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o is it 龙丹妮，天娱传媒总裁，被称为“选秀教母”。
“丹妮姐”
天娱传媒位于北京东三环边上的一座写字楼，前台女孩忙着签收快递，来自全国各地的粉丝寄给偶像的礼物在地上堆成一座小山。明星脸孔印满了海报、荧光屏，这个制造了李宇春、华晨宇等青春偶像的娱乐工厂散发着年轻的气息，很难在员工中找到一张超过30岁的面孔。
总裁办公室给人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那里摆放着一些艺术家朋友们赠送的作品。雕塑家向京的作品《我看见了幸福》―几个长着兔子耳朵一脸笑容的小女孩―摆在茶几上和落地窗沿，黑色老板椅后挂着一幅描绘桃花的中国画。装洋酒的小冰柜里，还装着几大罐子香辣腐乳和小鱼干。办公室非常整洁，但它传递出一种感觉，主人并没有考虑要把它布置成什么风格，只是把所拥有的一切都堆在了这里。
龙丹妮女士四十出头，身材瘦小，眉毛极淡，发丝极细，她是这间办公室的主人。接受《人物》采访时，她穿着一件雪纺质地的白衬衫，没有化妆，斜斜地靠在沙发上，一脸轻松。衬衫袖子有点长，她漫不经心地把袖子挽起来，又掉下去，又挽起来。办公室门口有一台老式街机，“老板把游戏机摆在她办公室门口，都没人敢来玩了！”一个女员工半开玩笑地抱怨。
2008年夏天，龙丹妮决定接手天娱传媒。时至今日，她做过一次数学运算，把旗下开通微博的20多位艺人的粉丝数相加，接近1.8亿。
这种统计方法并不科学，却很能说明问题。与负责经营明星的华谊兄弟等传统经纪公司不同，天娱传媒制造明星，通过“超女”、“快男”等选秀节目，龙丹妮把草根打造成少男少女的偶像，粉丝是她拥有的最大财富。
“丹妮姐，谢谢你的支持！”“诸事要顺利哦！”“每首都要听哦！”偶像们叫她“丹妮姐”，办公室有一玻璃橱窗的唱片，每张唱片都写上了对老板的祝福。
当天还有一场题为“当代艺术对商业文化标准的叛逆”的讲座，龙丹妮找来了向京以及几个青年艺术家对谈，但在座的观众多是为了见到偶像前来。
讲座后半部分，观众举手向龙丹妮发问，“您会支持春春一直把Why Me这个品牌做下去吗？”“那么针对于一票难求的这个事情您怎么看呢？”“花花今年那个五棵松演唱会就特别成功，明年我们是否会考虑多在几个城市开？”
“哎呀，你们都问一些跟艺术展无关的事情！”龙丹妮笑着抱怨。讲座结束，观众把她围了起来，请她签名，向她介绍，自己是谁的粉丝，希望“丹妮姐多照顾我们家××”。
直到龙丹妮离场，一个女孩还在远远地招呼，“丹妮姐，外面冷，路上要小心啊！”
他们明白，自己仰望着偶像，偶像则仰赖着龙丹妮。
真实，刺激
刚到天娱，龙丹妮经常干的一件事就是去贴吧里看粉丝是“怎么骂我们公司的”，“天天看”，龙丹妮说。原因有两个：一是只有看别人骂你，才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二是，“确实就是在，因为这种骂让我们觉得这个节目引起了重视”。
龙丹妮说，“如果不被讨论，不被重视，那我觉得这是做了一个没有价值的节目”。
1994年，龙丹妮大学毕业，进了广东阳江一家电视台。那时候，电视台是“神圣的”、“伟大的”、“正确的”。龙丹妮做现场导演，每个节目停顿点一到，喊，“来―鼓掌―停”。让她兴奋的是，“老百姓那么乖，就是说鼓掌，‘哗哗哗’。停，‘哗哗哗’就停了”，“感觉一个一个好像是天生被教育好的、被培训好的一些演员”。
龙丹妮还做过一个名为《全省美少年》的节目，让高中男生在舞台上比拼才艺，灵感来源很简单，“我们那时候学校四大帅哥走上来，哇，那就是玉树临风，可是这个东西能不能把它搬到电视上来去展现呢？”
