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黄淮平原位于河南省东部、山东省西部黄河以南及安徽省、江苏省淮河以北，是华北平原的南部。明代为保证南北京杭大运河漕运的畅通，人为抑止北流，造成黄河改道决溢频发，几乎无岁不灾，灾害范围之大遍及黄淮平原，对黄淮平原经济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漕运受阻，农业受损，城镇遭淹。官民采取了应对黄河决溢的一系列有效措施，改变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环境，促进了黄淮平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明代；黄河决溢；黄淮平原经济
明代为保证南北京杭大运河漕运的畅通，人为干预黄河流向，造成黄河改道决溢频发，几乎无岁不灾，灾害范围之大遍及黄淮平原，对黄淮平原经济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本文所谈的黄淮平原包括今河南省东部、山东省西部黄河以南及安徽省、江苏省淮河以北的区域，属于华北平原的南部。目前，学界尚无专文探讨明代黄河决溢对黄淮平原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拟就此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深化区域生态环境变迁与经济发展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一、黄河决溢对漕运的阻碍
明代南北京杭大运河的漕运是明王朝的主要经济命脉，黄河是漕运能否畅通的重要保证。而明代黄河改道决溢严重影响到漕运的正常进行。笔者根据文献记载，就黄河改道决溢对漕运影响的时间、地点的不同，以弘治十八年（1505）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洪武元年（1368）至弘治十八年为前期，正德元年（1506）至崇祯十七年（1644）为后期。
明代前期影响到漕运畅通的大的黄河决溢有：洪武二十四年四月黄河在河南开封府辖县原武黑洋山决溢，造成贾鲁河故道淤塞不通，继之黄河在山东兖州府的曹州、郓城之间的两河口决溢，“漫东平之安山，元会通河亦淤”①；正统十三年（1448）秋，黄河在北岸的河南卫辉府辖县新乡八柳树决口，“漫曹、濮，抵东昌，冲张秋，溃寿张沙湾，坏运道，东入海。徐、吕二洪浅涩”②；景泰四年（1453）秋七月，山东兖州府寿张县“沙湾河决，水皆东注，以致运河无水，舟不得进者过半”③；弘治二年五月，黄河大决于开封及封丘金龙口，冲入张秋运河。据奉命治河的白昂在弘治三年报称，这次决口后“水入南岸者十三，入北岸者十七”。“北决者，自原武经阳武、祥符、封丘、兰阳、仪封、考城，其一支决入金龙等口，至山东曹州，冲入张秋漕河。”④
明代前期黄河多在北岸决口，以北流为主，北流的一支横穿黄淮平原西北的张秋运河后，东流入海，破坏了张秋运河的正常漕运。同时，也影响到徐州以南的运河水量，因徐州以南的运河是借助于黄河行运的，黄河北决使徐州以南运河水量有时减少到难以行船的程度。为解除黄河北岸决溢冲向山东张秋运河，明政府一方面在黄河南岸疏浚颍河、贾鲁河等河道，分流黄河水势，一方面在黄河北岸大筑堤防。经治理后，筑塞了张秋决口和黄陵冈、荆龙口等口门，堵塞黄河北流之路，并在北岸修起了数百里的长堤，筑起了阻挡黄河北流的屏障，大河“复归兰阳、考城，分流径归德、徐州、宿迁，南入运河，会淮水，东注于海，南流故道以复”。⑤黄河又南行故道，张秋运河遂无溃决之患。
