治四年，甘肃提督陶茂林剿杀甘肃阶州的太平军时，因所部乏饷哗溃而遭到骆秉章严参。同治六年八月，重病之中的骆秉章仍坚持参劾湖南援黔军指挥官李元度、兆琛二人。[5]72而这些高级官员经朝廷调查后最终都难逃被革职查办的命运，可见骆秉章纠参折本的可信度极高。
2骆秉章“诚于信”精神的现实意义
诚信建设作为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和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范畴，是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和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必要规范。广东身处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贸易往来频繁，人口流动迅速。因此，要想着力建设互信和谐的社会氛围，促进新时期群众精神文明建设就需要坚持以人为本，以骆秉章真诚无欺的待人接物精神为例向群众宣传诚信建设的重要性以引导他们提高自身的精神层面工作，力求完善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社会信用体系，治疗防范社会转型期的诚信缺失。
（三）骆秉章“敏于行”精神的分析
1骆秉章行事作风敏动实干
敏于行即要注重实干，敏动善行。它侧重于对敏行、敢为、实干的当代广东鲜明特色精神的彰显。[4]5
“敏于行”充分体现了广东人的创新实干精神，正是由于广东人善于抓住改革开放的契机并勇于打破思想和制度束缚，敢于自我超越，开拓创新，才能不断实现社会的新发展。从学术研究上来说，学术界对左宗棠、曾国藩和李鸿章等历史名人的研究已较为全面和深入，但对骆秉章的研究力度却有待加强。因此，花都区应继续发扬广东人创新实干的精神，严谨运用真实史料踏踏实实挖掘新材料，运用新方法开拓研究骆秉章的思想渠道，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其优秀品质能在现代社会重新焕发光彩。此举将有利于塑造敏行实干的良好学术心态，将骆秉章等研究价值未被充分挖掘的历史名人的研究推向更深更广泛的领域。
三、结语
花都名人骆秉章为官期间廉洁奉公，重用人才，内修政务，外御强敌。他凭借自己厚德、诚信、敏行的精神品质深受清政府的信任和湘系官员的倚重，屡立奇功成为促成湘军和湘系势力形成的核心力量，是晚清历史上一位无法替代、享誉四方的勋臣。存古立新探索骆秉章为人处世的精神价值符合新时期广东精神强调大力弘扬岭南优秀文化传统，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民众生活和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的要求。选取具有广东精神特色的历史名人骆秉章进行研究，以其宽厚美德、良好信誉和敏干品质引导教育群众从而营造以德为先的社会氛围，真诚无欺的社会信用，敏行实干的社会精神有利于为骆秉章研究价值的升华创造条件，有利于为花都全国文化先进区的建设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指明方向，有利于为践行广东精神，打造花都特色精神文明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