这种敏感被龙丹妮视为自己成功的重要原因，她总结为对“原始魅力的崇拜”。比如她做过的《绝对男人》的选秀，“男人一脱，肌肉，那个muscle一这样，口水一流，就是那种，刺激第一感官元素”。
观众认为真人秀残忍，但龙丹妮却说自己想做一个讲座，主题是“真人秀比现实生活更真实”，“哪怕我们俩这么真实地坐在对面，未必都能感觉到是真实的东西”。龙丹妮对《人物》记者说，真人秀是整个社会呼唤无数遍的真诚，“来之不易的那点东西”。 天娱影业总经理彭力是龙丹妮的中学同学。念高一时，长沙有了第一家卡拉OK，大家都很兴奋，但没人敢真的去试试，“舞厅黑咕隆咚的，一个灯在那儿转，就觉得像是一个色情场所”，龙丹妮说。
第一个提议要体验这种兴奋的人是龙丹妮。这个“主意冒出来”后，彭力记得大家都特别兴奋。在一个下午，他们坐着公共汽车、骑着单车跑到了卡拉OK厅，40多人―大约全年级十分之一的人跟龙丹妮逃了课。龙丹妮挺有点子，也能抓住，喜欢发起“群体活动”去玩儿，彭力总结。
创造偶像
曾轶可对龙丹妮有些崇拜，她形容龙丹妮是“半个艺术家”。
“为什么丹妮也是艺术家，她创造了什么？”《人物》记者问。
“她当然有创造啊，她创造了那么多东西啊，创造了我。”曾轶可脱口而出。
2009年，曾轶可参加“快女”后成为天娱的一名艺人，当时她19岁。龙丹妮总结，曾轶可最显著的标志是“绵羊音，哎呀啊”，然后“长得很不同寻常”。当时一个编导把曾轶可沈阳海选的录像带到长沙，“我也能理解当时那个导演把她择出来的目的是什么，是觉得这个人可能会让他哈哈大笑吧”。
偶像们叫她“丹妮姐”，办公室有一玻璃橱窗的唱片，每张唱片都写上了对她的祝福
龙丹妮回忆，笑完，带子“噌噌噌”放过去，“能不能停下来，我们再看一遍曾轶可”，“把她唱的词给我们看一下”。龙丹妮记得有人念了一遍歌词，所有人都感动了，曾轶可留了下来。
在制造偶像的过程中，龙丹妮大胆，敏感，具有煽动力。天娱会放大偶像的某种特质―曾轶可“绵羊音”的特质在选秀中被鼓励放大，一如李宇春的中性，华晨宇的“孤独感”以及“永远只要吃肉”。龙丹妮的副手、“快女”、“快男”总导演马昊把这个叫做“顺年轻的势”。
左立是2013年“快男”十强选手。用马昊的话说，他是那年“快男”的“引爆点”。引爆的原因是，导演组发现左立和女友那种90后的爱情很受舆论注意，因此让他在最开始连唱3首与姑娘有关的歌，按照马昊的说法，那是故意“去放大他那种对爱情的执着”。
“势”在很多时候也成为了他们的巨大争议，这是龙丹妮有意识的做法―争议会带来粉丝狂烈的爱。这一灵感来自她2004年办“明星学院”，那时有一个叫刘欣的中性女孩，龙丹妮回忆，“我们听她唱，真的不行，怎么这么烂”。
刚开始，龙丹妮认为她在第九名、十名就会被淘汰，结果在短信投票时，龙丹妮吓疯了，总决赛刘欣的投票数达到了100万，“很可怕的一个数据”。
“原来这就是偶像，原来这就是粉丝，这跟音乐比赛完全是两码事。”龙丹妮说，“这真的是无意识的，但后面的一定要是有意识的。”
争议更让粉丝誓要捍卫偶像，天娱也在顺势引导这种引起争议的特质。在一些偶像看来，这种对自己某一个性的纵容，对自己是一种爱，自己被保护了。曾轶可喜欢那些爱她的天娱员工看着她时，“眼睛里面的那一个小光”，喜欢他们听她唱歌时的状态。
曾轶可第一次参加草莓音乐节时，观众中有人举着“曾哥”的牌子，有人冲她烧香。龙丹妮和副手杨柳一下子非常心疼她，杨柳于是费力在人群中往前冲，对她喊“轶可你最棒”。“我觉得这是多么伟大的爱！”曾轶可对《人物》记者说，“这个圈子是他们把我带进来的……我跟他们是最亲的感觉嘛。”
曾轶可认为自己在“爱里面特别有点霸权”。天娱经纪部分三组，一个经纪人下面有近20个艺人。曾轶可知道经纪人的爱不可能只给自己，她有点扭捏地说，当有师弟、师妹加入进来的时候，她就会“有点吃醋”。