明代后期黄河决溢的导火线是黄河一支流由涡河入淮河，至弘治十八年，“河忽北徙三百里，至宿迁小河口”，于正德三年（1508），“又北徙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桥”。正德四年六月，“又北徙一百二十里，至沛县飞云桥，俱入漕河”。此时，“南河故道淤塞，水惟北趋，单、丰之间河窄水溢”。⑥其中对漕运影响大的黄河决溢有，嘉靖五年（1526），黄河又“东北至沛县庙道口，截运河，注鸡鸣台口，入昭阳湖”。嘉靖六年，河决曹县、单县，再度“冲入鸡鸣台，夺运河，沛地淤填七八里，粮艘阻不进”⑦。更为严重的是嘉靖八年六月，黄河又决曹县，一支“自胡村寺东，东南至贾家坝入古黄河，由丁家道口至小浮桥入运河”，一支“自胡村寺东北，分二支：一东南经虞城至砀山，合古黄河出徐州，一东北经单县长堤抵鱼台，漫为坡水，傍古亭入运河”⑧。嘉靖十三年，河决兰阳赵皮寨，“自济宁南至徐沛数百里间，运河悉淤，闸面有没入泥底者，运道阻绝”⑨。嘉靖四十四年七月，河决沛县，“或横绝，或逆流入漕河”，“散漫湖陂，达于徐州，浩渺无际，而河变极矣”。⑩上下百余里运道全淤。到万历五年（1577）八月，黄河在宿迁与桃源之间的崔镇决口，“宿、沛、清、桃两岸多坏，黄河日淤垫，淮水为河所迫，徙而南”B11，致使淮河南北的“高、宝、兴、盐、山、清、桃、宿等处，田庐荡溺，正河浅涸，转运艰辛”B12。此时，黄河决溢影响到淮河南北的漕运，致使“转运艰辛”。万历三十一年，“河大决单县苏家庄及曹县缕堤，又冲沛县四铺口太行堤，灌昭阳湖，入夏镇，横冲运道”B13，严重威胁着漕运。天启六年（1626）七月，河决淮安，逆入骆马湖，灌邳州、宿迁。崇祯十五年九月，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与明军激战于开封，彼此掘开黄河大堤，以水代兵，造成运道淤塞不通。
明后期开创性保漕措施是开挖新运河以避黄河决溢。自嘉靖五年，左都御史胡世宁建议于“湖东藤、沛、鱼台、邹县间独山、新安社地别凿一渠，南接留城，北接沙河，不过百余里。厚筑西岸以为湖障，令水不得漫，而以一湖为河流散漫之区”B14。次年正月，总河盛应期就胡世宁的建议付诸实践，但工程中途夭折。直到嘉靖四十四年七月，黄河决于沛县，造成“上下二百里运道俱淤”B15。总理河道朱衡循着当年盛应期所开的新河基址重兴工程，隆庆元年（1567）五月新河成。“于是黄水不东侵，漕道通而沛流矣。”B16这段运道后来称作“南阳新河”或“夏镇新河”。由于新河为漕运带来诸多便利，自隆庆三年七月，黄河再决沛县，造成徐州北的“茶城淤阻，粮艘二千余皆阻邳州”时，有人建议自南直隶邳州向北至夏镇开v河，使运河避开徐州上下黄河之险。然而，诸多因素综合的影响，直到万历三十二年，新任总河李化龙“始大开v河，自直河至李家港二百六十余里，尽避黄河之险”，“运道由此大通”。B17运河经过此次改建，仅剩邳州至淮安间近百公里的运道需借助黄河，漕运状况大为改善。
二、黄河决溢对农业生产的损害
黄淮平原自战国时鸿沟水系工程的兴建，为平原上的农耕作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是唐宋以前的主要农业区，是粮食生产的重要基地。期间也曾受到黄河南决的影响，但都能得到较好治理，遭到破坏的农业生产很快就能恢复。而明代的黄淮平原，在长达二百七十六年的时间内，黄河决口301次，漫溢138次，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明代的黄淮平原几乎无岁不灾，屡遭黄河决溢的侵害，淹没大片的农作物，正如万历时的兵部尚书李华龙在他诗集中描写的，“数年禾稼今年好，一夜水来迹如扫”B18。景泰四年八月河水决原武县，灌浸五十多里，六七年后仍然是“男欲耕而无高燥之地，女欲织而无蚕桑之所”B19的局面，不得不从邻近州县转运粮食以备赈济。弘治二年河决金龙口，祥符、长垣、张秋、中牟、尉氏、仪封、考城、兰阳、宿迁等县深受其害，河水淹没城市、村庄，房屋、耕地漂没一空，庄稼几近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物以稀为贵，耕地受灾严重，庄稼收成减少，使食物、柴薪价格骤然上涨。天顺五年（1461）河决开封，数县受灾严重，祥符县尤甚。河水积于城中，往来者必借舟楫方能通行。受此影响，米薪之价涌贵数倍。B20嘉靖《兰阳县志》纂修者说，北宋仁宗时河决澶州（今河南濮阳市西南），河道南徙后，“自是吾邑重承其害，崩我土地，决我城郭，溺我人畜，倾圮我墙屋，淹没我禾稼，为患有不可胜言者矣”B21。山东西南部的曹县、单县等地因受黄河决溢影响，大面积农作物毁坏。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在提到山东农业状况时说：“西南曹、单、金（乡）、城（武）皆濒河被水之区，当其受灾，一望无际，颗粒不收。”B22
