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不仅是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同时也是一位翻译家。通过系统考察梁启超的译介活动，指出他译介西方学术思想，旨在开启民智，服务于政治改良；译介西方文学作品，旨在表达政见，实现民族救国。他的译介行为鲜明地显露出“以译举政”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梁启超；译介；以译举政；价值取向
观察梁启超的翻译人生，我们可以清楚地体察到他把翻译事业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价值取向。他的翻译活动决不随意跟风，而“总是紧密地围绕他的政治活动，并为其服务，自始至终贯穿着他的爱国之心和‘经世致用’‘开启民智’的思想”[3]，总是潜藏着他的报国救国的政治抱负和远大理想。以著译宣传为己任的梁启超凭借翻译这个犀利的武器，通过对西方政治思想、科学文化等方面的译介和亲躬的文学翻译实践，尤其是政治小说的翻译实践，鲜明地体现出他“以译举政”的译介行为价值取向。即便有些书籍他不能亲自动手翻译，但也都归于他所倡导翻译的书籍著作之列，如君史、民史等的西方各国的史书，各国的蓝皮书、农书、矿书、工艺书、名理学、物理、化学、数学等，因为他认为这些书对于中国开启民智来说，都是急需的[4]。有学者指出梁启超的翻译实践是觉世的[5]，如若我们走进历史的语境，仔细
审察梁启超的觉世的翻译实践①，以及多为世人所垢病的翻译作品，更能够让今天的人们充分地认识到他的译者行为的社会价值、影响与意义，揭示出他的“翻译救国”的政治用心。
一、译介西方学术思想的主旨：
开启民智，服务于政治改良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维新救国改良运动的表率人物。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梁启超一直在为危亡中的中国的国家命运“运筹帷幄”。无论是1898年戊戌变法前激越昂扬的梁启超，还是变法失败后落魄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他都关注到了西方学说在实现自己国家救亡道路上的重要作用。擅长思想宣传与政治鼓吹的他一旦发现了这块美妙的西方文化蛋糕，自当不会放弃。尤其是在他逃亡日本之后，在当时日本这个能够充分吮吸世界文明的窗口，更加感兴趣于对欧美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流派的传播，期冀通过这种途径，“抉破罗网，造出新思想”[6]。他前后不遗余力地译介了达尔文、亚当・斯密、笛卡尔、孟德斯鸠等五十余位世界上有影响的欧美、日本资产阶级思想家、哲学家、文化学家等的学说及思想。
仔细深察他译介的这五十余位世界文化名人，可以发现他们并不是他随即安排，而都是经过精心筛选过滤的。其筛选过滤的标准当然是这些哲学家、思想
家、文化学家的学说及思想能够服务于他的益智启蒙、政治革新的需要，适应于改变中国落后的政治、摆脱百姓愚昧思想的需要。他这“以译举政”的译介价值取向，深藏着他的翻译救国的政治动机。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维新派的重要人物严复曾把敏锐的启蒙目光投向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著作，翻译了达尔文、亚当・斯密等的社会、经济学说，梁启超也以同样的思想触觉触摸到了他们的学说之于近代中国的启迪意义。
关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虽然早在1861年至1894年的洋务运动时期，已有学人进行了介绍，1896年严复通过翻译的《天演论》也给予了进一步的深化，但是梁启超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是一般的蜻蜓点水式地介绍了达尔文以及他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学说，而是在于他充分领略到了进化论的精 髓――“盖生存竞争，天下之公理也；既竞争则优者必胜，劣者必败”[7]之后，把这一生物界的生存法则在向人类社会推衍的过程中，“融会贯通，较广泛而准确地运用达尔文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各种社会问题，写下了一系列的论著”[8]（19），比如，他巧妙地写下了《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等著作，对西方进化论学说进行宣扬，使之最终服务于自己的启蒙国民、改良中国的政治目的。也正是出于同样的政治目的，被尊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也得到了他的青睐，他十分欣赏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学说《原富》的思想理论，并把它的重要地位与美国的《独立宣言》相提并论。然而，“梁启超对《原富》在中国的不普及深入深表遗憾，认为这是中国民智低下的一大原因。正是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梁启超才大力介绍亚当・斯密的思想理论，其现实针对性极其鲜明”[8]（19）。
我们都知道，梁启超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鼓吹者，然而极力倡导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也不无诙谐地进入了他的译介视野。他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译介，乃至“成为迄今所知最早译介马克思学说的第一个中国人”[8]（20）。纵览梁启超一生的政治思想，无论是他参与公车上书，力挺维新变法，还是在日期间与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分合，抑或是后来对袁世凯的态度所经历的“仇袁”“和袁”与“倒袁”三个阶段，都可看出如李华兴和吴嘉勋所认为的“梁启超是变中自有不变在，总其一生……他的爱国之心未尝变”[9]。尽管他的爱国思想浸透了他的整个人生，但他从来也没有放弃过自己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身份而转向信仰社会主义。他对马克思的译介行为似乎让人感到费解，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在 20 世纪初，梁启超并不真正懂得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他无非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为其所用”[8]（20）。