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网络诈骗犯罪作为一种以网络为工具的新型犯罪，其产生的社会危害性明显有别于传统的刑事犯罪。而由于相关法规制度的不完善使其快速发展的势头和日益增长的危害性难以得到有效控制。深入研究对诈骗犯罪的惩治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社会现实意义，可从多个角度认识网络诈骗犯罪的性质和危害，有助于网诈骗犯罪的立法完善和提高公民对网络诈骗犯罪的认识和防范意识。
【关键词】网络诈骗；刑事立法；诈骗罪
一、对增设网络犯罪类罪并将网络诈骗犯罪独立成罪存在争议
适当的立法模式选择是立法成功的前提。在网络犯罪立法上存在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主张，制定专门的反计算机法，同时对现行刑法的相关条款进行完善。有的学者则主张采用渐进立法模式，先修订刑法，再扩大为专章，最后再制定单行惩治网络犯罪法律。也有学者主张必须增设相关若干罪名并对《刑法》第285条和286条进行完善。实际上对于网络犯罪立法问题主要存在两种对立观点：即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之内解决还是超越现有法律框架开拓新的立法。这两种观点谈不上孰优孰劣，所不同的只是立法思路的差异而已。
立法应该具有超前意识，但法律的滞后性又决定了法律永远难以超越社会发展的脚步，而只能尽量对社会生活做出最大限度的适应，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法律原则要对社会生活予以适当让渡。
因此，笔者认为，在网络犯罪的立法问题上，既要有适当的前瞻性，同时也要充分考虑网络犯罪的现状与特点。网络犯罪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概念，它只是在网络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出现的特殊产物，注定带有阶段性与暂时性特点。随着网络生存方式的普及与发展，未来网络必将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常态，即人类生活中的几乎所有行为都需要借助网络来完成。那时网络犯罪的概念必将失去意义，退出历史舞台，就如同现在其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刑法意义上的独立犯罪类型。
基于这种认识，笔者认为对于网络犯罪单独立法是没有必要的。法律应该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应是对犯罪行为一般规律的反映，对网络犯罪单独立法的思路是不可取的。而且在现有刑法体系中，大部分的网络犯罪行为在刑法条文中也有相应的罪名与之对应，可以依照此种罪名解决相应的案例，就网络诈骗犯罪而言，可以在分析其犯罪构成的基础上确定与之相对应的罪名，包括普通诈骗罪、金融诈骗罪、合同诈骗罪，因此无立新法之必要。我们应该做的是尽量对刑法规则进行相应调整，使其适应网络社会的发展需要，这个目标应该是可以达成的。在立法技术上，可以考虑采用刑法修正案的模式逐步进行调整，对于涉及技术性较强的内容，为避免刑法体系的冗长可以采用空白罪状与引证罪状，通过相关的行政法规对此作出详细规定。
二、对网络诈骗罪犯罪行为人的处罚规定死刑问题
我国刑法规定普通诈骗诈骗罪、合同诈骗罪、部分金融诈骗罪的最高刑是无期徒刑，在金融诈骗犯罪中刑法修正案把出台之前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都有关于死刑的规定，但是修法修正案八仅保留了集资诈骗罪的死刑。
对于网络诈骗犯罪有的学者主张增设死刑，理由是诈骗罪的危害程度有时超过集资诈骗罪，退一步说，即或两罪的危害程度一样大，那么，集资诈骗罪可以判处死刑，诈骗罪也应该可以判处死刑，但依据刑法对相关诈骗犯罪的规定至多只能判处无期徒刑，这影响了我国刑法内部的协调和实践中对重大网络诈骗罪的有力打击。因此，建议立法机关增设死刑。
但是，网络诈骗罪属于智能犯罪，不是暴力犯罪，为了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范围，不宜对诈骗罪增设死刑。1997年刑法规定了8种金融诈骗犯罪，其中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法定最高刑有死刑。《刑法修正案
（八）》根据刑法总则关于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的规定，取消了后三种犯罪的死刑，只保留了集资诈骗罪的死刑，可能考虑到这是一种涉众犯罪，受害人多，影响大，处理不好，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刑法修正案
（八）》还取消了其他10个非暴力性经济性犯罪的死刑，这是刑法立法上的重大突破，彰显了生命至高无上的价值，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回应了人民群众要求限制和减少死刑的期待，是社会发展和法治文明进步的表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是我国死刑的基本刑事政策，刑法修正开始向取消死刑罪名的方向发展。
事实上，网络诈骗犯罪包括集资诈骗犯罪的受害人与其他类型的诈骗犯罪的受害人一样，大多出于贪利、投机的心理，将自己的财产交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而存在一定过错。如果对网络诈骗犯罪以及集资诈骗犯罪适用死刑，势必导致司法上对出集资诈骗罪以外的诈骗犯罪量刑上的不平衡，有悖司法公平和公正。因此，笔者认为，对于网络诈骗犯罪不应增设死刑的规定。即使是在处理定性为设有死刑规定的集资诈骗犯罪的网络诈骗犯罪之时，司法机关也应当采取极其慎重的态度适用死刑，做到理性司法，并体现刑法的谦抑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