明代黄河决溢不单是直接损坏大片农作物，还给黄淮平原带来了严重的土壤沙化和盐碱化。其中开封府最为严重。明代中期以后，开封已经出现了“风起但黄沙”B23“飘风但尘沙”B24“直北风沙扑面来”B25的状态，这大概可以视为开封城“沙化”的起点。至万历三年，尽管开封附近黄河水患有所减少，但仍然是“碧草春深隋帝苑，黄沙夕拥魏侯城”B26。黄河下游河道南移和不断泛滥，引起开封城市周围自然地理环境日趋恶化，自然灾害加剧，农业生产水平越来越低，从而“大大削弱了开封城市存在和发展的最起码的经济基础”B27。开封府所属州县土壤沙化也非常严重。中牟县到明末已是“延袤百里而沙碛半之”B28。崇祯十五年河决开封流经杞县，“浊流汹涌，由杞东下，幅员百里，一望浩渺，其后水涸沙淤，昔之饶f咸成n卤，尽杞之地皆为石田”B29，这次水灾造成杞县大片沙地。仪封县自弘治以后因屡遭河决，也是“波平天影近，沙坼地形偏”B30。至嘉靖间，仪封境内“每狂风一动，田野飞沙，如黄冈迤东直抵石家楼一带四十余里，尽为斥卤，犁锄罔施”B31。到万历年间，仪封县“地之高者，尽是薄沙；地之下者，又成水乡”B32。这些地方土壤沙化、盐碱化是黄淮平原土壤严重退化的缩影，对该区域民众生产生活影响很大。
土地沙化后，常常会导致耕作困难，地瘠薄收。如尉氏县“积沙齐陇，无从粒食”B33。崇祯末年河决开封，清兴四十年后尚未恢复，“城漫惨烟迷白屋，草依残月伴清。凋伤何易兴何晚，四十余年土瘠贫”B34。黄河的决溢给生活在黄淮平原的百姓造成暂时性的灾难，如开封“十家九家半流离”B35及“拆屋毁砖，卖取百十钱以糊口”B36。中牟县，“其南高者为沙碛，下者为沛泽，不毛者半，以故民难为生，吏难为治久矣”B37。
生活在黄淮平原的民众面对恶化的自然环境，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改良盐碱地，发展制盐碱业，维持生计。据史载，开封城北门大街附近灵官庙的东南全是盐池。大街往南，紧邻周王府萧墙一带居民，亦“多业熬盐”，西华门附近“尽是盐池”，甚至修建了盐神庙，祭祀晋代葛洪。B38明人李梦阳也留意到了这一现象，诗云“宋家宫殿尽瓦砾，陂湖烧盐焰婀娜。忽忆东京全盛时，月行对此谁能那”B39。清代仍然“烧制盐碱硝等”B40，盐池主要集中在龙亭西北坡一带，“居民多以做盐为业”B41。李长傅先生也指出，开封城内之盐碱产于城内四周的盐碱地，尤其以西北部盐碱地面积最广，西南隅、东南隅次之，面积达到全城面积的15%，城内约有800盐户，年产盐6万石，除满足开封城消费外，还外销许州等地，甚至销售到直隶（今河北）、山西、江苏等地。B42
更为重要的是黄淮平原上的民众适时地调整农作物品种，种植适合沙地、盐碱地的小麦、花生、棉花等，发展农业生产。金代时，就有人指出“河南之田最宜麦”B43。到明代，小麦占居河南粮食作物的一半B44。惠富平先生认为河南广植小麦的原因是，夏秋两季多雨，黄河水患容易发生，而一旦决溢，秋作往往荡然无存，颗粒无收，出现粮荒，影响国计民生。但冬小麦的播种期一般在9月下旬至10月上旬，收获期在次年6月上中旬，种植冬麦基本上可以避开黄河水患，这样可以利用晚秋、早春的生长时节，保证收获。同时，种植麦类，还可弥补秋作欠收或水患损毁，确保粮食生产B45。明人李梦阳在开封城夷门附近见到了长势较好的冬小麦：“小麦青青水半陂，半落不落杨柳枝。回风忽送天南雁，恰似春江二月时。”B46另外棉花、甘薯、杂草等适应性强的作物花草都相继在黄淮平原栽种。明代河南已是产棉区，如兰阳，“兰邑之阳地平沙，比岁多种木棉花”B47。
三、黄河决溢对城市的破坏
北宋以前，黄淮平原上的城市发展一直处于全国前列。期间也有黄河决溢以及人为决河淹城事件的发生，波及的城市及对其破坏的程度有限。而明代黄河决溢遍及黄淮平原，大大小小的城市差不多都有黄水灌城的经历，不得已迁移治所也时有发生。
明代黄河决溢灌城的事例贯穿始终，前期主要发生在河南境内。洪武元年，河决河阴，县治从广武山北迁到广武山南（今荥阳市东北广武镇）。B48洪武二十二年，河没仪封，徙其治于白楼村。洪武二十四年河决改道，经过项城，时至洪武三十一年，黄河南徙，旧城圮于水，民庐冲没殆尽，知县彭冲恭徙建城东。成化十五年（1479），河决荥泽，县治从广武山北迁到广武山南以避水。B49就黄河决溢所淹的城镇中，受灾最重的应是开封城。
