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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一书中，哈罗德·珀金教授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对欧美大学的产生与发展历史进行了理论梳理。通过对该部分的解读，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历史研究方面的启示。
[论文关键词]多学科研究 历史研究方法 高等教育研究 启示
一
1984年出版的由高等教育研究专家伯顿·克拉克教授主编的《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一书首先提出了高等教育研究的新视角——多学科研究，这种新的研究视角开创了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的新局面，专家们预言：十年以后西方高等教育将出现复兴，需要对高等教育进行深入的、多学科的、跨国的研究。随着1988年该书中译本的出版和1991年由潘懋元先生主编的《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一书的出版，多学科研究作为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已经为广大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和实践探索者们所接受，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主流范式。《高等教育新论》一书分别从历史、政治、经济、组织、社会学、文化、科学和政策的角度出发，通过自己“学科领域的透镜观察高等教育”，然后由伯顿·克拉克教授站在高等教育研究的立场上对这八种观点进行总结，“指明这些观点怎样导致产生一个更大的联系而不是离析的框架”，这些框架分别是政治与市场、结构和文化、科学与高等教育，八种观点最后都导向“政策”和“管理”。本书内容纷繁复杂、观点新颖，我们这里仅对历史的观点进行解读，希望能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历史研究得出一些启示。
二
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哈罗德·珀金(Harold J.Perkin)教授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对高等教育的历史、特别是西方近代大学的产生与发展进行了理论梳理。珀金教授认为：“与各门学科相比，历史学是一门题材广泛、方法多样的学科。……历史学家们常常必须闯进其他学科领域中去，利用它们的研究成果与方法为自己的研究服务。”从这一点上讲，历史学与高等教育的研究倒是非常相似。潘懋元先生在对多学科研究高等教育的必要性进行论述时阐明了这样的观点：“无论从高等教育系统与社会各个系统的外部关系上，或从高等教育各个专业的内部关系上，都有必要从不同的学科观点，运用不同的学科方法来认识高等教育的功能与价值。” 大学自12世纪诞生以后，尽管经历了许多的变化，但最终连绵不断地发展至今，其中有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即大学是因为其对知识的自由追求而存在，大学的发展史就是自由和控制矛盾关系的发展史。在大学发展史上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当大学最自由时却最缺乏资源，当它拥有最多资源时却最不自由”，但这仅是一个现象而非大学发展的规律，也不能就此而说明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物质财富较为丰富的时代，大学就必须失去自由。很明显，失去学术自由的大学将最终走向毁灭。那么，大学如何在当今时代保持独立追求知识所需要的自由?正如铂金教授所言，“人们将拭目以待”。
欧洲大学诞生在一个“既分裂而又分权”的社会环境之中，中世纪的欧洲存在着两个并列的权力中心：即宗教神权和世俗皇权。在这两个权力中心的支配下，社会被一分为二：从教皇与皇帝开始，通过大主教与国王，直至主持与贵族、教区牧师与庄园主。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的法律和审判机构。两种权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进行着斗争，斗争促使权力中心双方都要争取同盟者。当市镇兴起之时，商人和手工业者组成行会，一方面保护自身的权益，另一方面组织起来向教会或世俗皇权争取自主权——要求颁发特许状。欧洲的大学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以“学者行会”的形式诞生了。学者行会也从教会或世俗皇权那里获得特许状，拥有了诸如独立发表自己的见解、自由迁徙等方面的自主权。欧洲大学诞生以后发展很快，12世纪只有4所大学，到了1500年已经增加到了58所，遍布整个欧洲大地。
从16世纪到19世纪中叶，欧洲大学经历了一个由衰落到复兴的历史发展阶段，珀金教授是以英格兰与苏格兰为例来说明这个阶段的大学发展的。中世纪的大学是名副其实的“象牙塔”，学术研究与社会实际并无多大关系。从17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初，英格兰的大学都因为学生的奢侈浪费以及激进主义而为人们所不齿。传统大学对科学技术采取了拒绝的态度，这促使新兴的大学在英国诞生，“如果社会不能从原有机构中获得它所需要的东西，它将导致其他机构的产生”。新兴大学的兴起不但复苏了英国衰落已久的高等教育，而且使得科学技术很快被包括传统大学在内的高等教育机构所接纳并成为大学系统中举足轻重的学科门类。
