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犯罪的新特点
这一阶段犯罪的特点有以下几点：
第
一、侵财型犯罪发案率大幅提高，且恶性案件频发，犯罪数额呈不断加大的趋势，成为影响群众安全感的主要因素。
第
二、故意杀人、强奸、故意伤害等传统的暴力犯罪向恶性化、团伙化发展，持枪、爆炸、挟持人质等严重暴力手段频繁出现，对社会的危害日趋严重。以张君为首的犯罪团伙就是暴力犯罪恶性化、团伙化的典型代表，该犯罪团伙持枪作案20余起，打死打伤50余人，犯罪所得500余万。
第
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犯罪大幅增加，特大经济犯罪案件频发，涉案金额巨大，且不断出现知识产权犯罪、证环缸铩⒔鹑诜缸锏刃滦途济犯罪。根据2008年全国法院工作报告：2003年至2007年，审结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走私、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等犯罪案件8万余件；审结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2962件，比同期上升1.33倍。
第
五、有组织犯罪显著增加，不断出现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暴力性、结伙性、跨地区的流窜作案现象突出。
第
六、更多的犯罪分子具有专业知识与较强的反侦察能力，运用先进工具，犯罪呈现智能化、技术化。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犯罪高发产生的原因
第
一、经济因素。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是社会财富的大量增加，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社会活动呈现极度活跃的状态，但是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些错误的思想与手段，这种偏差进而导致社会失范，不断膨胀的私欲往往就会外化为具体的犯罪行为。如为牟取暴利就可能实施抢劫、盗窃、绑架等侵财犯罪。其次，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是竞争，国有经济、私有经济、个体经济、外资经济在同一个市场进行优胜劣汰的竞争。由于社会转型期间监管措施的不完善，处于不利地位的经济主体，为了生存和发展，往往采取不正当手段进行恶性竞争，如实施偷税漏税、走私、侵犯知识产权等犯罪行为。
第
二、社会因素。社会转型带来的是大量的下岗、失业无业人员，这些人员又无法及时得到及时合理的安置，成为所谓的社会闲散人员，为犯罪团伙提供了大量的潜在成员，产生了一系列的不稳定因素。其次，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容易造成社会成员的心理失衡，心理失衡在一定条件下往往造成行为失范，使得社会成员的犯罪欲望扩张。这样就带来了恶性犯罪以及有组织犯罪的高发，集中表现在侵财犯罪的大量增加。
第
三、社会流动性加大。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必然导致社会成员具有更大的流动性，为各种跨地区的流动作案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其次，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对常住人口管控为主的静态犯罪管控机制，已难以适应流动的、多变的动态犯罪形势，对犯罪的社会管控功能严重削弱。再次，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大量居民涌入城市，必然导致原有“熟人社会”的解体，邻里关系淡薄，无法起到守望相助的自然监督作用。
第
四、科技原因。市场经济促进了科技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专业知识，获得高新技术设备。为许多犯罪分子实施犯罪带来了便利，如同伙之间利用发达的通讯网络传递信息，利用发达的交通网络迅速流窜逃逸，极大地提高了作案能力，加大了公安机关的抓捕难度。
第
五、文化因素。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带来文化冲突，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文化观念必然产生重大变化，文化变迁导致文化冲突，文化冲突外化为具体的社会规范与行为规范的冲突，进而导致犯罪。
第
六、国际影响。改革开放，带来的不仅仅是国外的知识与技术，也带来了国际间犯罪的便利。毒品犯罪、跨国犯罪等等，无一不是基于开放所带来的便利。
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的犯罪现象规律
第一，起伏率不平衡。经过几次严打，迅速的将犯罪高峰期压下去，但是又迅速的反弹，起伏度比较大。如1983年严打，严打前三年犯罪率累计上升66.36%。
严打期间犯罪率大幅下降，累计下降42.25%，上升和下降幅度都较大，这说明社会上存在大量促使犯罪率上升的因素。严打结束后，犯罪率在1985年就开始回升。 第二，犯罪的传递性较快。90年代之前，犯罪基本是从农村向城市蔓延，从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蔓延，但是90年代之后，犯罪现象又产生了回流，即农村的犯罪率与落后地区的犯罪率也开始上升。犯罪现象开始普遍发展。犯罪在城乡之间传递，一方面是户籍制度的放松，人口流动的加快，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加速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文化传递，也带来了犯罪的传递；另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不断扩大，城市经济迅速发展，社会保障、公共设施不断完善，而农村的经济却远远赶不上城市的发展速度，农村的社会保障跟公共设施不配套，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社会二元结构弊端日益显现，所带来的社会冲突、文化冲突也愈发的严重，这也就导致了城市与农村犯罪现象此起彼伏。
第三，这一时期的犯罪现象规律主要是基于经济的原因，更多的是经济与犯罪之间的联系。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国民思想却无法同步发展，社会保障不能完善，人民的私念以及对社会财富的追求出现了一些行为偏差，导致这个阶段犯罪主要是基于经济的原因，侵财类犯罪、贪污受贿类犯罪居高不下，同时因为经济原因带来的其他犯罪也是频频高发。
根据四川师范大学谢灵获与四川大学贾文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影响犯罪的经济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贫富差距及开放程度等。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有利于抑制犯罪，但贫富差距扩大和开放程度提高会刺激犯罪率上升。贫富差距对犯罪率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经济发展水平，且城乡差距的影响远远大于地区差距。在开放度较大的地区，城乡差距对犯罪的刺激效应弱于开放度较小地区，这是因为城乡差距对犯罪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开放度的影响所替代。③
因此，在社会转型，市场经济起步阶段，预防犯罪应当以经济原因为着手重点，一方面，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关系，经济发展只是减少犯罪的必要而非充分原因，犯罪的高发更大一部分原因只是基于贫富差距所产生。另一方面，治理犯罪的经济根源在于缩小城乡差距，现阶段，社会二元化体质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大量的犯罪都是基于城乡差距的愈发扩大，贫富差距与城乡差距都是犯罪产生的经济原因，但是后者是经济根源。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重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这两个差距，才是治理与预防犯罪的并要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