开封自宋金以后，黄河南徙至开封附近，城外自此“皆为浸淫沮洳之场”B50。到明代，开封境内黄河已经形成“地上悬河”，有明一代，黄河决溢直接冲击开封城达十余次，以天顺五年、崇祯十五年最为严重。天顺五年七月，河水暴至开封，“土城既决，砖城随崩，公私庐舍尽没。男妇溺死不可胜计，数十年官民资蓄漂失无遗”。更为严重的是使“七郡财力所筑之堤俱委为无用之地矣”。B51到天顺六年十二月，黄河对开封城及所辖州县的危害丝毫未减，以致内阁大臣感慨道，“河南乃中原重地，近年以来水患相仍，军民饥，黄河泛涨，冲开城堤，淹没人民，至今水患未息”B52。崇祯十五年，李自成农民军与明军激战于开封，九月，双方都决河淹城，使开封城遭受灭顶之灾。“满城俱成河洪，止存钟鼓两楼及各王府屋脊、相国寺寺顶，周府紫禁城惟”B53。“及至夜半，水深数丈。”“举目汪洋，抬头触浪。其仅存者，钟鼓二楼、周府紫禁城、郡王假山、延庆观，大城止存半耳，至宫殿、衙门、民舍、高楼略露屋脊。”B54此次河决给开封城带来的破坏是空前的，以致清朝建立数十年后，开封城仍然破败不堪。清顺治十二年（1655），开封人王V回到桑梓，目睹的仍是河决带来的“城郭都非”的境况：“黄沙白草残照颓城，徘徊久之，凄然魂断。”B55康熙、雍正年间，诗人查慎行在开封看到的仍是“旧日楼台埋井底”B56的情景。
明后期河决主要发生在南直隶的徐州、淮安府境内，徐州、淮安所属州县城池多遭淹没，尤以徐州城受灾最重。嘉靖五年六月，河决仪封（今河南兰考东）黄陵冈，丰县淹没水中，不得已徙县治以避洪水。B57天启二年七月，河决徐州东南五十里吕梁洪附近小店村，“河决围绕睢城，庐舍漂没，徙治避之”B58。崇祯二年，黄河又在多处决口，睢宁城再次淤垫，毁坏严重B59。
徐州城在明代后期是遭受黄河决溢影响最为严重的城市。明初洪武年间建徐州新城，以石为基，以砖垒砌，净高三丈三尺，底宽亦三丈三尺，顶宽一丈一尺，开城门四，建角楼三，周围掘护城河深宽均三丈有余，一时间，壮丽辉煌，俨然金汤。B60然而，明代后期，黄河在徐州决溢频繁，古城遭受水患剧烈，以隆庆五年、万历十八年和天启四年为重，使徐州城遭受了三次致命的破坏。隆庆五年秋，河溢冲毁徐州城西门，溺死人口许多；万历十八年，黄河泛滥，大水冲进徐州城中，房屋被毁，积水经年不消。隆庆五年、万历十八年这两次“河大溢徐州”，“溺死人民甚多”。B61大水多年不退，甚至有迁城之议，足见水患危害之烈。天启四年，黄河第三次灌城，也是最严重的一次，这次是造成徐州城叠城的直接原因。据顺治本《徐州志》记载：“天启四年六月二日，奎山决堤，是夜由东南水门陷城，顷刻丈余，官廨民舍尽没漂，百姓溺死无算，六、七年城中皆水，渐次沙淤。”这次大水将徐州城全部吞没，三年不退，泥沙将徐州城彻底掩埋。徐州城遭遇数次河水漫灌，建于明洪武年间的徐州城全部被黄沙掩埋。“徐民苦淹溺”，“议集赀迁城”。B62遵照古城旧制重建新城，按照原洪武时徐州城的规模与布局，各官署衙门均在旧址上重建。
此外，明代的定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濮州（今河南范县西南）、洧川（今河南尉氏县西南）、仪封（今河南兰考东）、荥泽（今河南郑州市古荥北）、商丘等，都曾因黄河泛滥，城为洪水所坏，大部分被迫移治。B63至于受到一般破坏的城市更是不胜枚举。总之，有明一代，地处黄河下游两岸的城镇由于地上河不断升高、堤防不断加高，河决灌城实属常事，“年来堤上加堤，水高凌空，不啻过颡。滨河城郭，决河可灌”B64，以致黄淮平原上的大小城市几乎都遭遇黄河决溢的危害，破坏了这一区域城市经济的发展，正由于此，黄淮平原上的城市发展落后于江南一带的城市。
综上所述，有明一代黄河决溢阻碍了黄淮平原经济的发展，不仅仅局限在漕运经济、农业生产和城市发展，可以说是方方面面的，给生活在黄淮平原的民众带来了深重灾难。然而，从官民应对水患的措施可以看出，在恶化的生态环境面前，官民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改变不利的生存环境，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探寻人与自然能够相处下去的办法，为我们今天的一些环境悲观论者认为“环境不断恶化最终导致人类灭亡”提供有力反证。
注释
①②④⑤⑥⑦⑧⑩B14B15B16B49B57《明史》卷八三《河渠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2014、2015、2021、2024、2026、2026―2029、2031―2032、2036―2038、2030、2037、2039、2020―2021、2029页。
