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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文化“重政务，轻学术”的传统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虽不绝然否定科学和技艺的作用，甚至还包含了某些科学方面的知识，但却是贬低科学的实用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是国家政务，轻视对自然的探索。儒学事实上就是如此，它认为科学和技艺只是“小道”，“雕虫小技”，解决不了人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君子不可沉溺其中，君子应潜心于仁义道德的研究。《新唐书·方技列传》说：“凡推步、卜相、医巧皆技也，——小人能之。”[2]孔子主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而且认为技艺会使人玩物丧志，于国事无，并把它归于不道德的功利行为，从而也抑制了技艺的研究发展。而中国自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政策以来，儒家经典获得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威，春秋战国时代那种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气氛荡然无存。历来的统治者又都把科学技术诬为“下九流”、“奇技淫巧”。道学也具有反科学主义的特点。道学追求回归自然，但它不主张探索自然和改造自然，这就必然不推崇科学技术。可以说道学创始人老子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反科学、反理性主义体系，他的“无为而治”看似进入超脱一切的境界，本质上这是一种“绝圣弃智”、“绝巧弃利”、“绝学无忧”[3]的蒙昧主义的纲领和“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4]的愚民国策。佛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虽然蕴涵着一定程度的理性思想，但是，基本上具有非理性本质。禅宗吸取老子“不言之教”的思想和道家悟性直观思维传统，主张以悟性思维顿悟本真的佛性并且不立文字地去洞察世界的本质，从而具有浓重的非科学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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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约瑟难题的现实意义
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上的辉煌延续了数千年，一度还还引领历史潮流，雄踞时代巅峰。但20世纪以后，社会的动荡和历次运动的洗礼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生了变化，现在的青年人已经似乎很少主动读《论语》，《孟子》，很少把儒家的理论挂在嘴边，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传统的儒家文化渐息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每天所接触的文化和知志大部分来源于西方，饮食起居触目可及都是来自欧美的“舶来品”，美国的可口可乐和麦当劳对青年人的诱惑远大于凉茶和中式快餐，欧美流行歌手的知名度高于民乐歌手……这些都从侧面印证了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困境。尤其在科学技术方面，正如李约瑟难题所分析的一般，近代以来我们在自然科学的造诣方面落后于西方有着深刻的原因：可能是社会的，也可能是经济的，更可能是文化的。笔者认为，在诸多原因中，文化差异和产权制度的因素最有解释力。有学者将李约瑟难题归咎为传统社会的氛围及国家政治体制的束缚。实际上，这些因素都可追根朔源到东西方传统文化特质和知志产权制度差异的问题上。以下笔者将尝试从这个角度分析李约瑟难题的成因。
二、李约瑟难题的破解
如果说把人类现行的知志体系大致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三类，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可归为最后一种。科学是人们探索未知世界的活动，社会文化系统与构成对科学的孕育和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观点认为适合科技发展的社会文化主应包含合理性价值、功利性价值、普遍性价值和反对权威义等方面。这些因素恰恰是西方社会所具备的并为其科技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反观中国传统文化，从一开始就走上了道德伦常，修齐治平的道路。知志分子关心的不是自然界的知志与奥秘，相反是现实生活中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和治国安邦的经世致用之学。这种文化的形成归因于长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同时也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从一开始就是具备强烈的封闭性和排外性。小农社会不大讲究效率和效益，甚至对这两者还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排斥。自给自足，靠天吃饭也使得大家对科学技术的创新不感兴趣，以致清末的重臣们看到西洋先进的科技还斥之为“奇技淫巧，以为不足学”。所有这些都使我们的传统文化基本与科学、尤其与自然科学绝缘，呈现出一副具有浓重诗情画意的浪漫情怀和经世致用的功利色彩的人文学科知志体系。
历史上，传统中国也没有建立起完善和有效的私有产权，尤其是知志产权。这也使得科技生长的产权制度环境比较欠缺。统治者的意图只是为了思想控制和方便统治的需要，并非为民众提供技术专利的保护和鼓励社会进行技术创新，或许这正是传统中国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知志产权制度的主要原因。