欧洲大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以德国柏林大学的兴起为里程碑的。众所周知，柏林大学的主要创办者洪堡提倡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大学理念，被人们尊为“洪堡思想”。实际上洪堡是个人文主义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他认为大学是“社会道德的灵魂，是为了确保获得最纯粹和最高形式的知识(Wissenschaft)”。如果说英国新兴大学产生的主要原因与动力是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需求的话，那么柏林大学与“洪堡思想”的产生却不是社会需要的产物，而是思想的产物。洪堡思想当中的“科研”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科学研究的含义有很大的不同，Wissenschaft不同于实际知识或应用科学，它是指能够有助于学生智力的训练、道德的提升和情感的培养的所谓“纯粹”的知识。尽管如此，洪堡思想成了欧美大学史上标志性的思想并为其他各国大学所效仿，例如英国的剑桥和牛津曾效仿德国大学的教授制，而美国大学把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思想与大学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结合起来，这就是著名的“赠地法案”、“威斯康星思想”和“康乃尔思想”。美国在效仿德国大学做法的另一个创举就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办，美国人认为，一所大学“除非有相当一部分人力、物力专门用于研究，否则它就不可能成为一所大学”。美国大学在举办研究生院方面所获取的成功经验既是对洪堡思想所做的“美国式”的改造，同时也是美国人对欧美大学乃至世界大学发展所做的贡献，又为其他国家大学(包括德国大学)所效仿。日本大学在效仿德国经验时同样是有选择性的，日本大学提倡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把重点放在了实用科目与应用科学上。日本大学的讲座制也具有自身特色。从各个国家对德国大学的选择性效仿方面我们可以领略到现代大学的魅力，大学是一个包容的机构，而不是一个为就此而舍彼的机构，大学是一个国际性的机构，同时也是民族性的机构。这“说明了大学发展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 "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都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大学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大学在自由追求知识的同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后工业社会之需要大学一如大学之需要后工业社会。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既依赖于知识的不断进步，也依赖于知识分子的再生产，正如工业社会依赖于资本的不断投资和有技术的管理人员、工人的再生产”。新时期的大学在成为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轴心机构”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困境：一是大学对国家财政拨款的过分依赖使得政府(主要是地方分权制国家)加强了对大学的控制，以至于威胁到了大学的学术自治；二是大学开始向法人官僚机构发展，形成了学术人员与专职行政人员的对立以及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对立；三是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化高等教育之间的不相容性，使得大学对高深学问的追求与社会公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之间出现矛盾。如何走出这些困境、解决业已出现的矛盾并且继续保持传统大学对知识追求所需要的自由，成为现时代大学必须急切考虑的问题。
三
《高等教育新论》选取了八个学科或领域对高等教育进行了“舞台聚光灯”式的研究，而在这八个学科或领域中，我们认为将“历史的观点”排在第一位并不只是简单的“排名不分先后”的问题，这恰恰说明了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珀金教授认为，“一个人如果不能理解过去不同时代和地点存在过的不同的大学概念，他就不能真正理解现代大学”，历史研究的作用在于“如果你想要知道你要去哪儿，它帮助你了解你曾去过哪儿”。如前所述，历史的研究并不只是对过去曾发生过的事情的再现，而是为现实的问题寻求答案。历史研究的观点还告诉我们，欧洲大学在不同国家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16世纪以后，总是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紧密结合，表现出很强的文化特征。
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界在对待历史研究的态度上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价值取向：一是认为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历史很短，没什么可研究；二是研究历史对解决实际问题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三是在仅有的历史研究中，也只是就历史而历史，以再现历史事实为主要研究目的，对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认识不够；四是认为大学的历史仅仅是西方大学发展的历史，严重忽视了我国古代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五是高等教育史，延伸到教育史乃至整个历史学科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从目前这些学科专业在我国的研究、教学以及招生与培养的现状中都可以得到印证。
通过对《高等教育新论》的阅读以及对其历史观点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启示，也许对解决我国高等教育历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会起到一些微薄的作用。