③《明英宗实录》卷二三一，景泰四年秋七月壬午，“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校本，1962年，第5064页。
⑨刘天和：《问水集》卷二《治河始末》，《四库全书存目・史部〉第221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266页。
B11B13《明史》卷八四《河渠二》，中华书局本，1974年，第2047―2049、2069页。
B12潘季驯：《河防一览》卷一二《添募夫役以裕河工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93页。
B17《明史》卷八五《河渠三》，中华书局，1974年，第2097页。
B18李化龙：《李于田诗集・癸卯大水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63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440页。
B19雍正《河南通志》卷一四，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7年，第13页。
B20顺治《祥符县志》卷六，天津图书馆，1989年，第37页。
B21褚宦、李希程：《兰阳县志》卷一《地理志・河渎》，嘉靖二十四年刻本。
B22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八《山东四》，光绪五年刻本。
B23李梦阳：《空同集》卷二四《时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92页。 B24李梦阳：《空同集》卷一○《寄程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5页。
B25程诰：《霞城集》卷二一《汴上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9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653页。
B26吴国伦：《XI洞》卷二五《至梁邸二日即有成皋之役吴鲍二方伯枉饯西城楼席上赋谢》，《续修四库全书》第135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11页。
B27李润田：《黄河对开封城市历史发展的影响》，《历史地理》第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3页。
B28同治《中牟县志》卷一○《艺文中》，张孟男《陈公劝借输粟碑记》，同治九年刻本，第19页。
B29乾隆《杞县志》卷七《田赋志・地亩》，成文出版社影印本，第476页。
B30王瑛：《王侍御集》全一卷，《渡黄河》，《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99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270页。
B31嘉靖《仪封县志・田赋・都御史刘大谟与抚按讲除仪封重差书》，“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上海书店，1990年，第82页。
B32中共安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安阳党史人物》，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88页。
B33嘉靖《尉氏县志》卷一《风土类・水利》，“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第23页。
B34康熙《鄢署杂抄》卷三《汴中诗》，康熙五十八年纶嘏堂刻本，第18页。
B35陆应Y：《抱真书屋诗抄》卷七《塞黄河》，《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77页。
