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学院只有真正做到既培养学生的能力及抱负，又增强他们的社会意识，才能完成自身的使命
过去的十年，是全世界商学院自我反省的十年。一个问题在人们心中不断重复出现：这些号称致力于培养商业领袖的高级学习机构，到底是如何教导管理者的？ 为何他们的行为总是让我们大失所望？
发出这样疑问的，不单单是公众与媒体，诸多管理学界闪耀的明星思想家也在此队伍中，例如菲佛（Jeffrey Pfeffer）、明茨伯格、阿德勒（ Nancy J. Adler）、库拉纳（Rakesh Khurana）， 这仅仅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领军学者、畅销书作家、学院院长都认为，商学院应该为商界的错误决策和丑恶行径承担部分责任。这些劣行严重破坏全球经济，令公众丧失对企业的信心。批判者彼此间的明显分歧在于：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到底是商学院疏忽大意还是故意而为之？
“疏忽派”阵营将商学院看作是无知的浮躁团体，认为他们“两耳不闻窗外事”。“物理嫉妒”（Physics Envy指的是在很多专业领域中，大家认为其中的理论最终应该要像物理学一样，能够过数学模型的方式加以解释或呈现――译者注）支撑着他们进行神秘晦涩的研究，几乎与外界真实的商业环境毫无联系。“闭门造车”式的研究让他们忽视了教育的初衷，因此备受外界指责。
“邪恶派”阵营对商学院的指责则更为严厉，他们甚至将商学院看作是一股邪恶力量，是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的代言人――利用自己的“神坛”宣扬一个无关道德的世界观，鼓吹精英主义，为经理人的一己私利正名，并暗示利润是所有价值观的基础。
不可否认，这些批评声带来了一些变化。大部分商学院已经开始增加强制性的道德课程或是重新修订教学计划，引入大家关心的、有关个人道德和社会责任的内容。但这样就足够了吗？
答案没这么简单。
问题的根源要比这些来得更为深刻。商学院的做法既非无知也非恶意使然。就像当今的商业世界，他们自身也处在转型期。商学院一边“大张旗鼓”地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与形象，一边暗自应付外界对他们身份与企图的质疑。对商学院来说，与其回答“我是谁”这样复杂的问题，倒不如回答“我该做什么？”
就像批评家们所评论的那样，许多课程创新仍然固守传统观念不放――作为知识中心，主要开创及传播前沿管理理论和最佳实践。这虽然必要，但还不够，仅靠知识和技能并不能成为一名领导者。
劳动力分层（Segment of the Workforce）的不断加剧，让人们不再终生效力于同一个组织、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个国家。这样一来，不断流动的职业人士与本地社区的联系变得更为松散，他们与雇主的关系更像是彼此利用。一旦彼此无法为对方带来价值，他们的合作关系就将终止。
因此，我的研究报告建议，商学院要为这些专业人士提供更广泛的教育服务。它不应只传授胜任工作所需的技能，也应该为他们提供梦想与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这里，管理者可以不断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梦想;让自己能做的事与自己想成为的人和谐统一;不断修正引领他们前进的信念，确定他们将为谁而服务;投身于各种组织之中，让他们在毕业后依旧能得到鞭策、引导和鼓励。
简而言之，商学院的课程要成为一种成人礼――塑造人们的价值观、信念和习惯，造就更多志向远大的领导者。
许多资深商学院教授告诉我：“我同意这种广义的教育观，但许多人并不是这么做的。毕竟，我们已经被训练成了社会科学家和职业管理者。相较于引导变革和帮助学生成长，分享经验和提供建议会让我们感觉更自在。”
商学院学生和他们的老师一样，他们通常认为管理者职位只是一种对个人专业能力的嘉奖。因此他们不断努力，直至意识到自己的角色不仅是变得更重要，而且是变得截然不同。胜任这种角色不止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更需要转变理念。
批判者希望商学院在实际行动中转变观念，为组织和整个社会培养合格管理者。这意味着商学院要同等重视技能及人文教育这两个目标，而不是仅仅为满足其中一种需求。我们要像热衷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那般，重视商业道德、公共服务及社会平等。既要向学生提供指导，也要帮助他们反思自身及所处的文化环境。在为他们搭建新的社交网络的同时，鼓励他们发挥想象力。
商学院不仅要传授给管理者工作所需的技能，同时也要提醒他们为什么工作、为谁而工作。那些忠于自己内心，了解世界，了解他人的管理者，才有资格从商学院毕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