这其中的“需要”，显然是服务于他的启民益智、改良中国的政治目的的需要。他对马克思学说的译介，尽管无心于社会主义信仰的追随，而在于精神外壳的挪用，却饱藏着他的爱国之心，洋溢着“以译举政”的思想。 在流亡日本后的岁月里，梁启超蛰居室中，反思着政治变革失败的教训，徜徉在各种西学思潮的海洋里，怀揣救国之心，潜心著译。他撰写了《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大家孟德斯鸿之学说》《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等一系列译介文章，广泛地绍介了培根的经验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笛卡儿派的推理哲学、卢梭的自然主义、罗兰夫人的革命事迹以及平等自由等新思潮，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他对近代西方思想家和学说的译介，尤其是欧洲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各种理论流派、代表人物及其学说的译介所深藏的爱国思想获得了充分的肯定与高度评价。晚清杰出爱国诗人、政治家、外交家黄遵宪在《致新民师函丈书》中评价他说：“本爱国之心，绞爱国之脑，滴爱国之泪，撒爱国之血，掉爱国之舌，举西东文明大国国权民权之说，输入于中国，以为新民倡，以为中国光”[10]。这高度赞扬的背后，所肯定的正是他“以译举政”的译介行为价值取向。
二、译介西方文学作品的要趣：
表达政见，实现新民救国
梁启超1898年流亡日本后，政治活动暂时中断，“失去了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其改良主义理想的机会和权力”[13]（106），但却“使梁有充裕的时间发挥他的思想才华……可以自由地表达他的思想”[13]（106）。可以说，他的确象张灏所说的那样，“有充裕的时间发挥他的思想才华”。他痛定思痛，从变革失败的失意和革命同伴为国流血牺牲的伤感中振作起来，改变了策略，积极开展起新民救国的启蒙工作，没有虚度流亡的光阴。他接触了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学说，译介他们的思想，还充分思考了如何适应不同于流亡前如火如荼地开展激进变革的形势的变化，更加卓有成效地开展启蒙救亡工作，以便积蓄力量，最终实现救国的政治目标，于是他相中了小说这个文学启蒙的话语资源。他认为，维新变法之所以没有成功，根本原因不在于腐败势力的强大，而在于国人的思想觉悟不高。所以，意欲救国则必须首开民智，而启迪民智最便捷、最有用的途径莫过于小说。他看到了“于日本维新之运大有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14]（88）。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在日本当时已经过时，被写实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取而代之的政治小说却是他众里挑一的对象。揭开谜底，原因在于政治小说文体的作者“寄托书中之人物，以写自己之政见”[14]（88）。是故，他从启迪民智和政治需要为出发点，选择翻译日本的政治小说。无疑，“梁氏的这一选择，正适应了当时国内启蒙教育的需要”[15]。
三、结语
综观梁启超的译介生涯可以看出，无论是他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绍介，还是对小说等文学作品的翻译，都浸染了他的爱国之心和政治热情。梁启超集政治家、文学家、翻译家和学者的名号于一身，但其主要身份还是政治家。他的翻译家身份应该说是依附于他的政治家头衔的。“近代以来，外患日剧，整个社会面临着险恶的国际局势”[26]，梁启超以政治家的眼光，站在国家民族命运的高度“俯视”翻译，把翻译定格为救亡图存的器具，确立翻译行为的合理性。所以，他的译介思想主要倚重的是外国文学文化资源的启蒙教化作用，把译作主要是当作其促进社会变革的手段。在他那里，翻译的政治工具功能被充分挖掘，有效地肩负起了民众启蒙的责任。“他的实际行动告诉后人，他的翻译一直是在‘翻译为政治服务’的指导下进行的”[3]，他的一切翻译活动都是在“翻译为政治服务”的框架内，固守“翻译救国”理念的“以译举政”的价值观表征。
注释：
① 梁启超的译介活动主要发生在1894年至1903年之间。1918年以后，他主要是开展佛经翻译研究，并未从事具体翻译实践，故本文不纳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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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iang Qichao’s Value Orientation in His Translation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ees Liang Qichao as a thinker， a statesman， and a translator as well. The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f Liang Qichao’s translation activities exposes that his translation of western academic thought and doctrines is designed to enlighten modern Chinese people so as to serve the political reform and his translation of western literature is aimed to express political views in order to achieve national salvation. To conclude， Liang Qichao’s translation behaviors clearly exhibit his value orientation――“taking translation as a tool to realize political objectives”.
Key Words： Liang Qichao； translation； taking translation as a tool to realize political objectives； value orientation
[编辑： 汪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