这种对爱的占有欲令她无法理解制度。有一次，天娱重新对艺人进行分组，曾轶可的经纪人张目打电话问她，你选择去哪个组。曾轶可说，听到这个消息，自己“要崩溃了”，“在外面狂跑步”，还边跑步边痛哭。
哭完，她给龙丹妮打电话说“不想待了！”在她的理解中，让自己重新选择分组，就是“凯姐不爱我了”。 曾轶可在天娱一间狭小化妆间里接受采访，声音像孩子一样纤细脆弱。大多数时候，她仔细端详自己白净的脸，冲着镜子说话。
情感纽带
谢涤葵、龙丹妮、何炅、彭力都是中学同学。不同于后三者的跳脱，谢涤葵觉得自己就是普通人，“走的是一个普通人的梯子”。
大学毕业后，谢涤葵进入湖南卫视的新闻中心，做《晚间新闻》，按部就班，结婚生子。和主流社会磨合了十多年，直到做《爸爸去哪儿》，才因为这档富有生活气息的真人秀节目成名，此时他已经过了40岁，龙丹妮已经成名17年。
说起龙丹妮，谢涤葵用了“年少成名”四个字，不“像我们这种普通人，生活烙印太深”。
马昊也认为龙丹妮的个性与她的成长经历有关。生她时，她爸爸妈妈已经40岁了，她的哥哥、姐姐比她大十几岁。“她是一生下来，她就觉得，她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她爸爸妈妈对孩子的那种严格要求已经在哥哥、姐姐身上全部都玩过一遍了……给她了一个非常非常宽松的成长环境”。
龙丹妮认同这种判断。她记得第一天上幼儿园，就无法忍受幼儿园的那种生活，“像个监狱似的”，小孩子都把手背在板凳后头，围成一圈坐着，中午吃完饭就睡觉。她觉得“太压抑了”，“我就跑了”，她的父母没有管束她，“然后从此就没人管了，确实有点野蛮生长”。 马昊评价龙丹妮，最爱用的词是“不一样”。不管是用人、做事、生活、追求，龙丹妮都不受规则限制。
很长一段时间里，龙丹妮用情感而非规则驱动自己的事业和员工。她眼中的完美事业像开小杂货铺，“几个好朋友每天就是卖点油条煎饼，但是每天都是哈哈笑”，“人到底为了什么而去做一件事情，不就是一帮好朋友们先去把这事做了嘛”，然后享受这份幸福。
在她38岁以前，她的生活几乎就像她想象的那样―“我是喜欢疯狂地工作，然后疯狂地去玩儿的一个人”。
龙丹妮的高管团队以女性为主，姐妹一起并肩作战，工作生活都在一起，湖南人称老年妇女为“病保她们于是自嘲式地组了一个“餐拧薄２⒓缱髡蕉嗄旰螅建立起了“可以为对方去死的那种关系”，“基本上90%的精力都在工作上面”。难得休假，几个单身女高管还要一起去旅游。她们畅想的晚年是，“在一个大院子里住着，然后一起打麻将”。
但2013年，天娱迎来一场战役―恐怖的“快男”。这是湖南卫视第一次交由天娱独立制作这么大的项目，直播的不确定性、浑身带刺的90后选手、《中国好声音》势头见好，每周的收视率把人架在火上烤，“那种崩溃啊，就是恨不得三天一个上吊的你知道吗”。马昊陷入了巨大的焦虑，硬撑着做完节目，她找到龙丹妮，“我说我不行了丹妮，我可能再也不能做电视了……我说如果你没有别的职位安排我，我就可能要离开天娱了，你知道吗，所有部门里边的人真的都疯掉了。”
浓烈的姐妹情谊推动了天娱发展，但也因为这种极强的情感代入，身边人感到了疲惫和崩溃。马昊并非第一个流露退意的人，高强度的奔忙之后，总有人想要停下来歇一歇，想要结婚、生子，贪恋一种带着烟火气的温暖。
“孩子王”龙丹妮不复年轻，成了孤独的头领，“当有的人提出来要歇一歇的时候……对于丹妮来讲，她不可能停”，马昊说。
2014年末，马昊做了个决定，结婚，去美国休息10个月。加入龙丹妮的团队以前，她是湖南卫视最重要的晚会导演。被龙丹妮选中时，马昊非常惊讶：“她是个那么又酷、又炫的导演，她为什么会相信一个红色导演。”但龙丹妮的挑选和此后的放权给了马昊无比的自信。现在，她是龙丹妮最得力的高管之一，负责“快男”、“快女”在内的综艺节目制作。
