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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研究 中国学派 内部条件 外部条件 创生路径
论文摘 要：创生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国学派，学科成熟是学派创生的内部条件，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则是学派创生的外部条件。因此，应致力于建设好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内外部条件，为学派创生建立基础。此外，“中国学派”的创生路径应由点及面，由小到大，从建立一个个国内的学派起步，逐步形成“中国学派群”，在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走向更高程度的成熟的同时，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国学派得以创生。
建设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国学派是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2009年学术年会上提出的观点。其后文章刊于《高等教育研究》2009年第11期，题为《高等教育学：在学科与领域之间》。在该文的最后部分，他提出了建设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国学派的构想。他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者应增强使命感与紧迫感，“在已取得的重大研究进展基础上，推进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化，相信会逐步形成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学科理论学派，或可称之为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国学派”［１］。
刘海峰教授提出建设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国学派，体现了我国高水平高等教育研究者所萌发出的学派意识，这是学术研究向更为成熟的方向发展过程中研究者所产生的一种自觉。因为如果一门研究过多地选择依附发展的道路，就意味着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永远处于从属地位，永远不可能占据研究的制高点。那么，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国学派的创生还需要什么条件呢？具体如何推动其创生呢？笔者不揣浅陋，谈几点不成熟的思考，求教于方家。
一、学科的成熟是学派创生的内部条件
“学派”的英文为“school”；德文为“Schule”；法文为“e’cole”，皆源于希腊文“skhole”一词。《当代汉语词典》对该词的解释是“同一学科中由于学说、观点等不同而形成的派别”。这是在近代西方学术分科后的“学派”含义，指共治一门学科的人当中，由于知识背景、切入问题的视角等不同，可能形成相同或不同的见解，而持相同见解的人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学派。譬如经济学这个学科，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分为不同的学派，例如，宏观经济学中便有众多的学派：凯恩斯学派、后凯恩斯学派、理性预期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给学派和新制度学派等。
当然，在近代西方学术分科之前，已早有学派之说。如古希腊的四大哲学学派：柏拉图学派、亚里士多德学派、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在中国，也有学派的记载。如《明史》载：“阳明学派，以龙溪、心斋为得其宗。”而且，在更早的年代，虽未有“学派”之名，但已有“学派”之实。如先秦诸子百家便可称为古代的学派。古代的学派，无论中西，基本都不局限于同一学科的范畴，如亚里士多德学派便涉及到哲学、逻辑学、物理学、生物学、教育学、政治学等学科，中国古代的学派更无学科之概念，如儒、墨、道、法四家都是包罗万象，集各学科之大全。
但现代意义的学派，自近代西方学术分科后得以明确。近代以来西方学术分科发展之方向是以研究对象作为划分标准，因其对象是固定的，而研究主体是不同的，通过固定之研究对象将不同的研究者（学者）归并到一个学科中，如此以“学科”类分学人，学人依据“学科”范围在前人知识积累基础上不断探讨，使“专门之学”愈研愈精而成为精深造诣的“专家”。这众多“专家”，虽然同治一个学科，但往往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具体方向的不同，产生不同学说和不同观点，从而推动学科的成熟。在此基础上，持相同学说、类似观点的研究者往往会形成一个个有凝聚力的群体，产生学术争鸣和论战，学派便因此而产生，并且又进一步推动学科的成熟。
因此，对于现代意义的学派来说，其产生的内部条件便是自身学科的成熟。学界也一般认为，学派的出现，是学科成熟的标志，有自身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一门学科的成熟过程，是不断证伪的过程，如相对论对经典物理学的否定，便标志着物理学学科的成熟。那么，学科中的证伪如何出现呢？学科发展过程中，没有争鸣，就难以发展新观点，学科中的证伪便在学术争鸣中出现。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告诉我们：如果在一个花园里，只有一种花，开的也只是一种颜色，即使花园再大、花再多，也不免单调；只有百花齐放，争奇斗艳，万紫千红才是春。学科发展也是如此，如果总是只有一家学说自弹自唱，其他都是忠实而盲目的追随者，就证明这个学科还是不成熟的。因为没有学术争鸣，一门学科无论如何也很难达到新的高度。所以，学派是学术发展过程中具有规律性的正常现象，学科因学术争鸣而走向成熟，便具备了产生学派的内部条件；学派产生后，将进一步带动学者、学派之间的争鸣，最终推动学科向更加成熟的阶段发展。
二、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是学派创生的外部条件
事物的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同时起作用的。以上谈“学科成熟”是学派创生的内部条件，但学科也并不是自然而然就成熟的，它也需要一些必要的外部条件的支持。如上所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作为“学科成熟”的标志，只有“学科成熟”，才会产生 “同一学科中由于学说、观点等不同而形成的派别”——“学派”。因此，创设能使各学科及学科内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环境和氛围便可作为学派创生的外部条件。
纵观世界学术发展史，无论是哪个学科的崛起，还是哪项重大科学成果的取得，都离不开较为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欧洲中世纪后期，就是因为告别了“黑暗时代”的专制与独裁，才有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的兴起，并带来人文主义的兴起和创新进取、创业开拓精神的融合，并最终引发近代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没有19世纪欧洲浓厚的学术气氛和宽松的环境，便没有科学学派的兴旺和科学的发展：当时无论是学派的数量，还是学派所涉及的学科等，是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比如，有机化学领域的李比希学派、杜马学派、武兹学派、凯库勒学派、弗雷泽纽斯学派，生理学领域的路德维斯学派、米勒学派、迈克尔赛勒学派。被恩格斯誉为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的细胞学说、进化论、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这些重大理论的诞生，都与这些学派的兴旺不无关系，与当时的自由学术环境不无关系。