首先，要有一个合理的对待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在对待历史文化传统和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我们惯用的方法是“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但是何为精华与何为糟粕却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不同阶层的人们总是在做出价值判断时渗入了太多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东西，使得精华与糟粕变得模糊而不可确定。况且就文化整体而言，精华与糟粕本身也许是共生并存的。一个世纪以来，在西方科学文明的冲击之下，我们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出现了太多的“剑走偏锋”现象。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以前国学与西学的论战还只是存在于文化领域的话，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已将这场论战“剑走偏锋”地导入政治领域，而后者因为执政党的价值取向而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几乎丧失了存在的空间，“十年浩劫”使其达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因为思想禁锢的解除而有所好转，但是，被割断的显性历史文化传统被重新续接显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可能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从历史的角度研究高等教育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研究大学发展的历史，如同我们重视欧洲大学的发展史一样，我们还须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让历史去告诉未来。而这样做的前提条件就是我们应该对历史有一个尊重的态度，尊重历史就是尊重人本身。正如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所言：“当古代文化被遗忘时，整个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就是野蛮。就如一件东西脱离了根本，它就会毫无方向地飘荡，这也就是我们失去古代文化之后的景象。”
其次，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历史虽然很短，但我国却有着悠久的高等教育发展史。以什么标准来划分高等教育，潘懋元先生主编的《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一书在“历史学的观点”里列举了两个主要的论点：一是约翰·S·布鲁贝克(John S.Brubacher)认为“高等教育是社会文化中高层次的教育”，
“是最高层次的学习阶段”。二是潘懋元先生认为“高等教育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教育，以培养专门人才为目标”，所以，“严格地说，近现代高等教育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才形成的”。实际上，这两种观点并不是完全针锋相对的，潘先生对高等教育所给的定义本身是站在现代大学的立场上作出的，他并没有完全肯定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高等教育”并非高等教育，而是给高等教育加了引号。显然，加了引号的高等教育也是高等教育。
从近代欧洲大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各个国家在借鉴所谓“先进”经验时都表现出很强的选择性，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是在互相学习并与本身文化传统的交互作用下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它既具有很强的国际性(共性)，也具有很强的民族性(个性)。实际上，每所大学都具有自己的个性，个性也许是大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活力源之一。所以，以我国现代大学历史较短为由而忽略对我国悠久的高等教育历史进行研究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研究高等教育的历史，或是从历史的观点研究高等教育，不仅需要研究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而且也应该着力挖掘我国古代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事实与经验，后者也许更加重要。著名学者涂又光先生在讲课时曾说过：“我们要办中国的高等教育，不能办在中国的(西方)高等教育，我们要办中国的大学，不能办在中国的(西方)大学。”我国现有的大学是一个世纪以来引进西方制度的产物，是学习先进经验的结果。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中华文化是一个极富包容性的文化。如前所述，大学是包容的机构而不是为就此而舍彼的机构，同样的，中华文化也没有必要为就此而舍彼。就一个民族、一种文化而言，为学习先进而舍弃自身无异于邯郸学步，况且学习先进的东西必须以本身文化为“砧木”，方可使所“嫁接”的东西“枝叶繁茂”，更具生命力。
所以，在中国发展高等教育、建设“一流的大学”，学习先进的经验是必须的，而把“大学”与我国传统文化相融合，从我国古代灿烂的文化当中、从悠久的高等教育发展历史当中汲取营养也同样必须。例如“从夫子游”式的教学方式、“稷下学宫”的讲座式教学以及宋明时期的书院、各个时期的太学、国子监办学形式等，同样对我国现代大学具有借鉴作用。如果说大学中自然科学的学科领域我们必须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榜样”的话，社会学科与人文学科在大学中何去何从，还需更多地要向我们的古人学习。
“真正的历史学并不是一味按照年代顺序挖掘史实材料的一门学科，而是一门解决问题的学科，它向现实(或一度是现实的)世界提出种种问题，并努力探寻问题的答案”。哈罗德·珀金先生的这番话告诉我们至少在学术研究中应该善待自己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