“在我最好的时候我停下来一下子”，马昊自己也忐忑，更担心影响公司，“你说丹妮她难过吗，肯定是难过的，她可能比任何人都难过”。但令马昊惊讶的是，甚至到她赴美前一天，龙丹妮请她吃烧烤，还是说说笑笑，挽留的话一句没提。
但一个改变还是在悄悄发生，高管层中加入越来越多男性。马昊总结为，娘子军团的感性管理模式，转向男子汉的理性管理模式。用强烈情感纽带拉动的奋斗，曾经给了龙丹妮充沛的激情，也让她失落。
“存在”的问题
一手制造出的偶像们也让龙丹妮苦恼。她入主天娱前，解约是天娱面对的致命问题。多名艺人解约，甚至不惜支付高昂的解约金离开天娱，龙丹妮把解约的原因之一归结为年轻人被选秀节目放大魅力后的自我膨胀，也与整个行业当时的不健全、大家对契约精神的不重视有关。
“你本来每天就是一个朋友，跟你一样素颜的、很普通的恐龙女，或者怎么跟你聊天，戴着牙箍……突然一下你站到上面就是一百万个人、一千万个人，把你捧为教主的时候，你想想你会膨胀吗？”龙丹妮说，“他一夜成名，他上来，第一件事就是说，哦，我很有价值，所以我就要跟你打官司，我要跳槽，我要跳到一个所谓的更牛逼的公司……这样才能彰显我的价值。”
2009年末，龙丹妮一手打造的2007“快男”冠军陈楚生在彩排后缺席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陈楚生消失事件”演绎成“解约门”，陈楚生坚决地要离开天娱。那是龙丹妮接手天娱前做的最重要的一场选秀，冠军解约给了龙丹妮当头一棒，她觉得是老天跟自己开的一个玩笑，“可能就是故意来告诉我，你看这公司有多难做”。
天娱以前的态度是“颜面拉不下……做一个烂好人”，但龙丹妮认为，“这不是公司长久运营之道”，她决定打官司。
官司打了3年，索赔金额一度高达2950万，最开始法院也很疑惑，“因为之前没有人认真打过艺人（纠纷）案件”。但龙丹妮告诉对方，“中国未来这个东西会越来越多”，她把这个案子视为“我们这个行业未来艺人跟公司关系的一个案例”。
龙丹妮的苦恼并不止于此。此前她推出的每档节目都引起热烈反响，彭力记得，“幸运门票，那通用券……找关系，拿那个当敲门砖都很有用”。初创的经视并没有能力给出物质褒奖，但观众的热情给了她极大的成就感，“就变成了一个使命召唤……好像不拿第一就是丢人”，“根本没有想过第二，没想过这事，甚至第三，觉得你丢人，第四，我的妈啊，就是灭顶之灾”，“每天都是，每一期节目、每一集都是这样子的”。
回忆起那时做节目，龙丹妮说，“你根本不知道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没有模板”，“只能靠着自己的理解去做”。
但依靠直觉做节目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电视行业迎来变局，“好声音”等节目横空出世，引进国外版权按照说明书制作的真人秀节目，品质精良，吸引了大批观众。另一个难言之隐是，2011年“限娱令”出台，选秀节目不能在黄金档播出，一家卫视一年只能播出一档音乐类真人秀。
彭力陪着龙丹妮去拜访过李开复、雷军等互联网大佬，向他们请教如何推出互联网时代的偶像产品，彭力说，“包括我们去做互联网娱乐节目，这些都是我们在大的过程中间的一小步……我们希望厚积薄发地能够再来一次，大的一次选秀革命或者叫运动”。但互联网就像一条滑溜溜的大鱼，彭力也在琢磨，“总是差着、隔着一点”。
龙丹妮也嗅到了互联网的崛起，“这几年互联网的变化很快的，而现在不是大鱼吃小鱼的问题，而是快鱼吃慢鱼的问题……电视台可能会有恐慌感，哇，是不是这个时代怎么样了？”
一种内外的焦灼促成了龙丹妮的自我反思，“我就觉得没有一个东西能够召唤我，可以让我继续下去。最难的……是在你内心认知上的一个焦灼和迷茫”。在马昊看来，男子汉团队不会成为龙丹妮情感的归属，“她发现人和人的情感不能够互相，就是说不能够太感性。从那个时候她狂热地热爱上了这个当代艺术，因为从艺术当中她能够找到她心灵的那种安放的位子。”