那么，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是如何对学派创生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的呢？
首先，学派的创生需要学术争鸣，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有利于学术争鸣。在任何时候，真正的学术进步与理论的成熟，都是在持续不断的学术批判与学术争鸣中得到的。因为只有不同学术观点和主张的交锋驳难、彼此砥砺，才能发现学术理论观点和主张中的缺陷与不足，从而促使学者不断地思考其主张，逐步完善其观点，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及其实践指导性进一步提高和加强。只有在宽松学术环境里，学派通过学术争鸣提供独特的学术生态，使成员在学术研究的起点处就相对个性化。在一个相互宽容和相互尊重的自由学术环境，使得这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学者们能够各抒己见，甚至是“固执己见”、进行自由的讨论和激烈的争辩，这样才能发展学派的思想，从而使得学派的理论不断推陈出新。
其次，学派的创生需要学术批评，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以宽容引导学术批评。学术批评和学术争鸣都是学派形成和发展的必要因素。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下，学术批评对学术活动来说是一个基本的研究工具和研究手段。学术领域一旦没有学术批评，也就意味着难以产生出优秀的学术作品，意味着难以产生真正的学术大师；没有学术批评，学派就难以产生，因为历史经验表明，众多学派都是在论战中产生，甚至连学派的名称都往往是由论敌提出来的。但是，如果没有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的引导，一是难以产生学术批评，二是学术批评容易走向偏激，变成人身攻击和骂战。因此，只有在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下，以宽容为引导，才能产生和容纳学术批评。如蔡元培先生所提倡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便为此意。
三、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国学派的创生路径
落实到如何创生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国学派，根据以上分析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一）内外结合，创设条件
首先，应当在学科自身建设上取得更进一步突破，促进学科的进一步成熟，为学派创立创设内部条件。
正如刘海峰教授的文章《高等教育学：在学科与领域之间》标题所述，高等教育学一直处于学科抑或领域的争论之中。他在文中也认为：“高等教育研究在美国等国家也从问题研究发展成为一个研究领域，但由于其语文习惯所决定，现在不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学科，我认为再怎么发展，将来也很难称之为独立学科。”［2］
当然，是否有独立学科的称谓，有文化习惯和语文习惯的原因。而关乎学派创立的内部条件，更重要的是学科的成熟程度问题。因为即便在中国，高等教育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已有二十余年，但恐怕也还是少有人会底气十足地认为高等教育研究已是一门成熟学科——在国内，高等教育也只是一门不成熟的学科。"
那么，在客观认识到高等教育学在学科成熟程度上还存在欠缺的前提下，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更加扎扎实实地在学科建设的推进上下功夫。关于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论者众多，但笔者觉得方展画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呼吁在今天仍然有意味深长的现实意义。“第一，通过对高等教育领域的专门化系统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人类对教育现象及其一般规律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为教育基本理论体系的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第二，针对高等教育这一特定领域的实际，依据对教育基本原理的理性认识，在思维由抽象上升为具体的过程中，建立起由涉及高等教育的概念和原理组成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及其理论结构，以实现对高等教育实践的指导；第三，从我国的文化传统及国情现状出发，立足于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实践，在充分借鉴国外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经验教训和理论研究成果的同时，致力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学。”［3］以上呼吁，有些在今天已经成为现实，有些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加上这些年来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和高等教育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之路还任重道远。
其次，推进我国自由学术环境的建设，为包括高等教育学学派在内的各学派创立创设良好的外部条件。
学术环境的建设，一是文化层面的，二是制度层面的。但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当前的学术制度，都存在对学派产生的不利因素。
第一，在文化层面上不利于学派的核心人物的产生。“学派的初创阶段往往是以核心人物的出现为标志，通过发展核心学者的思想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4］但我国传统文化的中庸思想和集体观念往往导致对个体的忽视和压制，学者总是以谨慎、内敛、谦虚为美德，信奉与世无争、修身养性，这些社会心理和个性特点不利于核心学者的出现和成长。法学界的肖永平教授也认为：求同尚和的民族心理是导致中国学派意识缺失的一个重要因素。[5]
第二，在制度层面上不利于学术争鸣。我国目前的学术制度相对刻板，自由度不够高，难以鼓励学术争鸣。以学术评价制度为例，目前我国通常以论文和著作数量多少为衡量标准。通过量化，复杂的学术评价变得简单快捷，但当学术与学者身价、收入直接挂钩，学术评价成为衡量高校社会地位及调节内部利益关系的主要依据时，学术评价的功利性、短视性和种种偏颇便随之产生，致使整个学术界都倾向于忽视质量，片面追求数量和速度。这样大家都只顾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缺少了对其他研究者的关注，学术争鸣甚少。如此一来，学者们的思想热情自然被弱化，创造天分被压制，真正的“大家”的数量和质量也降低了，学派自然也难以形成。具体到中国教育学术界，自然也没有例外。顾明远先生在《教育研究》创刊3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谈到：“目前，中国教育学术界争鸣的气氛很不够，更加缺少学术批评。这种状况不正常，如果不改变，中国教育科学难以走向现代化。”