B36陈用光：《太乙舟文集》卷一《论营田水利折子》，《续修四库全书》第149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71页。
B37同治《中牟县志》卷一○《艺文中》，杨节《乔公德政碑记》，同治九年刻本，第16页。
B38孔宪易校注：《如梦录・街市纪》，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44、57、70页。
B39李梦阳：《空同集》卷一九《夜行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37页。
B40李长傅：《开封历史地理》，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39页。
B41孔宪易校注：《如梦录・街市纪》，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70页。
B42李长傅：《开封历史地理》，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44页。
B43脱脱：《金史》卷一○七《列传第四十五・高汝砺》，中华书局，1975年，第2355页。
B44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一《乃粒・麦》，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5页。
B45惠富平：《汉代黄河流域麦作发展的环境因素与技术影响》，载王利华《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79页。
B46李梦阳：《空同集》卷三五《夷门十月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15页。
B47嘉靖《兰阳县志》卷二《田赋志・木棉歌》。“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第17页。
B48康熙《河阴县志》卷一《灾异》，乾隆十三年刻本。
B50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二六《川渎三》，中华书局，2005年，第5408页。
B51《明英宗实录》卷三四九，天顺七年二月庚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校本，1962年，第7028页。
B52《明英宗实录》卷三四七，天顺六年十二月戊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校本，1962年，第6994页。
B53李光撰，王兴亚点校：《守汴日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3页。
B54刘益安：《汴围湿襟录校注》，中州书画社，1982年，第57页。
B55王V：《漫游纪略》卷二，光绪年间上海申报馆仿袖珍版印《申报丛刊》本，第1页。
B56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卷二○《汴梁杂诗八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69页。
B58《行水金鉴》卷四四《河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03页。
B59《明史》卷八四《河渠三》，中华书局，1974年，第2071页。
B60张成珠：《徐州城叠城之谜》，《徐州史志》1986年第1期，第44―47页。
B61赵明奇：《徐州自然灾害史》，气象出版社，1994年，第157―158、168页。
B62B64《明史》卷八四《河渠二》，中华书局，1974年，第2071、2054页。
B63《明史》卷四一《地理二》，第946页；《明史》卷四二《地理三》，中华书局，1974年，第981、9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