艺术家向京说，“她以前完完全全是一个就是恨不能24小时都是工作状态这么一神经病，工作狂。她就说，她的同事，包括跟她一起合作的人，都说她好像没有以前干活那种劲头了”。
龙丹妮正是在这种迷失中和向京熟起来的，两人经常相约看艺术展。
2013年的“快男”冠军华晨宇告诉《人物》记者，私下一起吃饭的时候，龙丹妮会跟他聊文艺复兴，聊巴洛克，“她能跟你聊三四个小时嘴巴不会停下来，会一直说，我们就永远都是在那儿，哦，哦，就是跟在上课一样”。
现在“她最愿意谈论的话题就是这个‘存在’的问题”，马昊说。龙丹妮开始觉得，“那些什么打仗、打官司根本不算什么，最难的（是）所有人看不到的东西，是在你内心认知上的一个焦灼和迷茫”。
她对事业有了新认识，“就是天娱如果把它看成一个人的话，我觉得它在慢慢自我觉醒，它以前是没有味道的，它就是一个进钱的公司，所谓造星，它就是一个流水线。但是我们看到其实任何一个企业往后走，它是要人格独立的”。
“她浸淫在这个娱乐业里面这么多年了，我想她对这个东西，就是它的一个虚无、它的一个繁荣已经看太多了，我觉得从她自身的一个成长来讲，她目前应该到这个年纪，她肯定在思考非常多的事儿。”向京说。
美人迟暮
但现在，龙丹妮不希望自己“还跟一个傻子一样可能还跑10年”，而渴望到达一种更深刻的境界。
她把法国女作家萨冈的传记送给曾轶可，说你俩很像。曾轶可看了书，也很喜欢萨冈，“她说我玩的时候跟她像……她可能觉得我玩起来的时候很挥霍吧，但是青春不就是用来挥霍的？”
“我给她看萨冈的书，那是因为不想让她变成第二个萨冈。”龙丹妮的用意恰恰相反，“那完全是从一个成人的角度在教育孩子。因为萨冈她是，就像曾轶可一样的，很早就出来了，19岁吧。她的问题就是在于，19岁一出来以后就疯狂地玩儿，疯狂地纵欲，最后孤独终老而死。”
一天晚上，曾轶可忽然坚持要带龙丹妮去兜风。此时的龙丹妮已经想要结束那种疯狂的生活方式，把生活常态“酒吧聊天，变成了跟艺术家聊天”。
她问曾轶可：“兜什么风？”
曾轶可说：“很浪漫你知道吗？”
她说：“好，去兜风。”
那是在冬天，曾轶可开了辆吉普车，把所有的窗户摇下来。那么冷的天，龙丹妮说能不能把窗户摇上去，曾轶可说这样很浪漫。然后开始放自己的新歌，龙丹妮问，你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么一个情况下。曾轶可说在这种环境下听这个歌就很有feel。
歌放完，“怎么样，怎么样，好不好听？”
龙丹妮很严肃：“下次如果还是这样水平的，你就不用再给我听了！不需要通过这种环境来告诉我这首歌有多好。”
“我觉得你老是还沉醉在一个这样的状态里面，这个状态是你臆想出来的一种状态，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离地面、离地气已经很远很远。”龙丹妮说得非常严厉，“如果你愿意一辈子当个小孩，那是你的选择，那你的格局和认知也就在这里。”
“我想突破自身，我想修炼。”龙丹妮说。
她想起，年轻时，身边有些朋友，“很漂亮很漂亮的姑娘”，“我们觉得哇塞”，有女孩子的嫉妒，“就是说我操，我们怎么就没有这样，我们只能靠奋斗是吧”。
40岁之后，龙丹妮又见到了这些朋友，美人还是“当年的打扮”，人到中年，还停留在当时十几岁、有很多人追求时的那个状态。
“当你看她第一眼以后，我觉得心里有一种难受。”龙丹妮说。
她觉得，“这就是没有长大，人不能拒绝这个事情”，“所以叫美人迟暮，其实不是迟暮的容颜的衰老，而是迟暮到，你为美人哀伤的是一种内心的衰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