因此，推进自由学术环境的建设也应成为迫在眉睫之事。繁荣学术需要一大批为之奋斗的学人，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需要营造宽松民主、平等自由的学术环境。我们应该大力倡导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学术氛围，努力营造有利于自由争论的学术文化，尽快构建有利于学派形成的体制机制，最终带动我国各种学术的发展和繁荣。
（二）由点及面，由小到大
具备以上的内外条件，学派也并非自动马上产生。李政涛先生认为，在成熟的条件下，学派的形成需要具备三点：人物的代表性和研究的群体性；立场的一致性和发展的脉络性；学说的独立性和发展的对话性。[7]学派作为学科成熟的标志，有自身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学派的初创阶段往往是以核心人物的出现为标志，通过发展核心学者的思想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然后，经学术共同体的不断努力，形成独特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并围绕着核心思想和研究范式不断发展，逐步扩大影响后成为成熟的学派。
若比照以上条件，在高等教育研究方面，中国称得上学派或者接近学派特征的，以潘懋元先生作为带头人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群体应算为比较突出的一支。潘懋元先生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主要创始人，1984年主编的《高等教育学》是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专著，标志着高等教育学科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在中国的初步建立。1986年，潘懋元先生领导下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获批准成为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博士点，他亦成为我国第一位高等教育学科的博士生导师；1988年，以潘懋元教授为带头人的厦门大学高教所又成为高等教育学领域唯一的全国重点学科点。潘懋元先生门下弟子众多，并已形成一个一脉相承的学术群体。二十多年来，潘懋元先生在厦门大学创设了具有古代书院师生团聚、自由论辩风味的学术沙龙，这种传统一直持续到今天，并被其他多位导师继承与发展，成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培养研究生的一大特色。其已毕业和在学的研究生也因此形成了基本理论扎实、思想敏锐、敢于开展学术争鸣的特点，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曾师承潘懋元先生的一些中青年学者）已成为国内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可以说，潘懋元先生门下弟子已经形成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研究群体，并且在学术发展脉络方面，他们和潘懋元先生的学说保持着比较良好的传承。这个研究群体注重高等教育学科建设，注重“多学科研究范式”，植根于高等教育实践，学说具有自成体系的特色和独立性。因此，若论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国学派，“潘懋元学派”或“厦大学派”应算是比较具备条件或接近条件的一支。
在此特别提出的是，刘海峰教授提出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国学派，我对此“中国学派”理解应当是“中国学派群”。因为若按李政涛提出的学派形成的几个主要条件来看，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谁呢？有哪家的学说能完全代表中国呢？当前中国确有一些前辈学者在高等教育研究方面有重要影响力，但要推出一个代表来，似乎也不好“代表”；再者中国之大，高等教育研究者众多，似也还无哪家学说能一统江湖的。因此，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国学派，应该是在中国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各学派群体的总称，应由一个个更小单位的学派组成。刘海峰教授提出“中国学派”，应当是意在强调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国声音”，以此突出在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体系构建和方法选择的“中国立场”，反对盲目地简单引进、移植或借用。
因此，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国学派的创生路径，便应由点到面，由小及大，先创造条件，产生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厦大学派”以及“××学派”等，从而推动国内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派争鸣，把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推向更高的发展水平，逐步形成一个规模更大的“中国学派群”。 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的“中国学派”再走向世界，会更加踏实有力，并且容易得到国内外同行的认可。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学派争鸣是一门学科走向真正成熟的标志，学者萌发自觉的学派意识实属难能可贵，体现了对此门学科的责任感和自信感。对于如何创生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国学派的具体问题，最重要的是，建设好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内外部条件，为学派创生和学派争鸣打好基础，并由点及面，由小到大，从建立一个个国内的学派起步，逐步形成“中国学派群”，进而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走向更高程度的成熟。只有当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以及中国高等教育实践真正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时候，世界高等教育研究才有真正的“中国声音”和“中国立场”。那时，也许不用我们自己提出中国学派，国外同行就先给我们提出来了。
参考文献： [3]方展画. 对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若干理论思考[J].高等教育研究，1996
(3)：24-30.
[4][7]李政涛.论中国教育学学派创生的意义及其基本路径[J].教育研究, 2004
(1)：6-10. [6]易连云，杨昌勇.论中国教育学学派的创生[J]. 教育研究,2003
(4)：37-42.