二、逐渐教条化的科举制度和封建制度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作为中国古代封建政治产物的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生了重要作用，但是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所以只能培养出背诵经典章句，善于文辞而缺乏实学的人才。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是闭门穷经，“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且做学问只是注释、考据先贤的著作，极少创新。他们把毕生的精力埋于古籍堆中，只继承不创新，只完善不突破，思想受古经束缚很大。到了元明之际，科举考试内容仅限于八股文，内容局限于“四书五经”，完全排斥了科学技术内容，使古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得不到继承和发展。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终生致力于国家政务，自然知识、生产技术等科学技术为他们所不齿。这不仅摧残了知识分子的身心健康，更严重的是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程朱理学”的兴起，更加深了对人们心灵的摧残。封建的纲常名教严重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也束缚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我国古代是官本位的社会，除了做官，大部分游散于民间的知识分子(士)和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是非常低下的，他们由于行走于国家政权之外，科学研究是得不到国家的认可和支持的，所以很大一部分研究开展不下去。比如说墨家，墨家的阶级基础是手工业生产者，除了一部分手工业者积累起了充分的财富而参与政治生活等之外，另有一部分手工业者则因拥有财富而有条件从事与手工业、商业等有关的独立的学术研究，进而推动了这一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可惜的是，战国之后，手工业者由于社会地位低下，经济上没有大的实力，所以，已无能力研究与他们手工业有关的科学了，这样，墨家及其传统在后世没有得到重视和发展。况且，墨家一直受到儒、道、法诸家的摈斥，在中国传统文化演进中几乎中断、绝响。
三、中国传统的科学研究方法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与他们科学的研究方法密不可分。西方科学注重分析，在研究一个具体事物或事物的某一局部时，总要把它从错综复杂的联系中分离出来，独立地考察它的实体和属性。中国传统科技则与西方科技截然相反，注重整体思维缺乏个体逻辑分析，是注重综合，注重从整体上把握事物。
这一整体思维方式是以忽视部分乃至否认部分和部分之间的区别而强调由整体分解出部分、进而由整体的性质来决定部分的性质，这就必然要以思辩和直觉来维持。人们往往不通过逻辑推理的过程来看待自然界和自然现象，而是借助于直觉洞悉自然，而这种直觉往往与日常经验或类比推理联系在一起。一旦对自然现象提出的疑问与人们的直觉相悖，或者超出了人们所能直觉的范围，这时人们往往就会否定这一疑问，而不是进一步加以研究。
这种整体性在中国的医学、农学、天文学，甚至中国的逻辑学中，则表现出一种没有经过逻辑分析的总体观念。所以中国科学文化中对大自然的理论性认识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古代科学一直也没有形成完整的自然科学体系。中国传统科学研究往往由于缺乏形式逻辑及其分析的研究必然带有思辩性和猜测性，这显然不利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古代科学技术向近代科学技术的转化。
四、中国科学研究重实用不重理论的特点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科学的繁荣是应用技术和理论研究的共同兴盛，近代西方科学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与重大的科学理论被发现有关。能量守恒与转换定律等三大理论的发现，揭起了近代西方科学大发展的序幕。但是中国的研究往往与生产、生活密切联系，而进一步的理论则是无人问津。中国古代注重对人与社会的研究，忽视对人、社会以外的大自然的研究。儒家始终抱定一种坚定的态度，“认为只有人与人的社会才值得研究。”[5]道家甚至认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在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只有彻底地杜绝机械、机事、机心，才能使全社会还朴归真。墨家虽然研究了大量的光学、力学、数学等问题，且这些工作大都是开创性的，但是，它也不重视对自然的一些普遍问题的研究，而注重的是社会上发生的实际问题，如技术问题，这就是说，它也没有自己的自然哲学，即对自然界根本性问题进行研究的哲学。同时我国发达的兵、农、医、艺四大实用科学传统，都是为现实的政治伦理和社会生活服务的。如天文学的研究，历代王朝都设立专官观测天象，修改历法，而历法的制定和修改与皇权神授的政治目的相联系，把天象作为社会人事变迁的重要征兆。科学著作基本上也是看到什么就记下什么，对看到的事可以想些什么就很少有人去探究了。农学著作主要是记述生产经验，很少提出规律性的认识;天文学主要是记载观测数据及观测到的现象，对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原因就不再追究，以至于哈雷慧星从春秋到清末被记录31 次，但发现其出现平均周期的却是十七世纪科学家哈雷;医药学也是经验的汇编，缺乏自身的理论体系;而《齐民要术》、《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重要著作都是百科全书式的实用科学著作，对科学理论却极少涉及。
实用理性的知识趣味，决定了中国人对自然奥秘的探索，主要是来自于那些经验的实用技术，以直接满足日常生活和政治统治的需要，但是并不热心于没有“急功近利”的公理系统，以及仅仅为证明理论的科学实验，这恐怕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重要原因之一。重技术、轻理论的学术传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古代科学向高级形态的发展。
五、结语。
科学追求的是事物的根本道理，科学精神即自由探索的精神、理性的精神、追求真理献身真理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勇于批判和大胆创新的精神。西方近代科学精神赋予理性至上的权威，在科技方面表现为大胆假设，细心求证，而且科学发展重视以实验为主，所谓科学实验就是对假设理论进行检验。实验的过程不但可以检验其正误，往往还可能提升或推翻这个理论。正因为这些文化传统，西方人士比较习惯大胆假设，小心论证，因而产生了许多重要的、革命性的成果。相反，中国科学的发展由于缺乏科学论证的态度而最终不能实现向现代科学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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